經濟觀察網 書評人 徐申 中央編譯出版社新近出版了臺灣學者謝宗林翻譯的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全譯本，如果這次出版能促成重讀亞當·斯密的風氣，那它將是意義非凡的。從宣傳語看出，溫家寶總理曾五次推薦過斯密的這本《道德情操論》，而且，溫總理從不是以隨口評論的方式，而是主動、鄭重地推薦這本書，或對此書表示重視。我們都知道，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至圣先師”，亞當·斯密生前只出版過兩部著作，一部是這本道德哲學名著《道德情操論》，另一部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之作《國富論》。以溫總理的高度和對中國當下的經濟社會形勢的感受與把握，他幾次推薦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顯然有著良苦的用心。
在當代中國，市場化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被視為改革開放之前時代的標志。這樣的觀念和看法本無可非議，較之計劃經濟的觀念也無疑是一種進步。但矯枉過正之處在于，在我們的社會中一種“唯市場論”的觀念迄今為止都大行其道，為數眾多的官員、經濟學家，乃至普通民眾對此信之不疑，而他們最常引用的經典就是斯密的《國富論》和他的“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對于這些官員學者來說，這種觀念是他們近二十年來思考、制定和執(zhí)行經濟政策的“基調”和“底色”。 出于被庸俗理解的斯密思想（包括“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唯市場論”者在我們的市場經濟與相關的法制規(guī)則都很不成熟的時候，就主張把一切都放到市場中去，讓它們去接受這只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的調節(jié)，結果，許多為人詬病的后果出現了。溫總理多次強調對《道德情操論》的看重，應能夠促使人們從這種對斯密思想的片面、庸俗的理解中走出來，完整地理解斯密，進而深入全面地從理論的發(fā)源處理解“市場經濟”理念。
斯密一生僅僅出版過《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但有趣的是，我們和斯密本人對這兩本書的重要性及意義的看法完全不同，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正好相反。我們一般都對《國富論》耳熟能詳，人們也將此書奉為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盡管后世的經濟學名著仍舊層出不窮。更關鍵的是，《國富論》對其后的歷史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包括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變革進程。中國古代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很多人認為，有“半部《國富論》”也可以“治天下”了——他的《道德情操論》因此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而這與斯密本人對其著作的自我評價幾乎截然相反。
《道德情操論》是斯密的成名之作，在當時為他贏得了國內外極佳的風評，使他有條件隱居故里，陪伴守寡多年的母親。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晚年當過海關署長，斯密的身份始終是一位出色的道德哲學家，他在西方道德哲學史上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斯密和好友大衛(wèi)·休謨等著名哲學家一起，構成了著名的英國情感主義一脈；我們當下的道德話語與道德理解大都奠基于情感主義與康德開創(chuàng)的義務論倫理學所進行的道德思考。如果要舉出這兩大流派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必在其列。斯密為此書可謂嘔心瀝血之至，全書歷經五次修訂、六次出版，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完全投入在修訂、增補此書的工作中，直到去世前不久，《道德情操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修訂出版方始完成，可見他對此書的傾心竭力。《國富論》當然在斯密生前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視，作者本人也因此得益，但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斯密本人對《國富論》受到過度重視的情況不喜反憂，在去世前，他甚至想把《國富論》付之一炬。
《國富論》主張人皆有“自利”、“自愛”之心，每個人在外在的經濟行為中都是以此為動機，但會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有力地引導這些自利行為，使之能夠增進社會總體的利益。但無論如何，《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加與逐利的經濟行為，因此，立基的人性基礎是人性中自利、自愛的性質。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立足于經驗觀察，提出人皆具有“同情”的道德能力（即人都能夠與他人進行設身處地的“換位感受”），并以此為基礎展開了他的道德哲學論述。粗看起來，斯密在兩部作品中體現的對人性的基本觀察，或立足的人性論，相互是有矛盾的。的確，《道德情操論》傾向于人的“利他”的一面，而《國富論》則立基于人性“利己”的一面。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問題”的由來。但是，將這兩部書中體現的人性論完全對立起來是有問題的，正確的理解是將它們結合起來看。斯密認為人的自利、自愛本性可能更根本一些，但這種自利或自愛絕不等同于自私或惡，因為人性的基本面中還有“同情”的道德能力，正是這種人性的基本能力，使他人的幸福對我們具有充分的重要性，而一個完整的人永遠不會只是一個受“看不見的手”支配的“經濟人”。在這次汶川地震中，幾乎每個人都表現出的同情心不正印證了這種看法嗎？
拋開《道德情操論》，只看《國富論》，我們往往會得出那些為斯密本人深惡痛絕的結論，如人性本質是自私的等等。這些結論再推進一步，就會認為在經濟行為中人們是可以作惡的，因為人性本質如此。但我們相信，這樣形成的市場經濟不但是壞的、與人們的幸福正相抵觸的，而且與斯密的設想也正好相反。所謂“看不見的手”其實預設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任何人，尤其是擁有政治經濟權力的人，都不可以將其他人視為可以任意支配的手段和工具。這其實與康德的“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題殊途同歸。而在現實歷史中，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支配關系比比皆是，如何克制這種俯拾皆是的惡，以保證真正的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呢？斯密在人性的角度開出的藥方就是《道德情操論》中的“同情”。這一點也不空洞，因為這正是一切正義、公平的制度的人性基礎。由此看來，真正的市場經濟與我們的“和諧社會”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鄒恒甫所說，“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話就要左手拿《國富論》，右手拿《道德情操論》，而且一定要右手為大。”我想溫總理幾次推薦《道德情操論》，出發(fā)點也是如此吧。
這次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道德情操論》全譯本，譯筆扎實細致、嚴謹樸實，極能傳達作者的風格，與不可靠的過度意譯不同，譯者以完整傳達作者的文意與風格為第一要義，但同時又不失中文的雅致、簡潔，中、西文風在這個譯本中得到了很好的統(tǒng)一。不很夸張地說，讀者甚至可以感到斯密是在講現代漢語。此書譯者是出色的臺灣學者謝宗林先生，除此書外，謝先生還譯有斯密的《國富論》，僅這兩本書的翻譯出版，他對學界的貢獻就可謂大矣。另外，謝先生還譯有經濟學諾獎得主哈耶克的《不要命的自負》（大陸譯本名為《致命的自負》）。斯密與哈耶克同為經濟學大師中關注道德與政治問題的指標性人物，由此也可看出譯者的學術旨趣，由這樣一位對作者思想有所專研的學者操刀翻譯，譯文的質量是大可放心的。
作者徐申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博士
（書評及相關資料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