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特約專欄作家：陳彩虹

1997年的金融危機，帶來了韓國經濟結構和企業(yè)資本結構的巨大變化。危機之前，韓國的大型企業(yè)集團和金融機構，或是完全韓資企業(yè)集團，或是純粹的政府資本機構。金融危機強迫性地打開了韓國市場，外國資本在如今韓國的大企業(yè)集團和金融機構中，已經占有了很大的份額，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的外國資本的份額已經超過了50%。

如此的資本結構變化，帶來了管理方式和管理者的變化。基于原有企業(yè)和金融機構政府支持背景或政府資本的特色，終生雇傭制頗為流行，冗員相對較多，因此，管理方式和管理者變化，帶來的首要變革就是裁員。

韓國在金融危機之前就業(yè)情況非常地好。即使受到市場強烈競爭壓力，導致“不得不”進行裁員時，韓國人的選擇是從層級體制的最下層開始的。“下崗”由下而上來進行，最底層的職員先行進入到失業(yè)隊伍之中；相反，越是處于層級的上層，越是沒有人下崗或很少人下崗；最上層則完全穩(wěn)定。

究其原因，在于如此的資本結構，越往上層，不是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利益代表者，或是接近資本所有者或代表者的“管理者”。但是在金融危機后，企業(yè)資本結構的巨大變化，情況就完全改變了。

韓國外換銀行被外資收購之后，裁員的方式便從上而下地進行了。該銀行總行近三分之一的管理人員，小到科長，大到部門總經理，硬是一日之間丟掉了飯碗。韓國國民銀行更換行長之后，新的行長先在總行開始進行人員結構調整，一些昔日的高層管理者，也失去了工作。

不少企業(yè)或企業(yè)集團，在運用傳統(tǒng)的“下崗”手段，如以年齡劃線來鼓勵提前“自愿退休”，支付一筆較大的退休金為代價的同時，加大了從管理層下手來安排“下崗計劃”的力度。在許多企業(yè)中，裁員的計劃一旦確定，不再只是最基層職員“下崗”，而是有了相當比重的“管理人員”將失去工作。

如此的變化，使得相當多的管理人員不再認定自己的位置是“鐵定”的了，他們開始改變觀念。在三星經濟研究所的一份調查中，許多企業(yè)的首席執(zhí)行官在休假時，不再只是打高爾夫和爬山、旅游等身體鍛煉，而是拿出相當多的時間來讀書學習，并以讀經濟和管理類書籍為主。韓國幾乎所有的管理人員，包括高層在內，都有濃厚的隨時可能“下崗”的危機意識。

與其相反，一般的技術職位或操作職位，盡管處于組織機構的基層，在這些崗位上的專業(yè)技術或職業(yè)人員，飯碗的穩(wěn)定性則大大增強。近些年，有些韓國商業(yè)銀行等金融機構和企業(yè)的“下崗”，就只集中在管理人員身上。

在企業(yè)和金融機構中從上而下或上下同步地進行“下崗”安排和操作，無疑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合理性。在韓國現實格局下，一般的管理者并不是直接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不直接帶來效益；同時，他們常常領取大大超過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收入及福利。

按照企業(yè)整體的戰(zhàn)略和市場變化的格局需要，對這些人進行“下崗”安排，效益肯定要大大高于傳統(tǒng)的“從下而上”的“下崗”制度安排。據估算，在韓國金融機構中，一個中高層管理者“下崗”節(jié)約的直接成本，相當于6至10個基層一般操作職員“下崗”節(jié)約的直接成本。

（作者供職于建設銀行董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