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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村的羌族人
    導語:祭祀大禮只有在轉山會、羌歷年、婚嫁等時才會上演。

    經(jīng)濟觀察報 記者 張晶                         一

    第一陣清朗的羊皮鼓聲在山谷間回蕩,釋比們將各種法器操持在手,口中誦唱著壇經(jīng)。緊接著女子們圍成一圈,鍋莊跳了起來。

    居中的年邁老者是祭祀儀式的主釋比,傳統(tǒng)的羌族服裝外,套著一件光亮的羊皮襖。衣服看似陳舊,卻泛著奇異的光彩。頭上戴著一頂象征至高榮耀的金絲猴皮帽。

    鼓聲愈來愈密,白色絲穗在細碎的陽光下跳躍翻飛,一時風聲呼嘯,似乎能讀懂天意的,只有這位釋比。

    這是一場特殊的歡慶,為了慶祝幾日前祭祀塔剛剛落成。地震中,即使是維系千年的祭祀塔,也難逃一劫。通常情況下,祭祀大禮只有在轉山會、羌歷年、婚嫁等時才會上演。人們正是靠這些傳統(tǒng)維持著大山里的秩序。

    所有的拍攝者中,不僅有好奇的游客,還有一群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由佳能公司、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PIOOOO公司三方合作的“羌族文化影像保護”項目組(下稱“項目組”)的工作人員。“我們希望通過影像紀錄的方式,讓更多人了解羌文化。”佳能公司項目工作人員魯杰說。

    政府和村民都很支持他們的舉動,為了配合盡早完成拍攝,村民們用平日打豬草的竹簍,背石砌塔,一周內就完成了這項拖延已久的工程。

    祭祀結束后,外來的客人爭先恐后地和余正國合影。這位年輕的小伙子,是這個村莊內可數(shù)的古羌釋比文化傳承人之一。

    “正國笑笑,別那么嚴肅。”攝影師喊了一聲。“這種事(祭祀)當然得嚴肅。”他應道,嘴角掩不住笑容。

    阿爾村位于岷江上游,距離汶川縣城30公里。震后滿目瘡痍,時見飛沙走石。但對于大山里的人們,即便沒有地震,也早已習慣了與泥石流、塌方等災難共生。

    阿爾村的樸素和本色像極了大多數(shù)的村莊,充滿著寧靜與懷舊的氣氛。如今,這里已是汶、理、茂等羌族聚集區(qū)中為數(shù)不多的全村人都會講羌語的地方。項目組的思稢說,在茂縣的松坪溝,50年前幾乎沒人會說漢語,50年后會說羌語的人很少。

    對很多年邁的人來說,這種封閉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山外的世界就像遙遠的傳說。多年來一直研究羌族文化的焦虎三在《云端的阿爾村》一書中寫道,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這里也幾乎與世隔絕。

    阿爾村有四個自然村寨,其中余正國所在的巴奪寨海拔2200米。天氣好的時候,從山底仰望,依山而建的寨子的確像是夾在云層之中,也正因此,人們習慣將羌族稱為“云端上的民族”。

    阿爾村被五座山包圍。俗稱的轉山會,也就是“祭山”。祭山是羌民的大典,羌諺稱之為 “皇帝祭社,百姓祭山”。除去祭祀信仰的神山之外,其余幾座也功用非凡——預告天氣、指示時間、祈求降雨。

    羌族人認為,白石是圣潔、神圣的象征,也是村中代表諸神的圖騰。于是家家戶戶都會在屋頂供奉白石。上山后遇到的第一塊白石,會被村民請入家中,做日常拜祭之用。

    除了祭祀塔外,在地震中同樣損毀的,還有古代作為御敵之用的碉樓。

    歷史上,農業(yè)合作化的步伐到達這座寨子的時候,一度還有了個應景的名字,“勝利村”。再后來,文革來了,“破四舊”讓老釋比們不得不隱姓埋名,尊貴的身份一時成了招致禍端的角色。

    余正國的爺爺余明海在幾年前去世,在世時威望極高,是當時年紀最大的釋比。作為公眾人物的釋比,被認為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與威信。在宗教文化中,他們被稱作“薩滿”,漢語中又稱“端公”,而西方學者統(tǒng)稱為巫師。釋比則是羌語中對他們的稱呼。

    在汶、理、茂三地享有名望的余明海老先生,臨逝前已有征兆。當時同樣作為釋比的女婿朱金龍本來計劃去外地演出。那一天,余明海極力勸說他留下,說自己可能活不過這周。

    朱金龍看老人氣色很好,還是決定出行,只是再三囑咐家人悉心照料。不過一日,老人平日用來吸蘭花煙的一長一短兩只煙槍先后莫名斷裂,幾日后,余明海離開人世。

    因為家境困難,余正國很早就退了學,他也曾數(shù)次走出大山,但終究走了回來,固守一方水土。他發(fā)現(xiàn),在阿爾以外,他很難贏得民族和家族所賦予釋比的光耀。

    釋比儀式劃分為上壇、中壇、下壇,分別用于祭祀、喜事、驅邪。作為釋比文化傳承人的余正國,還有很多的功課要修,“有了這些技能,才能真正成為受人尊敬的釋比”。

    余正國的姑父朱金龍同樣是釋比。朱金龍說,不懂上壇不能叫釋比,只能稱巫師。由于釋比“傳男不傳女”的規(guī)矩,根本不存在女釋比,“不久前汶川縣城的羌族文化節(jié),說是有位女釋比,我去看了,只是懂一點下壇,至多稱為巫師。”

    對很多外來者而言,余正國的家像是繞不過去的驛站。一家人熱情好客,二樓的儲藏間內,至今堆放著幾十床被褥,記錄著南來北往的記憶。近一月以來,項目組的工作人員,也成為這里的寄居者。

    在阿爾村,到處種的是耐寒耐貧瘠土壤的土豆,外邊的人也會請村民出去表演,但當?shù)厝瞬⒉豢看藶橹饕杖搿^r閑季節(jié),男的上山打獵,也有人會到幾十公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采集貝母、羊肝菌、蟲草等珍稀物種,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采幾十斤。女人則在家中操持家務,編織羌繡。

    余正國家里同時開著一個小賣部,基本可以滿足寨子中的日常家用。寨子中的人也很少外出,通常一次采購一年的米,或是幾家包車將土豆、花椒送到城外,賣掉或者直接換一點米。有時為了賣個好價錢,還會搭車跑趟成都。


    下山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就如同外來人想了解他們一樣。

    即便和臨近村子相比,巴奪寨外出打工的人并不多,但外來元素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子中,只有那些上了年紀的婦女,依舊穿著主要為藍綠底色的傳統(tǒng)羌服;年輕一代,大都一身T恤衫牛仔褲的行頭,已經(jīng)不易辨識出是羌人。

    余正國的家中,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最搶眼的是一套新式家庭影院,擺在寬敞客廳的中央。櫥柜上面,貼著流行藝人鄭元暢的大幅海報。

    因為項目組人多電腦少,作為組長的馬占宇曾試探著問余正國,家里有沒有電腦。不多時,余搬上來一臺配置不錯的液晶電腦,打開一看,硬盤里存的都是流行歌曲。

    在當?shù)兀鳛榧漓霑r才會表演的羊皮鼓舞,也無一例外地被商業(yè)收編。余正國外出演出的足跡,已經(jīng)踏遍北京、杭州、深圳等大城市。

    余正國的父母和孩子,目前隨在北京工作的妹妹居住,已經(jīng)是一口流利的“京普”(北京普通話)。

    因為退耕還林的政策,大的木材已經(jīng)禁止砍伐。如今的寨子里,村民家門口堆放的,很多都是幾年前砍的柴禾。加上上游水電站的陸續(xù)完工,為這里帶來便利廉價的電源。羌寨中生著“萬年火”的火塘,也必然越來越少使用。

    如何保護自己的文化,這樣的問題最終也只能由當?shù)厝颂岢霾⒔鉀Q。當?shù)卮迕裼嘤狼澹m然不是釋比,但十余年間走遍汶、理、茂大部分羌寨,積累了幾十萬字的筆記和大量圖片。

    佳能計劃資助一批影像器材給余永清這樣的村民,并邀請專業(yè)人士為他們培訓。

    多年來一直研究羌族文化的焦虎三在《云端的阿爾村》一書中也寫道,每次到阿爾村調查,都會食宿此地。“現(xiàn)在這里(余永清家)已成為阿爾最為著名的‘文化沙龍’”。汶川縣文體局副局長還贊譽余永清為 “一個民族已經(jīng)覺醒青年的代表”。

    夜涼如水。為了歡迎我們,當晚的餐桌上,比平日多了一盤野豬肉。事實上,寨名“巴奪”為羌語,漢語意即“野豬出沒的壩子”。

    晚餐后,和余正國在屋外聊天。

    他同我講,十個月以前,阿爾村曾經(jīng)遭遇搬家的命運。地震之后,地質專家認定阿爾村已經(jīng)不宜居住,政府要求整個村子搬到下游的板橋村。

    阿爾村有句老話,窮不離豬。家家戶戶養(yǎng)的豬,通常留為自用,很少變賣。政府一紙令下,村民只能將豬賤賣到隔壁村寨。當時正在北京演出的釋比朱金龍,在電視上看到同村的村民對著鏡頭哭,“舍不得離開家鄉(xiāng)”。

    一個月后,地質勘察隊又下了新報告,阿爾村的村民接到回家的通知。

    除了政府按人頭劃分的不等物資之外,作為民間力量的香港紅十字會,也同意為每戶資助2.5萬元,但前提是必須符合他們的要求——在5月30日之前,用鋼筋水泥打好地基,這筆補助才能撥付。

    為了得到這筆善款,一些村民甚至不惜將本能修復的房子推倒重建。余正國打算借這個“機會”,將門前毀壞的豬圈和衛(wèi)生間推倒,用這片空地蓋房。

    余正國很能干,每天六七點便起床。兩桶200多斤的黃泥,一人擔起。整個地基的搭設,再有一周就能完工了。

    “我想蓋一座300平方米的大房子,貸一點款,借一點。”

    “為什么要蓋這么大?”

    “總要保護羌族文化的嘛。”

    “蓋房子就能保護了?”

    “像你們這樣的人來了,總得有個招待的地方吧。大家都是為了保護文化。”

    “那不是要建成旅館的模樣?”

    “有點這個意思。”

    “蓋好的房子還能叫羌寨嗎?”

    “只要外表搞成羌寨的模樣就可以了。”

    為了籌備6月1日在成都開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節(jié)”,老釋比朱金龍跟著我們回了成都。

    這位60歲的老釋比臉上,皺紋縱橫密布。走在成都街頭,因為身著羌族服裝,顯然迎來路人注視的目光。

    夜晚,我們到成都的寬窄巷子吃晚飯。倒?jié)M一杯鮮橙多遞給他,他把杯子放下又端了起來,“給我多加點冰”。我一怔,但突然間,又感到如釋重負——他早就熟諳城市生活,無需再刻意考慮和維護他的習慣。

    在此之前,他去過四次北京,有時是商業(yè)演出,有時是錄節(jié)目,“長城、故宮,該去的都去過了,沒新鮮感了”。

    朱金龍最近一次到北京,同樣是錄節(jié)目,不過,是以“感恩”的名義。

    (感謝佳能公司為此次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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