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劉香成

字數(shù)：60千

版次：2010年3月第1版

出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定價：198.00元

在有關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影像中，目擊政權變更的照片，并成為經典，我想，誰能與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9年京滬之行相比擬？當然，他是布列松。但如他的名言“決定性瞬間”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錯過1949這一決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攝影——就像他去過莫斯科或東京那樣——恐怕就缺了一份無可褫奪的歷史價值。

人與歷史的遭遇，歷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臨近解放前夕，當國民政府為布列松簽發(fā)四十天入境簽證時，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這個人的銳眼將如何見證國共兩黨的決定性勝敗。六十年過去了，海峽兩岸似乎均無意出版布列松這本中國影像專集，上世紀九十年代，歐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頭慶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長壽而多產如布列松，這份影像檔案也稱無可替代：在他畢生攝異國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國家有幸遭遇這位攝影大師，但在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變的中國，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國歷史的決定性。

1976年，本書作者劉香成以《時代》周刊美籍華裔記者的身份進入廣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離開。這期間，他與布列松一樣，沒有辜負歷史的幸運。但是當年的中國人，連劉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稱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啟動改革開放的決定性年份，將成全這位西方記者最重要的作品，而這批攝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為中國的歷史關頭留下了確鑿而豐富的見證。

自1949年到1975年，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日本等國的友好人士數(shù)度來到中國，走訪各地，拍攝新中國的照片和電影。日后流傳西方——伊文思（Joris Ivens）于五十年代初即拍攝了蘇南鄉(xiāng)村土地革命的動人紀錄片，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國》（Chung Kuo - Cina）則是目擊“文革”日常百態(tài)的唯一影像作品——但這些作品展示的是毛在世的年代，是在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國家與理想社會：寧靜、質樸、恒定，望不見終結。而劉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舉終結了此前西方的中國影像：他追蹤這個巨大國家在毛澤東逝世之后的龐然騷動，這騷動，不但大幅度改變了中國，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與能量，改變世界。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國而葆蓄記憶的人，亦即我們的父輩與祖父輩，過了三十多年看見布列松鏡頭下的京滬，會觸發(fā)怎樣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國，正當年輕，如今完整看到劉香成這些照片，也竟倏忽過去三十多年。在布列松與劉香成目擊中國二度“解放”的兩組作品中，一切已成為絕版的歷史：并非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國家事件與社會形態(tài)均被歷史吞噬，不可能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親在上海街頭目擊解放軍入城，并在日后改建為人民廣場的跑馬場聆聽新任上海市長陳毅作報告，當其時，父親哪里知道有位法國攝影家在場；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聽取星星畫展成員的講演，又豈知幾天后有位美國記者混在星星成員游行隊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門前的臺階上，從馬德升身后拍攝了密密麻麻圍觀的人。

在這兩組歷史照片中，沒有人預知，也無從想象國家在后來的歲月中將發(fā)生何種巨細無遺的變化。舉個小小的例子吧：父親告訴我，自陳毅五十年代初調離上海之后，新任市長柯慶施全面禁止交誼舞，這一禁，近三十年，直到劉香成來到北京之際，交誼舞始得獲準恢復；而當星星群體的游行鏡頭在西方媒體公布時，全世界沒有人預見三十年后的北京布滿當代藝術群體，包括歐美各國的畫廊與機構。

不必描述這本影集的精彩片段，其中每幅照片帶著無數(shù)細節(jié)，敘述歷史。那年代剛出生或未出生的晚輩將會怎樣巡視這些照片，瞧著父祖?zhèn)€個穿著中山裝，一臉前消費時代的神情，他（她）們會怎樣想？或者，今日的大學考生對劉香成鏡頭下就著天安門廣場的路燈刻苦閱讀的青年，是無從感應，抑或有所觸動？我們，毛時代的過來人，則會在影集中處處認出自己，熟悉、親切、荒謬，伴隨久經淡忘的辛酸，并夾雜輕微的驚愕：我們果然活在那樣的年代，與國家的過去、外間的世界兩相隔絕，而我們分明歡笑著，為了剛剛恢復的政治名譽，為了美容與燙發(fā)，或者，僅僅為了一臺冰箱、一副廉價的進口墨鏡……看見嗎，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對未來滿懷希冀與渴望，而這渴望的背后，唯我們知道種種人性怎樣被長期扭曲而不自知，長久壓抑而無從舒展。現(xiàn)在，這些照片以我們自己的面相與神態(tài)確鑿證實：我們，億萬人，陪著毛主席度過了毛在世的時代。初版影集被題為《毛以后的中國》，但在所有照片中，毛仍然無所不在：并非僅指其中各種各樣“文革”遺留的毛主席像，而是毛時代為我們的集體表情所烙下的深深印記——從中南海到全國城鄉(xiāng)，有哪位中國人可曾閃避這烙印嗎？記憶，會自動解讀那烙印深處的歷史故事，這故事，屬于國家，也屬于毛時代的每一個人。

就我所知，當布列松與劉香成來到中國的前后，不少本土攝影人也留下令人難忘的中國影像：例如民國的方大曾及左翼攝影家沙飛；六十年代，則有李振盛震撼人心的“文革”影像，及“四月影會”成員攝于七十年代的生動作品。所有這些攝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貴，只因歷史遺存的文本，論雄辯，無過于影像，唯余影像——歷史照片成于歷史的終點和起點。歷史穿越時間，時間與記憶在照片中會合：其中的人，成長變化，在端詳照片的一瞬，再度為歷史的人證。

布列松與劉香成有幸。他們看見自己的作品結集成冊，獻給照片中的國家與人民。問題是：我們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在本土中國攝影與西方中國攝影之間，不論作何觀感，我們是否發(fā)現(xiàn)其間的差異？如何解讀這差異？因此，最后的問題：為什么近百年來格外真實而準確的中國影像，其作者，往往是來自域外的人？

這是可以解答的問題，然而難以解答。它的答案，如果它有答案，仍然來自歷史：來自西方攝影背后的歷史，還有，我們在中國親歷的歷史。眼下這份影像報告，請注意，包括劉香成的自述，已然透露這答案中的歷史，以及，歷史中的答案。

摘自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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