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好好說
上世紀80年代初，從西方“取經”歸來的時任央視臺長助理陳漢元告訴他的同事孫玉勝，“談話節(jié)目”風靡國外。他所提到的“談話節(jié)目”便是日后被廣泛認知的“脫口秀”。那時別說是鄉(xiāng)鎮(zhèn)農村，城市里的一些人也才剛剛有了電視，人們習慣看著那個五光十色的黑匣子里傳出笑語歡歌，誰忍受得了冗長單調的對白？孫玉勝顯然不能理解這一切。
這個被束之高閣的概念直到十余年后才重回央視人的視野，但依然被作為試驗和前衛(wèi)的代名詞——沒有人能夠知道它是否能被觀眾接受，或現有的電視臺工作人員能否擔當。當孫玉勝看到錄像帶里西方主持人憑借機智和幽默將觀眾逗得前仰后合時，才發(fā)現談話節(jié)目的魅力和熱鬧程度并不亞于綜藝節(jié)目，而所謂的“現場”也并非新聞事件的專利。
孫玉勝動了心思，而他的另一個同盟者就是制片人時間。盡管依托著1996年央視改革的利好，但相對于通過招標“明媒正娶”的《新聞調查》而言，《實話實說》的誕生完全是計劃外的“私生子”。孫玉勝為此輾轉反側，“長期的封閉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頗，需要溝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對未來，人們似乎永遠處于選擇之中，渴望答案……其實我們干的事兒很簡單，就是告訴你別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
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創(chuàng)業(yè)團隊在西單的一個四合院內開始了他們的腦力激蕩，夜以繼日地談天說地。談話節(jié)目盡管不是單兵作戰(zhàn)，但誰也無法忽視主持人的關鍵作用，況且在短暫的中國電視史上又無這樣的先例可循。在一輪輪走秀般的試鏡之后，符合期待的合適人選依然懸而未決。“試了那么多，總感覺不如我們那個策劃崔永元”，倒是團隊主力喬艷琳無意中的一句話，讓大家留意到這個在旁邊“指手畫腳”、“鬼點子多”的編外人員。
1996年3月16日，《實話實說》第一期。主持人、嘉賓、觀眾、樂隊，脫口秀四大件一應俱全。人們已經長久地習慣了沉默，認為電視現場是專屬于主持人的舞臺。直到崔永元調侃了一句“今天來了一批沉默的觀眾”，原本鴉雀無聲的觀眾席上才有了些騷動，那個對他們無比陌生的話筒擊鼓傳花一樣被遞到手中。這種從看客到參與者身份的微妙轉變，也使得《實話實說》極具開拓價值——作為一個電視節(jié)目形態(tài)，它很早就昭示了即將到來的網絡時代的用戶特點：觀眾的體驗性。
很多地方臺受此啟發(fā)，原本的“新聞立臺”、“電視劇立臺”的思路也有了撼動——新聞的生命力往往只有一天，但談話節(jié)目則可以被反復播放；而且播電視劇無法讓人記得是哪個電視臺的專利，但是談話節(jié)目卻能穩(wěn)固受眾，品牌自身也能升值。各個地方臺終于開始競相效仿成本低廉的脫口秀，一夜間梨花遍開。在西方認知度最高的“中國脫口秀”《楊瀾訪談錄》的風靡，更誕生了音像、書籍等一系列衍生品。后來崔永元也評價說：“現在的談話節(jié)目，就是被公認的低成本，電視臺開了新頻道沒東西填空，就拿談話節(jié)目填空，不是什么時髦的東西了。”
古代議事廳
回頭來看，距離吉尼·格拉漢姆·司科特《脫口秀：廣播電視談話節(jié)目的威力與影響》（1999年）在中國出版已近十年，由苗棣翻譯的這本書曾一度成為電視圈內的暢銷讀本，人手一冊。但相對于“國外的脫口秀往往拿政治和性開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這對我們是不恰當的。我們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隱私化”。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初創(chuàng)時的《實話實說》有意規(guī)避了“新聞”，用一系列的親民話題調動起場內場外無數人的表達欲望。突然之間，似乎說話和聽人說話重新成為全國人民的愛好，壓抑已久的渴望噴薄而出，為這檔節(jié)目的迅速走紅推波助瀾。人們發(fā)現北京養(yǎng)鳥的老頭、河北農村的大嫂也上了熒屏，而且無需彩排，如平常那樣細碎著“該不該減肥”、“拾金不昧是不是美德”。這種與生俱來的親近性，讓人們對其產生了虛擬的信任感，越來越孤獨的人們不和左鄰右舍說一句話，害怕馬路上的陌生人，卻愿意走上熒屏，講講自己的心事。
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實話實說》這個最初的朦朧構想最終成為中國電視業(yè)中頗有紀念意義的一個事件，這顯然是一種話語權的開放。作為內地第一檔脫口秀，在一段時間內，《實話實說》堪稱是屈指可數的明星，一些人甚至因為它的播出時間而改變了周日清晨睡懶覺的習慣，例行公事一樣等待這場與眾不同的“戲劇”上演。
有人形容脫口秀就像古代的議事廳一樣，提供了一個公共話語空間。單向的電視傳播模式得以部分消解，人際傳播嵌入大眾媒體，普通觀眾終于在電視上聽到了自己的聲音。“電視和廣播的談話節(jié)目已經成為影響我們思想和行為的一種權威。它們像城鎮(zhèn)社區(qū)集會場所，在這個日益數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人們集合在一起”。
美國的媒介研究專家斯科特的看法則是：“脫口秀成為了一種供公眾交流的通氣口和渠道，因為許多人覺得他們找不到一個對話的對象，來對他們的想法作出自己的反應，幸好，他們在脫口秀節(jié)目中找到了一個由媒介明星和出人頭地的公眾人物組成的一個精英階層，脫口秀既維護了這個階層的觀點的權威性，同時又通過輕松的方式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普通人通過與他們——場內和場外的交流，獲得了一種溝通和提升思想的滿足。”
押寶主持人
《實話實說》第6年，曾幻想著78歲還坐在演播室里主持《實話實說》的崔永元離開了，因為嚴重的失眠癥，他選擇用《電影傳奇》來繼續(xù)他的中年夢想與情懷。此時，策劃過無數節(jié)目的孫玉勝也不由地搬出了那句老話，“一個時代結束了”。
在西方，脫口秀以主持人名字命名已成常態(tài)，《卡森的今夜談話》、《拉里·金直播》（Larry King Live）、《奧普拉·溫弗里秀》（Oprah Winfrey Show）都是如此。相對于新聞節(jié)目，談話節(jié)目的主持人更具有主動性和控制權，這一度緩解了主持人職業(yè)上的困惑。作為脫口秀的主持人，顯然要成為調動嘉賓熱情的行家里手，如同導演一場戲，掌控好每個人的情緒表達。盡管可以發(fā)散開來以求思維碰撞，但又不能天馬行空漫無邊際，這就要求主持人必須成為一個好的舵手，善于煽風點火，又能穩(wěn)操局面。西方的主持人被稱為“anchor”（錨），這個詞還有個意思是“接力賽中跑最后一棒的人”，本身就強調其平衡和穩(wěn)定的作用。
奧普拉曾經在自己的節(jié)目中，對觀眾直言，也許我們的節(jié)目可以讓你“改變自己的命運，創(chuàng)造生命的奇跡”，這一姿態(tài)更像是大海里的燈塔，為人指點迷津。這套以芝加哥的ABC為據點的黃金時段節(jié)目，除了擁有每周2000余萬的美國觀眾之外，還在世界上超過105個國家建立起龐大網絡。生兒育女、家庭理財、女性成長、家居布置……這些家長里短的話題均可以上得臺面。她似乎時刻張開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來尋求身邊的任何人與事喚起她的靈感。而在拉里·金面前，“仿佛沒有攝像機鏡頭，他說的是他想說的，而非刻意向觀眾傳達什么；他問的是他想問的，也非刻意要讓觀眾知道什么”。
脫口秀改變了人們對主持人形象的一貫認知。從外形特征看，“奧普拉不算美女，也早過了妙齡”，步入老年的拉里·金即使在十多年前，他的長相是否合適做主持人也讓制片人頗為猶豫。那個被推上舞臺、偶然上鏡的崔永元，憑借其似笑非笑的表情，更是一改中國電視節(jié)目中“新華體播音腔”的義正辭嚴與照本宣科，成為某種主持風格的代名詞——老實講話，又善于“抖機靈”。在回看第一期節(jié)目錄像帶時，孫玉勝形容他“看上去更像個大隊書記”；而某位中央領導與其見面時的表達更為直接，“我很喜歡看你的節(jié)目，但原來覺得你的鼻子和嘴不在一條線上”，崔永元機智地回應，“現在也不在一條線上，只是您看習慣了”。這樣的崔永元得以“受寵”的現象，甚至被解讀為社會審美取向的變化。人們親切地稱他“小崔”，這個稱呼一直延續(xù)到他日后接手的另一檔節(jié)目《小崔說事》。
同是脫口秀，其運作技巧也大有不同。《魯豫有約》得以從周播到日播，其背后的批量化在于操作模式的同質性：大的故事和資料既定，只需找?guī)讉€恰到好處的角度得以復述并適度延伸。相反，《鏘鏘三人行》更具挑戰(zhàn)的地方則在于，只有一個線團，如何編織成一件合體的衣衫，在播出之前，往往充滿不確定性，這也是它不可模仿之處，也更像美國的奧普拉和大衛(wèi)·萊特曼的脫口秀節(jié)目——一般不事先備稿，脫口而出。嘉賓常客許子東評價說，“其他脫口秀都是說給觀眾聽，我們是說給自己聽”；而以商界精英為核心對象的《對話》欄目，在觀眾席位中還有意安排了一些嘉賓的重要合作伙伴；《藝術人生》則試圖選擇“德藝雙馨的藝術家”，盡管煽情，但依舊多年保有高收視率；《超級訪問》則始終憋著勁兒地去娛樂……
當然，再優(yōu)秀的脫口秀主持人也并非單打獨斗，在大衛(wèi)·萊特曼的身后，有幾十個編劇為他撰寫臺本，這種團隊作業(yè)保證了節(jié)目即時日播，也保有高質量和趣味性。享有盛名的美國《60分鐘》節(jié)目組的工作人員平均年齡都在50歲以上，主創(chuàng)唐·休伊特曾講過一則趣聞：《今日美國》的出版商退休后，人們說，他真可憐，為報紙工作，他太老了；可為《60分鐘》工作，他又太年輕了。
正因此，一些專家也在詬病魯豫的節(jié)目每況愈下，日播并不是關鍵要害，而是流水兵一樣的策劃團隊不能為其提供充分給養(yǎng)。后來的魯豫儼然成了飯桌上的談資和笑料包袱，當她一連三次向嘉賓拋出“真的嗎？”這樣的感慨時，場外的觀眾終于按捺不住，開始像當年對待韓喬生那樣羅列“魯豫語錄”。
尚未落幕
盡管一聲嘆息，2009年9月，《實話實說》的落幕依然比很多人想象得落寞。沒有人能抵擋得了收視率的誘惑，那些“萬惡之源”的控訴聲也日漸消薄，更何況幾經反復，這檔節(jié)目的魅力光影早已不在。一度風靡的《實話實說》的黃金期并沒有持續(xù)太久，崔永元的出走無疑使其遭受重創(chuàng)，但更加無法回避的則是洶涌而來的娛樂浪潮和民生新聞的興起。崔永元曾在對電視節(jié)目的庸俗化大加批判時舉例說：“在《實話實說》被全國抄襲的時候，我有一個扶腰的動作也被其他主持人模仿，而我扶腰的原因是自己椎間盤突出。”
《新周刊》的年度電視榜單上，2008年，被拉回新聞現場的中國電視令脫口秀節(jié)目顯得黯淡無光，“最佳脫口秀”和“最佳脫口秀主持人”獎項雙雙空缺。對于觀眾來講，脫口秀這種十多年前舶來的電視節(jié)目形式的新鮮感也在漸漸隱退。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用“十年之癢”或“談話節(jié)目的冬天”來為其論斷。事實上，除了因收視率過低而退場的《實話實說》，大多數尚穩(wěn)定播出的談話節(jié)目也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tài)。但你方唱罷我登場，它們依然運用百般武藝變身求生，期待像過去重寫電視業(yè)規(guī)則一樣，在變化的市場環(huán)境和受眾口味中實現自身的轉型。
湖南衛(wèi)視的娛樂脫口秀《天天向上》搬出了八位“小生陣容”，力圖“天天向上”；東方衛(wèi)視的《波士堂》，創(chuàng)辦人楊暉要將其打造為“中國第一檔財經脫口秀”。不僅如此，他還善于在細節(jié)上做文章，嘉賓入座的那張紅色沙發(fā)底部凹凸不平，形狀也不對稱，其有意設計的理由是“在牛根生努力調整身位，讓自己坐得更舒服的過程中，他整個人就放松下來了”。李詠的《詠樂匯》看似走的是同一路數，定位成功人士，和TVB的《志云飯局》相比具有強烈的模仿痕跡——“邊吃邊聊，臺下觀眾只有看的份”由于主持人的個人氣質，使節(jié)目更加搞怪。無論如何，尚未落幕的談話節(jié)目的未來，更多取決于接盤手的運作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