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衛(wèi)華/文 梁文道很忙，因為要趕一篇專欄，他很客氣地問可否將采訪推遲一個小時。第二次打通他電話后，他幾乎不用提問便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如同他做電視節(jié)目時那樣娓娓道來，思維縝密，條理清楚。甚至只需簡單整理一下，就已是一篇見解深刻、思路清晰的好東西。

香港作家鄧小樺在為梁文道 《我執(zhí)》一書作序時寫道：“現(xiàn)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的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一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們，經濟上完全獨立，因此思想和觀點不受體制約束，跟體制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既避免了被體制馴化，又避免了被邊緣化。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相比，他們把濃郁的“憂患感”轉化為一種大眾易于接受的批評文字。他們是犀利的批判者，同時又是理性的觀察者。

不久前，梁文道首次獲得由內地媒體評選的“2009年度知道分子獎”。經過數(shù)年的評選，這個當初經常被人訕笑的詞語如今不僅贏得了認可，而且由于官方對公共知識分子態(tài)度的曖昧，它甚至成了后者的最佳替代詞。

“一個知道分子也可以是一個知識分子。”梁文道說，歷史上很多原本含貶義的詞語，現(xiàn)代已經演變成了褒義，“比如藝術史上‘印象主義’本來是一個貶義詞，但后來被那些 ‘印象主義’的畫家很高興地接受，逐漸成了一個正面的詞匯。今天的中國，知道分子大概也經歷了這個歷程。”

當然，梁文道也為這兩個詞語的等號附加了條件和前提，那就是批判性和獨立性，這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必備要素。

梁文道這樣解釋自己獲獎的緣由：盛世需要危言。這是在重復他若干年前的觀點，他說了，也堅持做下來了。

“我不是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我是‘非典’。”調侃的語氣掩飾不住他內心對公共知識分子這一稱號的坦然。

走過了近代百年屈辱歷史，進入21世紀后中國迅速成長為政治和經濟大國。三年前，央視重磅推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與其說是在講述“別人的歷史”，不如說是在重燃大國夢。

包括梁文道在內的知識分子們承認中國正處于盛世。那么，他們的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批判本身之外的價值？

“我一直覺得，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時事評論者，他們主要的功能就是對現(xiàn)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從批判的角度提出一些警告或觀察，這也是他們最主要的任務。”梁文道說。

今年初，梁文道將自己發(fā)表在報刊上的時評集合起來出了一本 《常識》，364篇文章，篇篇都在批判，從文化到政治，從中國到世界，從歷史到現(xiàn)實不一而足。

“批判”一詞來源于德語詞Kritik。梁文道說，其本意指斷裂，斷裂則指要保持一定距離從而便于觀察，觀察在第二個意義上是指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指出當前社會所面對的基礎條件是什么，以及局限我們的是什么。同時這些東西一方面促使我們有今天的這些成果，另一方面也約束了我們。”

梁文道被稱為 “香港文化教父”。這個從17歲開始寫評論，四處跟別人筆戰(zhàn)的輕狂少年，似乎有著與生俱來的批判力。鄧小樺曾寫過一篇梁文道的專訪文章，標題是《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發(fā)指的青春》。

“梁文道處在一個文化的制高地香港，所以他有這個優(yōu)勢。”深圳大學教授王曉華說，相對內地而言，香港融合了西方文化，而且已經走過了我們正在經歷的階段，“就像導師一樣，讀者樂于傾聽香港文化代表人物的發(fā)言。”

相比于艾未未、韓寒等人，梁文道的批判要溫和得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梁文道比他們更少引起關注，包括非議。2007年，他發(fā)表在《南方周末》上的《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就曾引起軒然大波；再早幾年，他跟另一位香港公共知識分子陶杰在電視節(jié)目中發(fā)表了對內地實施首次載人航天計劃的觀點，亦引起強烈反響。

現(xiàn)在，梁文道“糾正”說，他寫時評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只是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供大家理性地討論，讓討論更加立體化。就 《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梁文道真正想告訴讀者的是：“如果不了解當時的歷史處境和他們的選擇，而以后來人的身份去評價歷史人物，假若有一天我們也處在同樣的歷史環(huán)境中，我們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

網絡的普及讓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們得以更為便捷和灑脫地表達意見，同時也為他們帶來了更加廣闊的交流平臺和及時的反饋，韓寒的博客至少從點擊量上恐怕沒有任何傳統(tǒng)媒體能與之相媲美。梁文道毫不吝嗇地打了一個比方：韓寒在雜文方面有可能達到魯迅的成就。

王曉華人為，韓寒是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

“受益于市場經濟，他們經濟獨立，因此思想更自由，加上不在體制內，受到的約束少。”王曉華說，他們跟自己這樣的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有了明顯的不同。

在一篇研究論文中，王曉華將近代以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分為三代：晚清以嚴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第一代將西方民主理論引入中國，以進化論為理論根基促進國民的公民化。第二代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等。第三代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精英們，那是被長期壓抑后煥發(fā)勃勃生機的社會精英們。

王曉華說，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一個要命的通病是精英情結，他們看不起大眾或者高高在上，甚至造成了與大眾的緊張關系。

“韓寒們某種程度上擺脫了精英情結，但還不徹底。”不過，王曉華認為，他們這一代將來可能會突破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窠臼。

何止是中國？研究知識分子的人把最早的知識分子說成“先知”，尤其經過啟蒙運動，知識分子更加自視甚高。

梁文道說：“矛盾的是知識分子對這種啟蒙角色又有著原罪感。尤其是左傾知識分子，對自己精英身份的認可，一方面給他們帶來優(yōu)越感，另一方面又給他們帶來負擔，比如會覺得自己脫離大眾，因此他們又最愛拿大眾說事。”

梁文道并不回避自己的精英情結。“我當然承認自己是精英了，今天我在社會方面占據(jù)的位置，還有我得到的資源太多了，這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連自己是精英都不敢承認。”梁文道認為，不真實的是會出問題的，他很可能會喬裝自己是平民，假裝自己能夠代表大部分老百姓說話，如果他擁有權力那就更可怕了，歷史上很多這樣的精英領袖最終變成了獨裁者。“一個精英意識到自己是精英不一定是壞事，因為相應地他要承擔精英該有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說你要了解你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王曉華認為，相比前兩代，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由于最終跟市場經濟走到了一起，因此他們是最具實質性的公共知識分子。“第一代把自己推向了等級主義，第二代最終被紅色意識取代，回到歷史輪回中，第三代推動了市場啟蒙并受益于市場經濟。”

但梁文道認為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并沒有脫離體制，“我們的出版?zhèn)髅綄傩浴⑽野l(fā)表文章的報刊仍是體制內的，我只是內容的販賣者。”不過，梁文道也承認，傳媒機構至少在內容上越來越市場化了。

“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不會衰落。”兩人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還可能有所突破，甚至擺脫歷史的輪回。

梁文道很忙，超過約定一倍的采訪時間顯然讓他有些吃不消。“對不起，我要出去一下，你十分鐘后打我手機。”于是最后的采訪中，電話那頭不時傳來香港街頭的嘈雜聲。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出生在香港，四個月時被送往臺灣祖母家，中學時回到香港，有著作家、媒體人、NGO負責人、牛棚書院院長等多個身份，梁文道說，知識分子的身份最重要，這些職業(yè)都是工具和手段，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不過，從職業(yè)興趣上，他更喜歡寫作和教書。

兩岸三地的經歷讓梁文道覺得自己很復雜，很“非典”。實際上，這種經歷也讓梁文道對兩岸三地有更為理性的觀察和思考。

“中國內地太大，臺灣是一個小島，但是臺灣給我們一個希望，因為臺灣是中國人的社會。其實臺灣跟香港分別證明了兩點，以前說中國不可能走法制，香港否定了這個假設，我們以前說搞民主是會大亂的，臺灣也否定了這一點。”梁文道總結道。

在梁文道看來，臺灣這個社會相當穩(wěn)定，也相當和諧，所謂的亂是很表層的亂。“我們也要注意民主化過程才走了十多年，期間出現(xiàn)反復跌宕很正常，所以我不覺得臺灣民主很糟糕。臺灣跟香港恰恰說明中國人有能力建立起這樣的制度。民主制度在不同地方有地方特色，但是跟西方的某些共性還是存在的。”

對于目前現(xiàn)狀，梁文道打了一個比喻：西方國家好比是一條美食街，食客可以選擇菜館，我們就一家餐館，可以選擇菜單，無法選擇菜館。

梁文道常常形容自己是住在自己社會里的人類社會學家。“（在兩岸三地往返）等于我就去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這三個社會同時也都是我的社會。我可以跳出跳入，這對我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要批判，要劃開距離。我對這個三個社會同時又有距離感。”

梁文道說，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在中國慢慢醞釀一種理性平和的氣氛，“我的理想是模糊的，不是具體的民主法治之類的，這是結果，都是后來的事情。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最后可能就是水到渠成了。”

梁文道聲稱自己寫文章沒有底線，但他非常清楚當涉及內地高度敏感話題時這個“底線”還是存在的，畢竟他的許多時評都發(fā)表在內地的傳統(tǒng)媒體上。

“我知道什么可以寫，什么不可以寫，但我盡量做到理性客觀，同時盡量真誠。”電話那頭的梁文道語氣淡定。

顯然，在可以寫和不可以寫之間，“非典”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在下筆前仍然需要權衡。

（本報實習記者宋飛、曾福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