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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一讀馬卡寧的小說吧!
    導語:他的作品能讓我們真切地了解當代俄國,并且得到審美的愉悅。

    經(jīng)濟觀察報 余一中/文 近幾年常有愛好俄國文學的朋友問我,如果讓你推薦一個現(xiàn)在還在創(chuàng)作的俄國作家的作品,你會推薦誰的?我總是告訴他們:讀一讀馬卡寧(弗拉基米爾·謝苗諾維奇·馬卡寧)的小說吧,他的作品能讓我們真切地了解當代俄國,并且得到審美的愉悅。而他們往往會說,馬卡寧這名字好像沒有拉斯普京、邦達列夫那樣響亮。

    其實,馬卡寧和拉斯普京都出生于1937年,他們開始發(fā)表作品都是在1960年代上半期,只是拉斯普京在1960年代就已經(jīng)成名,并且被蘇聯(lián)批評家們歸入了“六十年代人”。這可是結束了俄國文學僵化的“鋼鐵時代”,創(chuàng)造了“解凍文學”,開啟了“青銅時代”的一代作家呀。十幾年后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才引起批評界的注意,他被歸入了下一代作家——“七十年代人”。

    當邦達列夫等軍事題材作家在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史海中努力鉤沉,拉斯普京等農(nóng)村題材作家在民粹主義的領地——農(nóng)村居民中苦苦淘寶時,蘇俄社會迅速地實現(xiàn)了城市化轉(zhuǎn)型。促使蘇俄社會在1960—1970年代實現(xiàn)城市化轉(zhuǎn)型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蘇俄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和“解凍”之后大力推行的科技革命。而這兩個因素在促進俄國社會城市化的同時,也造成了扎米亞金在他的烏托邦小說開山之作《我們》中所預言的情景:人們的生活安定劃一,思想簡單貧乏,個性喪失殆盡。馬卡寧正是看到了這一巨大變化,才沒有像邦達列夫、拉斯普京那樣去寫重大題材,寫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他把自己的目光專注地投射到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城鎮(zhèn)居民身上。到1980年代初他已經(jīng)出版了 《直線》、《無父親的生活》、《關于老鎮(zhèn)子的故事》、《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在大城市里》、《在冬天的道路上》等十幾本作品集,這些照片都是描寫蘇俄社會的中間化/平庸化狀況的。書中的主人公或者像短篇小說 《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里的克柳恰廖夫那樣,在“日常的生活”中變得平庸;或者像短篇小說《藍與紅》里的主人公“工棚里的人”那樣有意識地培養(yǎng)自己個人的特點,追求有個性的生活。而這些對平庸的否定和對個性的肯定,都有悖于蘇俄官方當時推行的單一、排他的“蘇聯(lián)生活方式”。

    1940年死于非命的曼德爾施塔姆曾經(jīng)說過,在蘇聯(lián)有兩種作家,一種是“被放行的作家”,一種是“不被放行的作家”。“不被放行的作家”是那些對蘇聯(lián)體制持異議的作家。馬卡寧不是異議分子,他是“被放行的作家”,但是在蘇聯(lián)官方批評家眼里,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包含著可疑的、不可被放行的東西。所以他們冷待馬卡寧,把馬卡寧的作品歸于灰色文學,把他筆下的人物歸于灰色人物或中間人物也就不足為怪了。

    隨著1980年代中期蘇俄社會寬容度的擴大以及1991年底的蘇聯(lián)解體,薩特所說的“創(chuàng)作自由寓于政治自由之中”的局面在俄國出現(xiàn)了。馬卡寧進入了創(chuàng)作旺盛期。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馬卡寧陸續(xù)發(fā)表了 《我們的早晨》、《高加索的俘虜》等短篇小說,《太陽下的位置》、《天空與山丘連接的地方》、《一男一女》、《損失》、《中間化故事》、《路漫漫》、《洞口》、《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一譯 《審判桌》)等中篇小說,《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畏懼》、《亞山》等長篇小說。與馬卡寧的早期創(chuàng)作相比,這些作品的題材更為廣泛,人物更為豐富,體裁更為多樣。馬卡寧寫工程師、看門人、精神病人、前線軍人、退休老人、自由寫作者等等。他的小說中有寫實性小說、反烏托邦小說、社會心理小說,也有很難歸類的體裁雜糅性小說。

    在這些作品中,馬卡寧一如既往關注的是現(xiàn)代社會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庸化的主題。與以前不同的是,現(xiàn)在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描述與剖析整個社會的平庸化及其危害了。例如,他在《中間化故事》中指出,由于眾多志士仁人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個性化的精神探索,19世紀的俄國文化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的向上發(fā)展的態(tài)勢;20世紀的俄國文化則因為依賴于已經(jīng)找到的所謂永恒真理而放棄了個性的探索與追求,結果蛻變?yōu)閼卸枧c平庸的溫床。作家還從蘇俄社會司空見慣的排隊現(xiàn)象中,悟出了深刻的道理。在物質(zhì)匱乏、機會極少的條件下,人們做什么都講究排隊,而正因為機會極少,每一個排隊的人都希望能把排在他前面的人擠出去,所以就盡量地挑剔前面人排隊的樣子,些許地偏離隊伍就成了后面人群起攻之、趕他出局的理由。同時每一個排隊的人為了不被別人擠出隊伍,竭力規(guī)規(guī)矩矩地站在隊里,不敢有絲毫偏離。久而久之,平庸、窩里斗、循規(guī)蹈矩與思維僵化就成了一個社會的頑疾。在《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里,作家通過主人公幾十年的切身體會,記述了所謂同志審判會的運作機制:一個人只要表現(xiàn)出一丁點與規(guī)范及眾人的不同,那他就必須向由黨政工會等各方面代表組成的同志審判會說清楚,而同志審判會的成員們也必定會毫不留情地、反反復復地挖掘他的各種隱私和所謂思想根源,逼迫他放棄人格尊嚴,承認“錯誤”,折磨得他心神疲憊,今后不再有絲毫的個性可言。盡管時代變了,同志審判會的桌面鋪上了呢子,中間擺上了長頸瓶,被審判人在受審查時可以喝上一口水,但這種審判從本質(zhì)上講卻還是和世紀初社會大動蕩中一個三人小組就可以“正義”的名義剝奪人的生命時一樣殘酷。

    在新世紀,馬卡寧描寫并肯定的依然是這樣的主人公:他們身上不乏缺點、不無罪孽,但也善于同情人,愛人,有良心,而良心“能從迷失于眾人的狀態(tài)中喚起存在的本體”(海德格爾語)。也就是說,馬卡寧主張的是人的自由的有個性、有選擇的生活。《畏懼》中的退休老人和《亞山》中的日林少校就是這樣的人。兩人中前者堅守個性,以對女人的關心和愛彰顯著自己的生命;后者堅守個性,以他的機智和勇敢既順利地執(zhí)行著公務,又關心著下屬和同僚,幫助著車臣族老百姓和來戰(zhàn)區(qū)尋找被俘兒子的俄羅斯族母親。他們都沒有 “融化于”他們的同類人之中。他們的形象令人感到真實可信,給人以精神上的啟迪和享受。

    馬卡寧在新世紀里寫下的小說具有巨大的閱讀潛能,這得益于他對俄國文學與世界其他國家文學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廣泛繼承。僅從上面列舉的作品名稱中我們也可以領略到馬卡寧的這一特點。例如,《高加索的俘虜》會讓我們想到列夫·托爾斯泰的同名小說,《地下人,或當代英雄》自然讓我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而《路漫漫》似乎也會讓我們想到屈原 “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的意境。細讀作品,這方面的感受會更多,例如《亞山》中的主人公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日林會讓我們同時想到古代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俄國大詩人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高加索的俘虜》中的主人公日林。這給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創(chuàng)造了無限廣闊的思想空間。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對前人成果的運用和借鑒。但是,如果將托爾斯泰的日林和馬卡寧的日林的命運加以對比,我們還可以看到作家與前人的對話,對前人思想的補充:今天的世界戰(zhàn)爭變得更加殘酷,人的命運變得更加悲慘,因為托爾斯泰的日林最后有了逃出牢籠的善果,而馬卡寧的日林最后卻被他百般關心、愛護的人打死,成了荒誕戰(zhàn)爭的永恒的“俘虜”。

    說到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方法,有人把他歸于現(xiàn)實主義作家,有人把他歸于現(xiàn)代派作家,也有人把他歸于后現(xiàn)代派作家。但是他和他塑造的許多主人公一樣是極具個性的,他是一位獨特而杰出的藝術家。他總是為自己的不同作品選擇不同的最為適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因此,當你讀《中間化故事》時,你會覺得其中的無情節(jié)、碎片性、語體雜糅、大量的戲擬和引文都讓人認定這是一部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當你讀 《畏懼》時,你會覺得這是一部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而當你讀《路漫漫》時,你會感到,要確定它的創(chuàng)作方法竟是這樣的難,因為其中的一條線索是那樣的現(xiàn)實主義,而另一條線索卻又是那樣的現(xiàn)代主義。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似乎說明: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是不拘泥于一種固定的創(chuàng)作方法的。

    近二十年來馬卡寧的每一部作品的發(fā)表都會在讀者中和批評界引起巨大的反響,社會對馬卡寧的評價也持續(xù)走高:1993年他因 《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獲得俄語小說布克獎,1999年他因 《高加索的俘虜》和《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獲得俄國國家文學獎,2008年他因 《亞山》獲得“巨著”獎。此外,他還獲得過莫斯科—彭內(nèi)獎、普希金獎(喬普費爾基金會設立)等重要的國際文學獎。2008年,馬卡寧的小說《高加索的俘虜》被搬上銀幕(影片名為《俘虜》),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了根據(jù)他的小說 《水流湍急的河》改編的同名劇作。這些影片和戲劇都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在索爾仁尼琴逝世之后,有的俄國文學評論家甚至把馬卡寧稱作“俄國的第一號作家”。早在2002年,俄國《獨立報》曾對一批嚴肅文學作家做過有關稿費收入的調(diào)查。結果,只有馬卡寧一人表示,他是只靠稿費生活的。別的作家都說,他們需要有其他工作才行。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馬卡寧作品在俄國流行之廣。

    我國的俄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們早在1980年代初就發(fā)現(xiàn)了馬卡寧獨特的創(chuàng)作個性,并開始把他的作品譯介給中國讀者。今天,我們的讀者可以讀到《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田大畏譯)、《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一譯《審判桌》)、《洞口》(一譯《出入孔》)、《路漫漫》、《一男一女》、《先驅(qū)者》等馬卡寧主要作品的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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