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陳季冰/文 據外電報道，土耳其安全部隊于2月22日挫敗了一起企圖推翻現政府的軍事政變。這起代號為“大錘”的未遂政變，于今年1月被土耳其一家獨立的日報曝光，而它的策劃及周密的計劃制定，則要追溯到2002至2003年間。當天，土耳其警方共逮捕了約50名涉嫌參與政變的現役和退役軍官，其中包括前空軍司令和前海軍司令。

就在這群心懷不滿的土耳其軍官鋃鐺入獄的前四天，在非洲小國尼日爾首都尼亞美，他們的同行剛發(fā)動了一次成功的政變，政變士兵占領總統府并扣押了總統馬馬杜·坦賈及多名政府高官。在經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的簡短交火和付出10多名士兵死傷的輕微犧牲后，政變軍人當天晚些時候宣布，成立“恢復民主最高理事會”，中止執(zhí)行憲法，解散政府機構，并呼吁民眾保持平靜和團結。

在民主憲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軍人發(fā)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武力干預國家政治，顯然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會被視為一樁無法無天的滔天大罪。然而，世界上發(fā)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很多時候，表面上看似極端錯誤的行為，卻蘊涵著相當大的內在合理性，并揭示出一個社會無法回避的內在矛盾。

筆者注意到，連同去年6月28日拉美國家洪都拉斯發(fā)生的那場驅逐塞拉亞總統的著名政變，過去大半年來的三次成功或未遂軍事政變，都含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軍人們并非為了自己掌權、推行獨裁統治而發(fā)動武裝政變。恰恰相反，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在捍衛(wèi)國家的自由憲政，與試圖假借民意推行獨裁統治的政治野心家作正義的抗爭。當然，這種爭斗背后一定會牽涉到諸多具體的利益，但至少在宏觀政治層面，它體現的是一種 “主義”之爭，而非權力之爭。因此，我將這類新型的軍事政變定義為 “追求現代性”的軍人干政，以區(qū)別于以往常見的那種“反現代”的經典軍人獨裁。

洪都拉斯軍事政變的直接起因是該國的強人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極力推動的全民公投。這次原定于6月28日舉行的公投，旨在修改憲法，允許總統連選連任。不過，塞拉亞的修憲主張雖然得到了眾多選民的支持，但卻遭到了他本人所屬的執(zhí)政黨、反對黨、議會、法院和軍方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修憲是破壞民主之舉。洪最高法院還宣布全民公投“違法”、總統解除軍隊總參謀長巴斯克斯職務的決定“無效”。但塞拉亞拒不讓步，宣布要盡一切力量推動修憲公投，并稱這是一場“展示人民力量的斗爭”……最終釀成了激烈的政變行動。而同屬拉美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之所以對洪國的政變暴跳如雷，甚至揚言出兵干涉，可能正是因為他在自己的國家里也成功推動過性質完全相同的修憲公投。

尼日爾的情況也如出一轍，被政變推翻的現任總統坦賈，1999年當選總統，連任一次，原定于2009年12月卸任。去年4月，坦賈為謀求第三個任期，提出以公民投票方式修改憲法，遭到反對派、國民議會和憲法法院反對。坦賈于去年早些時候先后解散議會和憲法法院，引發(fā)嚴重政治危機。他當時宣稱，尼日爾人民要求他繼續(xù)執(zhí)政，而規(guī)定可以無限制連選連任的新憲法終于在去年8月經公投獲得通過。此次政變發(fā)生后不到一周，軍方發(fā)言人就對媒體宣布，臨時政府將重新起草憲法、組織合法選舉，并在適當時候民主地還政于民。

相對于洪都拉斯和尼日爾的單純的政治危機，土耳其未遂政變的背景要復雜得多，它深刻地揭示了這個地處東西方交匯點上的國家內部嚴重的文化和社會危機，因而更具標本意義。

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是版圖橫跨歐、亞、非三大洲、歷經500多年滄桑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不久后，土耳其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發(fā)動革命推翻蘇丹統治，建立共和國。自那以后的近90年里，這個伊斯蘭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里曾經發(fā)生過不計其數的軍事政變，可以不夸張地說，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經典的“土耳其魔咒”。

然而，與同期大多數后發(fā)展國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幾乎每一次，土耳其軍人總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憲政捍衛(wèi)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穩(wěn)定，政權又總能如先前承諾的那樣順利交還給民選的文官政府。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提及，若仔細分析，土耳其現代歷史上的每一次軍事政變都有其當時的特殊原因，也必然牽扯到軍隊、政黨、政府、議會等各方面的具體利益，但籠統地說，這些政變大多遵循一條共同主線和一個基本相同的模式：即民選上臺的政黨試圖利用大多數民眾的意志改變土耳其現有的國家體制，而其中最核心的沖突往往又集中在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本人親自確立的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治。

包括凱末爾在內的土耳其第一代現代化領導者大多是堅定的 “全盤西化”論者，他們仿照西方模式制定了一整套政教分離、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并運用手中掌握的國家權力不遺余力地推動整個土耳其社會不斷地西方化。他們甚至經常不惜采取高壓強制手段推行他們心目中更加“文明”、“進步”的西式生活方式，以取代“愚昧”、“落后”的穆斯林文化風俗和生活習慣。然而，土耳其畢竟不是西方，由于千年以來的傳統，它的國民中95%以上的人口虔誠地信奉伊斯蘭教。現實政治力量一時雖貌似強大，但思想文化傳統卻更為悠長綿延。這使土耳其這個社會染上了嚴重的文化危機。在因提出“文明沖突論”而名噪一時的已故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看來，土耳其有這個世界上患有 “文化精神分裂癥”的最典型的社會。如今回頭再看，即便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竭力 “改造”，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在土耳其也并未如凱末爾等人所愿，發(fā)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更大的悖論在于，由于全盤學習西方，土耳其擁有一個多黨制的民主政治制度。眾所周知，在這種體制下，執(zhí)政權的獲得取決于多數選民的擁護。而在土耳其現實社會的土壤中，一個政黨想要獲得選票，最唾手可得和便于利用的精神資源無疑是民眾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蘭教感情。歷史上，許多被軍人推翻的土耳其民選執(zhí)政黨及被強行解散的一些咄咄逼人的在野黨，多多少少都曾經試圖通過議會投票等方式挑戰(zhàn)那條被視為現代土耳其立國基石的 “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治”原則。那些野心勃勃的政黨領袖本身是否真如他們自己表白的那樣對宗教充滿虔敬倒還是第二位的，關鍵在于，這樣做能夠贏得更多選民。

只是土耳其不同于其他那些脆弱的后發(fā)民主國家，它擁有一個堅決反對政教合一、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捍衛(wèi)世俗政治的強悍堡壘，那就是軍隊。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許在于，土耳其歷史上最先接觸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軍人階層。土耳其的現代化歷程也像中國近代一樣，是從羨慕西方“船堅炮利”的軍事現代化起步的，只是它比中國更早，從18世紀上半葉就開始了，西式自由民主的觀念在軍隊精英當中已深深扎根并形成傳統。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意識形態(tài)傳統又注定會與現實政治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于是，土耳其軍隊實際上便成了代代延續(xù)的封閉堅固的自由主義分子小團體，其支持者多為城市白領以上的富裕階層以及青年學生。

多年以來，以軍方為代表的土耳其自由主義勢力一直十分敵視由現任總理埃爾多安所領導的伊斯蘭教政策濃厚的正義與發(fā)展黨。埃爾多安早年曾因從事宗教政治活動而入獄，正義與發(fā)展黨的前身也曾于2001年遭政府解散。從2003年開始，每逢重要的選舉節(jié)點，土耳其軍方，包括其最高指揮官幾乎總會公開揚言，威脅發(fā)動兵變以阻止該黨上臺執(zhí)政；2008年春夏之際，土最高上訴法院首席檢察官還對該黨提起訴訟，指控它控制議會和政府，實施宗教色彩濃厚的政策，危及世俗政體，并要求解散這一執(zhí)政黨，禁止包括埃爾多安在內70多該黨成員今后5年內參政。在這么多年的拉鋸斗爭中，執(zhí)政黨和政府雖然也做出過一些壯士斷腕式的重大讓步和妥協，但總體上看，土耳其社會中伊斯蘭教復興的力量顯然正在一點一點壓倒緊攥著槍桿子的自由主義力量。近年來，土耳其軍人發(fā)動軍事政變的難度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高，而力度卻比幾十年前那種司空見慣的政變要弱得多，成效也小得多。

不足一年時間里，從洪都拉斯到尼日爾，再到土耳其，跨越三大洲，筆者所謂的“追求現代性”的新型軍事政變所凸顯的，實際是一個異常深刻并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一個非西方——特別是擁有深厚的非西方文化傳統，如歷史文化悠久的土耳其——的社會，完全翻版西方式的民主憲政是否可能？它又會異化出怎樣的走板荒腔？

如果我們以純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邏輯來審視，無論是塞拉亞、坦賈，還是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fā)展黨，都在各自國家內得到了大多數民眾的擁護，他們推動的對憲法或其他制度、政策的修改，都是符合民主政治原則及其程序的。然而，如果我們再從支撐西方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出發(fā)去分析，他們的所作所為顯然都違背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土耳其的例子尤為突出——在一個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的世俗民主政體的國家試圖恢復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的任何努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反動和倒行逆施，在這種情況下，軍人干政只能被當作一種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而無奈接受。這里最詭譎的問題是：在西方，民主政治與自由權利是相輔相成、相互滋養(yǎng)的；但在此時此刻的洪都拉斯、尼日爾、土耳其乃至更多非西方國家，兩者卻經常是尖銳對立的——發(fā)動政變的軍人破壞了民主，但他們看起來似乎又確實是保衛(wèi)了法治和自由。再早一點發(fā)生在泰國的推翻他信總理的軍事政變，也包含相類似的意味。

土耳其挫敗未遂政變事件在英國《泰晤士報》上曝光后的第二天，歐盟委員會就立刻對這一嚴重事件表示了關切。一位女發(fā)言人稱：土耳其民眾有權知悉該事件的全部真相，“這也是必須完全本著公平公正原則對此事件進行規(guī)范化調查的原因所在。”從這兩句話里，我們聽出了來自“正宗”西方的微妙反應：民主沒有失敗，自由更加重要。

但事實果能如此嗎？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一直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并讓許多人士深信不移：解開“土耳其魔咒”的鑰匙在于發(fā)展經濟及推進城市化，輔之以適當的教育。一旦土耳其廣大落后地區(qū)的農民逐漸富裕起來，并過上伊斯坦布爾式的多元化現代城市生活，他們就會慢慢放棄傳統的宗教偏執(zhí)，轉而支持自由的世俗政治，最終使國家走上西式的民主憲政正軌。我相信這種理論有相當大的合理成分，但一拿它與真實世界相對照，其局限性便立刻展露無余。過去100年、特別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經濟現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無可辯駁的長足進步，農村人口、貧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顯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經建立起了穩(wěn)固的民主憲政的國家，差不多與100年前完全重合——說到底還是那些西方國家，唯一的例外出在東亞地區(qū)。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經濟的發(fā)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實真正意義上完善的西方式自由憲政；在不少地方，相反還帶來前所未遇的社會動蕩。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仍然要到西方的歷史與現實中去尋找。事實上，西方現行的政治制度是牢牢扎根于西方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結構之上的。所謂社會結構，即人們常說的公民社會，它與經濟發(fā)展和利益博弈高度相關；所謂文化傳統，就是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以后形成的與中世紀神權統治迥然有別的“現代觀念”。此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我看來，非西方的社會 （特別是像土耳其和中國這樣擁有深厚的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文化傳統的社會）想要真正落實成熟而穩(wěn)固的民主憲政，除了經濟發(fā)展及其必然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外，勢必經歷一次真正有深度和廣度的思想文化啟蒙，如同歐洲的啟蒙運動那樣。沒有觀念的現代化，任何靠槍桿子裝裱起來的現代政治制度只能是一幢虛有其表的“沙灘上的漂亮洋房”。并且，從土耳其和中國過去百年來的失敗教訓來看，這種啟蒙，絕不是擺出一副打倒本民族傳統文化、無保留擁抱西方文化的激烈姿態(tài)，就可以輕松完成的。它注定將是一次文化融合與思想突破的艱辛曲折的精神之旅。

（作者為《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