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文

1939年4月1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佛朗哥將軍宣布：戰(zhàn)爭結束了。經過三年惡戰(zhàn)終于掐死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起義軍”，在勝利進行曲中行進在馬德里一片狼藉的街道上。與此同時，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墨西哥中部古城莫雷利亞，一個年輕的西班牙女教師走上講臺，從古希臘人的自由觀開始，給一群把好奇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墨西哥孩童講授哲學史課。

多年之后，瑪麗婭·桑布拉諾在回憶錄中記起那個遙遠的日子：“我是在一片靜默中開講的。印第安人的那種靜默。我滿懷柔情地講著課。對于我來說，他們的靜默就像是那種當地人蓋在瑟瑟發(fā)抖的孩子身上的毛毯。那時候我會為任何事情發(fā)抖，而這塊毛毯讓我不再發(fā)抖。”

桑老師的祖國被野蠻人占據了。桑老師沒有了祖國，在美洲大陸流亡。

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桑布拉諾時常回憶起故鄉(xiāng)安達盧西亞的陽光沙灘，還有在馬德里的咖啡館和好友們共度的美妙時光，還有去國離鄉(xiāng)時的凄慘場景——1939年1月，巴塞羅那淪陷后，瑪麗婭·桑布拉諾全家人乘坐一輛大轎車，緩慢地匯入了長途跋涉涌向法國的難民潮中。臨近邊境線時，瑪麗婭在人群中看到她的老師、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正在他母親的攙扶下蹣跚前行。瑪麗婭趕忙下車，請他們上來，馬查多卻婉言謝絕。于是，師生二人肩并肩一起邁過了西法邊境。瑪麗婭不忘抬腕看表：兩點二十分。這是她踩在西班牙土地上的最后一腳的時間。一個月后，馬查多在法國病逝。這些場景，像噩夢一樣時時侵入這位哲學家的腦中。

米蘭·昆德拉曾在 《無知》一書中寫道：成千上萬的流亡者，在同一個夜晚，雖然夢境形形色色，但大同小異，做的是同一個夢。流亡者之夢：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奇怪的現象之一。也許西班牙知識分子是最先擁有了這種體驗的。西班牙內戰(zhàn)奏響了世界大戰(zhàn)的序曲。畢加索在內戰(zhàn)期間創(chuàng)作的《格爾尼卡》很黃很暴力，預言了彌漫到全世界的瘋狂血腥的殺戮。人與人之間的殺戮，僅僅是思想不同而導致的大逃殺。接著是流亡。大批不愿向法西斯投降的西班牙知識分子流落到法國、蘇聯、墨西哥、阿根廷……

流亡雖是不得已的，對于作家來說，卻是一種寶貴的體驗。阿多諾曾說：對一個失去了祖國的人來說，寫作成了他唯一的住所。流亡作家們在寫作中構建起自己的精神城堡。桑布拉諾曾在她一鳴驚人的名文 《為什么寫作》中思考了寫作的哲學意義：“寫作就是守護孤獨。”但這種孤獨并非與世隔絕，而是一種仍與外界保持溝通的隔離狀態(tài)：正因遠離了萬物，才可以發(fā)現萬物之間的隱密聯系。

桑布拉諾遠離了祖國，繼而遠離了歐洲。她的大部分作品、筆記和未完成的文章都丟在了西班牙，于是，她經歷著雙重流亡：身體的流亡和作品的流亡。被祖國拋棄、財富被剝奪、身份缺失、無助……種種痛苦在流亡者的內心里揮之不去。但是，桑布拉諾從未停止思考和寫作，也就避免了精神上的第三重流亡。她寫道：流亡就意味著被歷史吞噬。流亡者的所在是沙漠。為了不在沙漠里迷路，就必須把沙漠深鎖在自己的內心，將沙漠內化在自己的心靈、思想和感觸里，磨練自己的聽力，以求避免幻覺，能更敏銳地聽到聲音。她還寫道：一場災難，如果從它之中沒有誕生出任何可以彌補它的東西，才能算作是災難。她遠離了故土，從而更清楚地解讀了西班牙乃至歐洲的思想史脈絡。從法國到美國、波多黎各、古巴、墨西哥……美洲的流亡生涯成了她創(chuàng)作的多產期，她在故土萬里之外寫出了她最好的作品：《垂死的歐洲》、《人與神性》、《創(chuàng)造之夢》……在她的筆下，烏托邦的歷史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史。西班牙精英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破滅了，繼而是世界大戰(zhàn)——歐洲理性的大災難。在新大陸，桑布拉諾思考著那個理性發(fā)展到極致的、垂死掙扎的、烽火連天的歐洲。

在流亡途中寫著 “垂死的歐洲”，也經受著垂死的感情，擔心著垂死的家人。從流落法國開始，桑布拉諾與她的丈夫經歷了多次分分合合，雖得以破鏡重圓，感情卻走向了死亡，最終導致1948年兩個人徹底分手。桑布拉諾離開法國后不久，納粹德國的坦克師開進了巴黎，所有反對佛朗哥或與反佛朗哥分子有往來的西班牙人開始遭到蓋世太保的迫害。此時，桑布拉諾的母親和妹妹尚在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桑布拉諾接到母親病危的通知，急忙從古巴哈瓦那趕往巴黎，卻因為等待簽證和船票在紐約呆了整整一個月。當她抵達法國時，她的母親已經在地下長眠了。她的妹妹也飽受納粹摧殘，變得精神恍惚，其夫在二戰(zhàn)期間從法國的監(jiān)獄引渡回西班牙，被佛朗哥政府槍斃。巴黎重逢后，桑布拉諾再也沒有離開過她的妹妹。姐妹倆開始在歐洲諸國輾轉流亡，除了瑪麗婭微薄的稿費，也靠朋友接濟生活。在羅馬，她們曾因收養(yǎng)了數只流浪貓而被房東趕出她們租住的小閣樓。1972年，桑布拉諾的妹妹因患血栓性靜脈炎與世長辭，從此她在世間再無親人。

1984年，大病初愈的白發(fā)老人桑布拉諾從日內瓦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西班牙已經完成了民主化過渡，瑪麗婭·桑布拉諾的大名早已為西班牙知識界熟知。回國之后，便是演講、授勛、獲獎——包括1988年獲得西班牙語世界的最高榮譽塞萬提斯文學獎。盡管如此，加上視力逐漸惡化，老太太還在不停地思考、寫作，直至1991年辭世。

從桑布拉諾的個人經歷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西班牙共和國流亡知識分子的群像，也可以看到所有哲學家的精神塑像。一個喜歡做嚴肅思考的人總是生活在別處，在自發(fā)的孤獨中探索精神世界的未知領域。流亡本就是哲人的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漂泊生活的寫作中，如桑布拉諾本人所說，她抓到了某些永恒的東西，從而獲得了真正的自由。她用她的寫作給流亡賦予了最偉大的哲學意義。

（本文作者現為墨西哥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