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王雋/文 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前一天，徐龍在國貿(mào)舉行的北京國際郵票錢幣博覽會上正忙著簽售自己的新書 《猶太和以色列國錢幣》。

我去拜訪他時剛好有一個錢幣收藏者在展位前駐足，這個收藏者指著這本將近600頁的大書，驚訝地問徐龍：“這本書賣嗎？是您寫的嗎？”接著他自我介紹：建筑師，北京人，熱愛以色列錢幣，已經(jīng)收藏了好幾年，但苦于與錢幣相關(guān)的中文書籍太少，很多問題不明白，也不知道問誰，今天最大的收獲就是這本書。定價498元，建筑師馬上就買了。他和徐龍趴在一本錢幣畫冊上，給對方指自己收藏的和缺少的年份、版樣，而后交換了名片離開。

加上這一本，這本“昂貴”的書已經(jīng)賣出了快80本。

徐龍原本有一周的假期來為書做宣傳和后續(xù)的工作，畢竟這是在工作之余，花十年時間寫成的。可是他第二天就要回到單位，因為英國首相卡梅倫將到訪，正職是人民大會堂西餐廚師長的他，要準備國宴的一系列工作，休假提前結(jié)束了。

淵源從法語開始

徐龍在人民大會堂工作，已經(jīng)26年了。他原本是中餐廚師，到了大會堂后，服從調(diào)配從頭學起了西餐，因為業(yè)務能力強做了廚師長。從開始做西餐起，他就琢磨要學一門外語，想到法餐在西餐中的重要性，1992年，徐龍自己跑到當時的奮斗小學上培訓班。只有四個月，打了基礎后，1995年，徐龍向大會堂申請，去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法語。

1995年的秋天，在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個老外，老外是來首都醫(yī)科大學學中醫(yī)的，住在留學生宿舍，年紀不小，快60了，苦于會法語的人太少，碰巧徐龍當時就住在大觀園，挨得挺近，他們倆就開始三不五時地一起出去遛彎，周末徐龍去老外宿舍聊天，也帶他去長城、故宮，倆人很快成了朋友。

偶然一次，徐龍看到老外放在桌上的護照，他發(fā)現(xiàn)不對，這不是法國護照，是一個有點拗口的單詞，試著拼了一下：以色列。老外說，我是雙重國籍。這是徐龍認識的第一個以色列人：卡利發(fā)·阿爾伯特。

也在1995年，外交部的朋友們出國回來都給徐龍帶各國錢幣的紀念版，他手里大大小小的紙幣、硬幣很快攢了一罐子，阿爾伯特每次回國，也給他帶花花綠綠的以色列錢幣——這些錢太特別了，圖案豐富，它們很快從徐龍收集的世界各地錢幣中分離出來，成為他的主業(yè)。

和阿爾伯特成為好朋友后，徐龍不自覺地會去了解猶太文化，“猶太人里我只認識馬克思和愛因斯坦，現(xiàn)在有個猶太人在身邊，比我的父親大1歲，可我們是好朋友，這感覺太神奇了。”

相關(guān)的書籍并不多，當時有上海三聯(lián)出的《猶太人的記憶》，里面有關(guān)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的段落，也有錢幣鑄造的歷史，“雖然如同天書，但我還是獲得了很多有效的信息：猶太人為了證明雖然遭到羅馬的入侵，但是還是要鑄造錢幣，那是國家的象征，然后看到古幣的樣子，原來現(xiàn)在的流通貨幣是沿用了古幣的設計。”

為了知道更多，徐龍跑到以色列大使館去要資料，也因為看不懂猶太文化中宗教的內(nèi)容跑去找社科院猶太教的研究員問問題，在成為人民大會堂西餐部廚師長和世界御廚協(xié)會成員的過程里，他慢慢地攢著這本600頁的大書。

“收錢幣的人常用的工具書是 ‘克勞斯目錄’，是美國人編寫的《世界硬幣標準目錄》，社科院那位研究員給我推薦《大英百科全書》，我用工具書和以色列大使館的內(nèi)刊，加上阿爾伯特經(jīng)常給我寄一些資料過來，慢慢懂了猶太文化和以色列錢幣的歷史。”

2001年，徐龍開始給錢幣收藏者的一本內(nèi)刊寫文章，把錢幣上的圣經(jīng)故事、動物、植物都分別作了解析。他有了寫書的念頭。

2009年忙完了60周年國慶的宴會，徐龍做了膝蓋骨手術(shù)。三個多月臥床修養(yǎng)，近10年的書稿整理成冊后被駐伊朗大使劉振堂送到了中國著名的猶太文化專家徐新的書桌上。

“不可思議。”徐新看完全稿，不相信這是職業(yè)廚師寫的。徐新評價：收集全面有廣度、分類細致有特色、解說清晰有品位。

到以色列人中去

讓這本書不枯燥的，是多年來和以色列人的交往。

連他自己都沒想到，第一次進入以色列人聚集的社區(qū)，是在伊朗。

時任中國駐伊朗大使劉振堂，也是錢幣收藏家，他和徐龍相識在收藏沙龍上。在劉振堂的邀請下，徐龍到了伊朗，有著大使的幫助，伊朗文化部同意徐龍進入以色列人的社區(qū)。

三五千以色列人居住在伊朗的德黑蘭，他們有自己的社區(qū)，和周圍的伊朗鄰居保持和平和相應的距離，在那些社區(qū)仍然有猶太教的會堂存在。民間并沒有因為政治因素而相互敵視，相反，交融的、并不能徹底分隔的歷史和文化讓他們可以互不相擾地生活在同一地界。

在世界各地尋找以色列人以及猶太文化的痕跡，是徐龍的 “職業(yè)病”——2008年從巴黎到羅馬，趕上一場以色列60周年國慶日的禱告，費盡口舌進了教堂，戴著小帽混在猶太教教徒中聽他們誦經(jīng)，他覺得幸運極了：“這都不是直接的收獲，但是讓我離猶太文化、離以色列人又近了一些。”

最好的旅行還是2009年去以色列。

這段旅程幾乎改變了徐龍這本書原先平淡的格局和部分內(nèi)容的東拼西湊，也是最后成書的重要步驟。原先只聽聞而沒見面的古代錢幣，以及古老卻科學的造幣方式，這一回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住在特拉維夫附近的尼爾·埃利胡基布茲，基布茲是以色列人特有的一種聚集形態(tài)，和“人民公社”很像。從1882年開始，以色列人形成了這樣的習慣：找一塊地蓋房子，大家一起種地，家家都不開火，得了錢之后就一起開辟手工業(yè)，有食堂有學校，“和咱們那時候吃大鍋飯一個意思”，徐龍說，“阿爾伯特是基布茲里的醫(yī)生，有點公家醫(yī)生的意思。我就住在基布茲的小招待所里，和他們一起種地，體驗這種集體化又自由的生活。”

徐龍去了鑄幣工廠、錢幣博物館、銀行、錢幣協(xié)會和最普通的錢幣商店。在鑄幣廠的倉庫里，他看到了公元前130年的古幣，從拜占庭時期、波斯時期到羅馬時期，所有出土的古幣都被存放在恒溫恒濕的小抽屜里，這些之前書里不清晰的圖片，都以實物之形在他眼前。他給每一個古幣拍了照片，向以色列專家詢問來源和背后的故事，構(gòu)成了書的重要部分。

在他將走之時，阿爾伯特帶他去找老朋友尤奈勒，尤奈勒在鎮(zhèn)子里的社區(qū)文化活動中心教會了他古幣制作的過程。

“一個小鎮(zhèn)的文化活動中心，里面就有十幾枚希律王朝的古幣在展示，而尤奈勒先生給我演示古幣制造，是在兒童活動中心，這里的小朋友很清楚自己國家古代的錢幣是怎么造出來的，對傳統(tǒng)最好的保護，就是讓它不停地流傳。”

書寫完了，我問他收了多少枚錢幣，他說，三五千枚，但是已經(jīng)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停地去找，去配齊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