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
在全世界，無論走到哪里，中國的企業(yè)家都會成為購并專家和律師們最歡迎的人。8月份，我去紐約參加一個由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組織企業(yè)所組織的中美企業(yè)界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未來領導力”。在聯合國總部，來自中國的聯合國副秘長吳紅波以及聯合國的一些官員發(fā)言的主題多集中在全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企業(yè)家們在正在到來的綠色工業(yè)革命中應當承擔的角色和任務。
而在之后的會議以及午餐和晚宴中我卻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會議的主題在美方參會者發(fā)言的帶領下跑題跑不停。從紐約房地產的經紀人到專事購并的律師圍繞在中國企業(yè)家周圍不斷地傳遞這樣的信息——投資美國，這是最好的生意，最恰當的時機。一場探討未來發(fā)展方式的會議逐漸演變成一場美國投資項目展銷會。
會議結束，帶著一大堆美國經紀人塞給我的各類購并標的的資料我飛赴中西部猶他州首府鹽湖城，訪問一家名叫艾斯克蘭迪的美國農場。這家農場幾個月前被北京綠田園農場有限公司全資收購，擁有灌溉條件非常好的3萬畝苜蓿草種植土地和10萬畝可供放牧的山坡旱地。農場位于科羅拉多河上游一條名叫綠河的河灣中。盡管今年美國中西部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河水水位比往年低了一米多，但依然不影響灌溉，17臺大型噴灌機日夜不停地做圓周運動。
按照中國人的算法這是一筆十分劃算的生意。按照國內的行情，北方的水澆地每畝每年至少需要500元的租金，3萬畝水澆地一年就需要1500萬的租金。而購買這些擁有永久產權（含地下礦產權和1500米以下的空域權）的土地連同澆灌土地的水權只需要國內土地幾年的租金。另外包括噴灌機、拖拉機、汽車、聯合收割機、苜蓿草打捆機和維修車間的設備加上幾棟住宅，如果按照在中國的銷售價格又可以攤銷掉數額可觀的費用。
綠田園農場公司是國內最早大規(guī)模種植和加工苜蓿草的企業(yè)，在北京昌平和內蒙古赤峰等地有著10年的經營歷史。中國乳業(yè)的三聚氰胺事件爆發(fā)后，主要乳品企業(yè)意識到公司加農戶的生產方式難以保證牛奶的質量，開始轉向自辦牛場，飼養(yǎng)奶牛所需要的高質量粗飼料苜蓿草卻供不應求。綠田園開始從美國進口干苜宿草，艾斯克蘭迪農場就是主要的供應商之一。2011年農場的擁有者因為經營房地產導致資金鏈斷裂，尋求買家，綠田園自然成為首要的被邀約方，經過談判，綠田園全資購買了這家農場的全部資產。
在外行人看來，體積龐大的苜蓿草捆從美國不遠萬里運到中國是一筆不小的費用。但公司董事長張仁武告訴我，經過二次壓縮的苜蓿草捆從美國西海岸運到天津港的運價低于從天津港運到北京的運價。這緣于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順差。大量的巨型集裝箱貨輪從中國東部沿海運送輕工、服裝、機電產品跨越太平洋來到美國，而從美國運回中國的貨物則要少得多，大量的貨輪空駛回中國，所以往返運價會有5倍以上的差距。
在猶他州和美國西部其他州的公路上行駛，散落在兩旁地里兩三個立方米大小的方形或者圓形的巨大苜宿草捆成為一大景觀。苜蓿草是美國西部幾個州種植面積最大的農作物。苜蓿草也是美國在玉米、大豆和小麥之后的第四大農作物。豐富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加上極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美國農產品具有極高的價格優(yōu)勢。進口美國牛肉之所以在日本、韓國等國家造成當地農民強烈抵制，根本原因就是廉價的飼料。
目前，大豆是美國出口最主要的農產品，已經占到了中國大豆使用量的80%。按照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陳錫文的說法，相當于中國5億畝耕地的產量。在竭盡全力保住18億畝耕地的中國，5億畝耕地的產量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實際上，中國人主要的動物蛋白質來源豬肉、雞肉的提供者正是美國大豆。而作為同屬豆科植物的苜蓿草，其蛋白質含量是中國人更多食用牛奶和牛肉的最主要來源。中國的土地資源只能保證中國人吃飽，而要吃好，達到發(fā)達國家的人均蛋白質攝入水平，只能利用其他國家的耕地資源。而從國外進口大豆、玉米、苜蓿草等農作物，乃至向產業(yè)鏈上游直接購買國外的農場是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
顯然，這一任務只能由類似綠田園這樣眾多的中小企業(yè)分別獨立完成。這種購并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政府支持的“走出去”戰(zhàn)略的路徑。其出發(fā)點不是基于企業(yè)國際化的雄心壯志，也不是為獲得技術近路捷徑，而是生意本身的自然延伸。當生意自然延伸到國界，而國界的外邊有著更誘人利益的時候，自然就跨過去了。這種中小企業(yè)的跨國購并由于數額小而分散，完全不用擔心來自政治勢力和社會輿論的刁難。同時由于規(guī)模小，新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員工之間非常容易建立起信任關系，從而避免矛盾的產生。
除了獲取廉價資源，這種由中小企業(yè)的貿易行為自然延伸的收購使美元不再回流到國內或者不得不投資收益率低的美國國債，而轉化為收益率更高的資產或者實業(yè)。而被收購的國外企業(yè)，其產品可以更有針對性、更穩(wěn)定地向中國出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國對發(fā)達國家普遍存在的貿易順差，從而降低貿易摩擦。
在以往的“走出去”邏輯中，由政府倡導大企業(yè)操作的海外購并，從開始就把商業(yè)邏輯和國家戰(zhàn)略捆綁在了一起。一方面，每一次收購都會引起政治勢力的反彈和公眾輿論的質疑；另一方面，中國嚴重缺乏跨文化的管理人才，導致文化融合上的困難，教訓比比皆是。
隨著中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中國企業(yè)對外投資將進入大規(guī)模擴張期，當前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為企業(yè)提供了較好的“走出去”的機會。6月29日，13個部委聯合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yè)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提出大力加強對民營企業(yè)境外投資的宏觀指導；切實完善對民營企業(yè)境外投資的政策支持；簡化和規(guī)范對民營企業(yè)境外投資的管理；全面做好民營企業(yè)境外投資的服務保障；加強風險防范，保障境外人員和資產安全。這一最新政策的出臺預示著機構將為走出去的企業(yè)提供更具體、更細化的服務。其實真正執(zhí)行起來只需要做好兩件事：一是指導思想上的積極鼓勵，二是資金來往上全面解除審批和管制。
過去的十多年，中國企業(yè)的“走出去”之路，大型國有企業(yè)構成了第一梯隊，大型民營企業(yè)構成了第二梯隊，而眾多的中小民營企業(yè)將成為第三股力量。這些由小舢板組成的艦隊，其購并的思路完全建立在商業(yè)邏輯上，控制風險的意識非常強，文化融合的成本也非常低。同時，沒有了政治和輿論上的障礙，購并成功后在法制完備的發(fā)達國家經營風險要比大型企業(yè)低得多。他們將成為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另外一種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