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劉洪波/文 從汶川到雅安，災難再次襲來，感動再次凝聚。一切似乎回到了五年前，然而，現在確已不是五年之前。 　

地震總是令人震驚的。但汶川在前，雅安已不會讓人十分震驚了。我們可以將震驚視為心理的地震，震驚也可以像地震那樣判斷震級。

如果說汶川地震時，國人的震驚達到了10級，那么雅安地震令人震驚的程度，已大大減弱了。而且人們的震驚中有一部分仍然來自汶川：與汶川如此鄰近的地方，再次發(fā)生了如此嚴重的地震。 　

汶川地震時，這個社會的很多行為是被情感沖擊所控制的。巨大的哀傷和悲憫，既生發(fā)了人對自然的復雜感受，更激發(fā)了人們強大的抗震意志，集體行為的邏輯一時煥發(fā)生機，社會動員力、國家號召力、集體行動力都達到了數十年未見的高峰。

今天，雅安地震再度襲來時，人們的震驚在減弱。這不只是因為雅安地震的損害不像汶川那樣重大，我想，即使汶川那樣的地震非如人愿地發(fā)生，人們遭受的情感沖擊已將不復當日。

五年了，汶川地震未被人遺忘，塌掉的樓群，水泥構造堆積的廢墟，仍隨時能被人從腦海中提取。未被遺忘，或者準確地說，未能獲得答案的懸疑，還有不少：關于校舍，關于學生，關于捐獻的使用，關于慈善機構和地方政府的作為等等。

五年前，人們在緊急援災情勢下，曾經激發(fā)起巨大的正能量，哀悼死難、拯救危難、扶濟生還，到處奔涌著類似“總動員”的昂揚情緒，官民之間仿佛一舉和諧。五年回首，那些被地震所激發(fā)的一切，也漸漸隨“戰(zhàn)時狀態(tài)”的結束而消散；那些無法獲得答案的懸疑，雖然人們也漸漸不再提起，但造成的情緒挫傷已深入骨髓。

這就是雅安地震襲來時的社會心理情境。雅安與汶川不同的，不只是災難的等級，還有人們從未曾經歷到已經經歷，從想象變化到不再想象變化。所謂“震出一個新中國”，無論孟浪也好，寡情也好，還是懷著巨大的期許也好，都已被證否。 　

今天的雅安，仍然在瞬間將人們凝聚起來，但人們的情感強度下降了，人們已不會從救援狀態(tài)去推想尋常狀態(tài)，已失去從救援行動想象日常生活的興趣。這或許可稱為理性的回歸，或許可稱為理想的失去。不管怎樣，人們知道“救災只是救災”，合作的層面、和諧的范圍十分明晰，再沒有人會輕易指望“光大救災中體現的精神”了。 　

跟五年前比，新媒體已發(fā)育得更加成熟。新媒體不僅速度在先，使傳統(tǒng)媒體變成了它的落地平臺，而且成了社會活動的號召、發(fā)起、行動的平臺。“每個人的媒體”聚集起來，可以有效承擔起地震救援組織工作。尤其是在通訊受阻的情況之下，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發(fā)揮的作用，尤其是對民間社會救助、群人消息發(fā)布，遠遠超越了傳統(tǒng)媒體的影響力。這些新媒體平臺在災難時刻傳遞出的能量，為人們提供了通往生命的一縷光明。

新媒體也使民間社會的邊界擴大了，民間社會的獨立行動力得以增強，官民已非原有的上下關系，新的關系模式很復雜，但建基在理性合作基礎之上的共同行動，正在取代官民之間的從屬關系和收編模式。新媒體每天都在滋養(yǎng)新社會，每一個重大事件都在成為托夫勒所說的“權力轉移”的現場。

雅安地震仍在激發(fā)感動，但再沒有人幻想一個純潔的社會，理性的回歸向來伴隨著理想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