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1941年1月6日，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給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提出了人類最基本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發(fā)表意見的自由、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受恐懼的自由。當時他主要是從戰(zhàn)爭威脅的角度來談論免受恐懼的自由，他并不確知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恐懼更多的并非來自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是統(tǒng)治者為保持政權對整個社會構成的威脅和傷害。散文家王鼎鈞的第四部回憶錄記錄了1949年到1978年間，他在臺灣島的親身經(jīng)歷，漫長的30年中，他奮力工作、寫作、掙扎，直到離開，從青年到中年的黃金歲月，就是一部向往免受恐懼的自由的個人史，也是整個社會不斷尋求免受恐懼的歷史。

1949年5月，他在臺灣倉皇登岸之時，24歲，憑著一支自來水筆，他開始為副刊寫稿，踏上“煮字療饑”之路，并進入媒體工作。當年7月，他在島上立足未穩(wěn)，“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lián)合中學匪諜組織案”給了他一個當頭棒喝，山東8所中學的近8000師生輾轉南下，漂泊流徙，渡海來臺，不料澎湖防衛(wèi)司令部不顧約定，將年滿16歲的學生及不足16歲、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高呼“要讀書不要當兵”的學生，有2個當場中了刺刀，有幾個中了子彈。數(shù)千學生在槍聲中面對國旗下跪，“可憐的孩子，他們舍生忘死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危急關頭，煙臺聯(lián)中校長張敏之挺身而出，試圖保護學生，卻以“煽動罪”而被捕，他在自己折扇上的題詞“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也成了“煽動”的證據(jù)。結果他和另一位校長鄒鑒、5位學生共同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被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被羅織入罪的60多名同案學生接受管訓，手拿油印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們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拍成新聞片，在全臺各大戲院放映，一生抬不起頭來。5000多名入伍學生從此與世隔絕。剩下的女生和16歲以下的孩子繼續(xù)上學，王鼎鈞是山東人，他的弟弟、妹妹幸在其中。這一人為制造的冤案，即使蔣介石親自派人調(diào)查，查閱案卷，也未發(fā)現(xiàn)任何破綻，似乎一切合法。作者感慨：“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相互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并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nèi)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晚年回望此一血案，他甚至覺得可與“二二八”事件相提并論，如果說“二二八”懾服了本省人，此案則懾服了外省人。就是在這一充滿恐懼的巨大陰影下，他開始了島上30年的生活。他長期在“中國廣播公司”所轄的臺灣廣播電臺工作，雖因才思敏捷、文筆流暢而受重視，而身在“敏感媒體”的誠惶誠恐幾乎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他，每次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判刑，甚至處死，更使他惴惴不安。1950年以來的10年，他從報紙上知道，以文化人為主犯的案子至少21起，處死35人，判刑32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另冊的不知其數(shù)。他初入廣播電臺，就遇到編輯組長寇世遠被捕，牽連播音員王玫、廣播劇作家胡閬仙被捕，節(jié)目部氣氛緊張。而他也以一文惹惱保安司令部，第一次享受到“吃蛋炒飯”的待遇。當時他每周寫一篇廣播稿配合當局提倡的“克難運動”，《孔子克難記》一發(fā)表，一個保安司令部的年輕人就出現(xiàn)了，“請”他去談談，特別加了一句：“我可以替你請假。”其實，廣播公司中就潛伏著多位專門偵測員工思想的特別人員。他初次受審，心無雜念，“吃過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飯”安然過了關。來時有車接，去時沒車送，步行回單位已是黃昏，向節(jié)目部一個常常工作到深夜的老者吐露心事，想要辭職，老者勸他不要辭職，別處也是一樣。說到保安官員要他每周去報到一次，報告幾位上司的言行交游，他說自己怎么能去。老者說：“還是去吧。你不去，他們會另外找一個人。”他聽了一半，定時打小報告的事沒有做，不久同事中有人替了他。他對老者感激而尊敬，有一天卻發(fā)現(xiàn)老者也負有特殊使命。

他發(fā)現(xiàn)，員工信件有專人分發(fā)，而他的信總是比別人晚一兩天，拿到手里，封口的漿糊未干。他接電話的時候，總有工友在旁逗留，豎起耳朵。他去逛書店或看電影，總是會“巧遇”人事室的一個胖子，與他不即不離，保持一定距離，眼睛從不看他。他感嘆，“歲月無情，江山易改，最后‘萬歲’已成木乃伊，江山風化為散沙，這些曾經(jīng)是特務的朋友，或曾經(jīng)是朋友的特務，一個一個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國了。”

在他的記憶里，1950年代的臺灣號稱恐怖時期，特務用“老鷹撲小雞”的方式工作，大約進入1960年代氣氛似乎有所松動，變成了“鴨子劃水”，但仍然沒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他在文星書店出版《人生觀察》，校對時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樣寄還，書店一直收不到。史學教授黎東方告訴他，演講的時候用了幾次“中共”、幾次“共匪”，有沒有引用“總統(tǒng)蔣公”的話，引用了幾次，聽眾中都有人記錄。1968年，“中國廣播公司”王牌導播崔小萍被捕，出獄后發(fā)表《獄中日記》，審判官授意她把節(jié)目部的幾個上司拖下水，而她斷然拒絕合作。1970年11月，位居高層的副總經(jīng)理李荊蓀鋃鐺入獄，“崔案李案連聲霹靂，我近在咫尺，真是‘迅雷不及掩耳’。”11天后，調(diào)查局局長沈之岳親自約他談話，先是他與十幾位新聞界中堅分子一同應邀，沈談笑風生，說調(diào)查局不是死牢，絕不用刑逼供，調(diào)查局也不是黑店，進來工作的人可以辭職脫離。接著，沈約他單獨談話，主動提起李荊蓀，問他中廣公司內(nèi)部還沒有問題？他回答，“李荊蓀先生是上司，是黨國培養(yǎng)出來的領導人，只有他考察我，我沒辦法考察他，只有他懷疑我，我?guī)湍銘岩伤覍嵲诓恢烙袥]有問題。”他發(fā)現(xiàn)，當局處理李案時，四處搜集新聞文化界的反應，并公開審理，開庭那天，一位老作家約他同去旁聽，他斷然拒絕，因他知道這位大大有名的老作家也是為特務機關工作的。書生意氣的李荊蓀得罪情治機關久矣，《中央日報》1948年遷臺之初，李為總編輯，情報機關要在《中央日報》開家庭版，在文字中暗藏密碼，他們派往海外的工作人員要以《中央日報》特派員身份做掩護，均遭李的拒絕。1968年前后，“中國廣播事業(yè)協(xié)會”發(fā)出公文，轉達警察廣播電臺建議，要求各電臺每天播送警察學校校歌，只是“中廣”副總經(jīng)理的他憤怒地批示：“中華民國并非警察國家，該臺此一要求可稱狂妄……俟臺灣成為警察國家時再議！”他還在《大華晚報》的專欄文章中觸怒了蔣經(jīng)國。一代黨國媒體人的命運由此注定。

1970年代，“李荊蓀案”之后，王鼎鈞備受調(diào)查局的重視，在局長約談之后一個月，新聞聯(lián)絡室主任請吃飯。過些時候，廣播圈的一朋友來他家串門，帶來一瓶洋酒，他只好約定時間、地點請吃飯。屆時朋友帶來了4個客人，都是同行中出類拔萃的分子，他們搶先付賬，提議每月或每兩個月聚一次。每次他如果說沒時間參加，他們就會延期，乃至一延再延，也等著他。直到他離開臺灣，這樣的聚餐一直在繼續(xù)。他想，“他們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遠大，哪一個都比我強，怎么會這樣遷就我？”很快他就明白并且證實了，他在聚餐會上的漫談甚至可以上達“天”聽，被最高當局所采納。他一面與他們例行餐敘，一面跟調(diào)查局的關系也繼續(xù)發(fā)展，沈之岳對他說，外界一向覺得調(diào)查局很神秘，其實調(diào)查局是個堂堂正正的司法機關，除了工作機密，沒有不可告人之處，想利用傳播媒體為調(diào)查局做些宣傳，希望他有所襄助。后來又對他說，他們想拍一部記錄片，請他擔任“編劇”，拍片期間沈三次找他面談，期間他真切的感受到了“伺候沈局長真不容易啊”。

在一個無法免于恐懼的社會里，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媒體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活了近30年，終于將要擺脫這樣的恐懼了。但能不能順利出國，他心中沒底，通過那個持續(xù)多年的餐敘會，他表明心跡，“縱然臺下一條蟲，我也是益蟲，不做害蟲，我們依然支持國民黨，只有在國民黨治下我才有做一條益蟲的可能。”即使在拿到出境證之后，他還是沒有底，因為他知道有人上了飛機還被廣播喊下來。1978年9月28日，他飛美的那天清早，在松山機場旁的豆?jié){店，定期餐敘的五個朋友之一請他吃早點，舉起茶杯說：“我代表本單位給你送行，你可以出國。”直到飛機起飛，王鼎鈞心中才確定自己可以出國，不是騙他。此時，離1987年蔣經(jīng)國結束“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還有漫長的9年。

免受恐懼的自由是人類無比珍貴的基本自由之一，一個社會如果長期繃著一根弦，總有一天要折斷的，只有民主體制才能保障這樣的自由。王鼎鈞經(jīng)歷了蔣介石、蔣經(jīng)國父子兩代的統(tǒng)治，對威權時代的恐懼有親身體驗，心有余悸，對于蔣經(jīng)國終于踏上開放之路深感欣幸。他說，蔣介石“也許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可是雷震后來要動他的老本，那只有魚死網(wǎng)破”，“蔣經(jīng)國上臺執(zhí)政，他好像有新的領悟，民主自由是本錢，專政才是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盡之后保住了老本。”正是“這一念之轉”，免受恐懼的自由才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