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文

胡適、周鯁生與《正午的黑暗》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胡適應(yīng)蔣介石的邀請，去美國開展民間外交，后來出任駐美大使。

駐美大使時期的胡適非常忙碌，但他畢竟是學(xué)者，一有閑暇就讀書。1941年8月1日，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了讀《正午的黑暗》一書的感受：

讀完了DardnessatNoon。這部小說寫一個蘇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關(guān)在監(jiān)里，受種種拷問，終于自承種種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狀。結(jié)果還是槍斃了。……描寫很有力量。我勸鯁生讀此書。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這本書出版于1941年，是較早描寫蘇俄極權(quán)主義的書，在西方許多國家影響深遠(yuǎn)，使不少知識分子重新審視對蘇俄的認(rèn)識。

胡適在讀此書之前，也曾對蘇聯(lián)產(chǎn)生了好感。1926年底，對于蘇俄的大清洗與紅色恐怖，胡適在跟基督徒謝福蕓交流時，還曾站在蘇俄這一邊，認(rèn)為西方輿論所報道的蘇俄紅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

1926年7月底，在致張慰慈的信中，胡適說：

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

……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rèn)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即使到了1939年9月，蘇俄侵略周邊國家，暴露出帝國沙文主義的本性，胡適也不愿意相信，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事件確曾使我對蘇俄開始懷疑。但我總還不愿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因為我的思想總不愿意有一個侵略國家做中國的北鄰。

然而，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記中，胡適則認(rèn)為他的朋友對斯大林的評價頗有味：

Col.C.談Stalin的一些故事，頗有味，他說，Stalin是今日全世界第一個dictator，Hitler不足比其殘忍，然其人確有機(jī)智，能轉(zhuǎn)變，故能久專權(quán)而不敗。

這其中認(rèn)識上的轉(zhuǎn)變，似乎不能忽視胡適1941年對《正午的黑暗》的閱讀。

胡適曾將《正午的黑暗》推薦給和他一起去美國的法學(xué)家周鯁生。周鯁生有沒有讀過這本書，我們現(xiàn)在不能確定。不過，后來在對蘇俄的判斷上，胡適與周鯁生產(chǎn)生了重要分歧。

據(jù)智效民先生的《從一場爭論看胡適對蘇俄的認(rèn)識》介紹，1948年，周鯁生在《中央周刊》發(fā)表了《歷史要重演嗎？》。文中，周鯁生對“二戰(zhàn)”勝利后西方國家大力扶持日本與德國以抵制蘇俄的做法表示了異議。

為此，胡適寫了《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與周鯁生青睞蘇俄不同，對這一時期的蘇俄，胡適已經(jīng)充滿警覺，在這封信中，胡適寫道：

……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干。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lián)手里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rèn)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場論爭之后不久，在朝代鼎革之際，胡適最終選擇了離開，而此時作為武漢大學(xué)校長的周鯁生，則選擇留了下來。

周鯁生1950年代曾通過在歐洲的陳源，勸胡適回大陸看看。陳源在給胡適的信中，轉(zhuǎn)述了周鯁生對胡適的這種希望，說大陸對胡適的批判主要針對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個人，還說可以保障胡適來去自由等等。對于周鯁生的勸說，胡適毫不心動。在信旁，胡適曾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又是我？”

胡適、陳垣與《我選擇自由》

其實，在胡適與周鯁生爭論之前的1946年，胡適還讀了一本反蘇俄的書。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讀Kravchenko’sIChoseFree－dom，很受震動！此君原是蘇俄駐美采辦委員會的金類專家，1944年他偷跑了，來到紐約避禍，向報界談話，請求輿論的保護(hù)。

此書是他的自傳，描寫蘇俄的內(nèi)部慘酷情形，甚有力量。

讀過克蘭欽可（Kravchenko）的《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的胡適對蘇俄內(nèi)部的殘忍與恐怖有了新的認(rèn)識，并對那些為了自由而流亡中國的白俄產(chǎn)生了由衷的同情與敬意。據(jù)后來留在大陸的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白俄”的態(tài)度。胡思杜寫道：

全國勝利來臨時，他（胡適）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贊“白俄留居異土之可貴”。

當(dāng)時，胡適看的《我選擇自由》是英文版，此書在1947年即由當(dāng)時的民治出版社出版，譯名為《我選擇了自由》。

耐人尋味的是，胡適還曾用這本書來勸說史學(xué)家陳垣離開北平。1949年4月，陳垣在《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中曾回憶說：

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guān)于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并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yuǎn)，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jù)，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我選擇自由》為證，胡適對北平將來的分析之所以在陳垣的腦中起很大的作用，也似乎與陳垣對“個人與國家”關(guān)系的認(rèn)知有關(guān)。在《通鑒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陳垣曾寫道：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于民，而責(zé)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去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后能令人愛之，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權(quán)之下者矣。《碩鼠》之詩人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何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長思也。

然而，如果陳垣同意胡適的判斷，為什么最終他卻選擇留下，并在1949年致胡適的公開信中稱其為“錯誤的思想”呢？要知道，當(dāng)時陳垣是國民政府搶救學(xué)人名單里的重點人物，有很好的機(jī)會離開。

陳垣之所以選擇留下，除了年老力衰不想再動之外，還可能與劉乃和有關(guān)。據(jù)鄧瑞全《陳垣發(fā)表〈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的前前后后》一文介紹，劉乃和是陳垣的學(xué)生，也是他的學(xué)術(shù)助手，此外，她還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據(jù)悉，當(dāng)國民政府搶救學(xué)人的飛機(jī)來接陳垣的當(dāng)天，陳垣秘密離開了自己的家，躲到了劉乃和的家中。而且，陳垣后來所寫的《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其實也是劉乃和幫助陳垣寫的。看到這封信之后，胡適認(rèn)為身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似乎已經(jīng)沒有了沉默權(quán)。

新文化運(yùn)動時期，聽聞蘇俄革命的消息時，胡適曾欣喜的寫下《沁園春·蘇俄萬歲》的詩詞，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與人生的體驗，胡適對蘇俄的判斷也產(chǎn)生了重大轉(zhuǎn)變。胡適也曾把這些他所讀過的有利于判斷蘇俄的書推薦給他的朋友們，例如周鯁生、陳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選擇的時刻，陳垣、周鯁生都做了與胡適截然不同的抉擇。

我們是否可以說，對于一個人而言，從某種程度上，“選擇了不一樣的書籍就是選擇了不同的命運(y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