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欽文/文 不久前，網(wǎng)上有一篇轉載甚多的文章《為何德國人拿走一半諾貝爾獎：禁止學前教育》，此文作者言之鑿鑿地說：“在德國的《基本法》（即憲法）中，第七條第六款明確規(guī)定，禁止設立先修學校，也就是學前班。”

其實理解作者的意思，當前中國孩子的壓力實在太大，用來自“境外發(fā)達國家”的例子給國人提個醒，勸各位家長別太折磨孩子了。文章的用意自是好的，可是較起真來，事實未必站得住腳。

打開德國戰(zhàn)后制定的《基本法》，翻到第七條第六款，原文是：“Vorschulen　bleiben　aufgehoben”，按字面翻譯就是“依舊廢止（各類）先修學校”。上文中“禁止學前教育”一說大概便由此引申而出。

然而這恰恰是一個誤解，原因是對“Vorschule”的理解產(chǎn)生了偏差。該詞在現(xiàn)代德語中的含義是“包括幼兒園在內的各類型學前教育機構”。另一個意思，附屬于小學的一年制學前班。參加學前班的學生情況分為兩種：要么是適齡兒童由于種種原因，認知水平和同齡孩子有差距；要么是按生日杠杠剛好夠入學，但較之同年入學的孩子，年紀小很多，心智發(fā)展還有欠缺，應家長的要求“降級”。

那么被廢止的“Vorschulen”究竟指什么呢？其實指的是歷史上曾經(jīng)在普魯士和北德地區(qū)出現(xiàn)過的一種特殊的三年制小學。這類學校有官辦也有私立，學費高昂，只有富貴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得起。這類“貴族學校”擁有良好的資源配置，官家和富家子弟在此就學，可以獲得有品質的教育。較之普通學校的孩子，他們的升學率更高，日后進入大學的幾率也就遠遠高于同齡人。此外與各國的“貴族學校”一樣，在此學習的孩子會自然結成一個網(wǎng)絡。多年之后，無論是從政經(jīng)商，他們都會“互幫互助”，形成一張無形之網(wǎng)，操控著國家的政治和經(jīng)濟命脈。這樣的網(wǎng)絡一旦鋪開，必然成為寒門優(yōu)秀子弟出頭的天然障礙。

“一戰(zhàn)”結束，皇帝退位，德國歷史上第一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誕生。奠定共和國基礎的《魏瑪憲法》（1919年）基于教育和社會公平的原則，明文廢止這類特殊的“先修學校”（Vorschulen）。而且根據(jù)憲法第146條，德國自1920年起推行義務教育制，所有年滿六歲的兒童必須進入統(tǒng)一的小學（Grundschule）學習，不得有貴賤之分。

“二戰(zhàn)”結束，德國被分為東西兩個占領區(qū)。1949年，在美英法三巨頭的支持下，西占區(qū)宣告建立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頒布了新憲法。著眼于日后的統(tǒng)一，這部法律沒有冠之以“Ver-fassung”（憲法）之名，而是命名為“Grundgesetz”（基本法）。新法律將受教育權歸入公民的“基本權利”，并重申了魏瑪憲法確立的原則，因而才有“依舊廢止（各類）先修學校”的條款。所以德國“禁止學前教育”乃是典型的郢書燕說。謬誤在于將“Vorschule”（先 修 學 校） 和“vorschulische　Erziehung/Vorschulerziehung”（學前教育）混為一談。無論是前文中所說的“學前班”還是幼兒園的教育，其實都屬于學前教育的范疇。按照德國教育學的定義，學前教育的目的在于減少兒童在行動能力、語言、認知、情感和社會交往等方面的不足，為入學做準備。這樣的教育在德國非但不禁止，而且還獲得大力扶植和推動。

要知道漢語中的幼兒園（舊譯“幼稚園”）一詞就源自德語。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觟bel,　1782-1852）把自己創(chuàng)辦的學前教育機構命名為Kindergarten，這一模式日后為世界各國效仿，英語未經(jīng)改造直接引入了這一概念。這樣一種“成功模式”怎會被德國人所拋棄呢？

不過，較之于小學教育，在德國學前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的范疇。但是根據(jù)德國《社會法典》（SGB）的規(guī)定，在德國境內的所有年滿3周歲的學齡前兒童有權進幼兒園接收教育。根據(jù)德國學前教育的共識，幼兒園的主要任務是培養(yǎng)孩子的自我意識、獨立生活能力、團體交往能力、環(huán)境適應力，開發(fā)幼兒的智力和語言能力，但不得安排類似于初等教育中的知識性課程。

不過法律人就是會玩兒字眼，法典條款中的“有權”用的是“Anspruch　haben”（意思是“可以提出要求”），而非通常使用的“Recht　haben”（權利），所以在約束力上大打折扣。由于種種原因，德國當前的幼兒托兒機構的空間分布并不合理。在某些地方，只要家長事先及時提出申請，孩子就可以得到一個入園名額。然而在另一些地方，申請人數(shù)大大超過當?shù)赜變簣@所能夠提供的位置，以至于很多適齡兒童無法入園。這一結果導致的連鎖反應之一就是，不少家長（尤其是母親）無法如愿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事實上造成了就業(yè)上的男女不平等。

有趣的是，每每說起這個話題，已經(jīng)壽終正寢的“民主德國”便會條件反射般被反復提及。因為如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前東德為了鼓勵女性生育和就業(yè)，使勞動者能夠義無反顧地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國家設立了許多公辦幼兒園，解除了勞動群眾的后顧之憂。不少前東德的“遺老遺少”總愛把“當年也不是啥都不好”掛在嘴邊，西部同胞對此總是嗤之以鼻。但在學前教育制度這一塊兒，東邊兒還真不是“一無是處”。

兩德合并后，在制度上一邊倒，就連《基本法》也被統(tǒng)一后的德國所沿用，東德的學前教育體系也遭瓦解。多災多難的德國再次統(tǒng)一，固然令人歡欣鼓舞，但卻面臨多重挑戰(zhàn)，按照德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辛恩（Hans-Werner　Sinn）的說法，新德國開始了“冰冷的啟動”。一時間困難多多，與之相比，學前教育并非“主導問題”，于是便被擱置了下來。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社會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社會保障體系的穩(wěn)固性也遭到威脅。而人們家庭觀念的改變和壓力的增大，德國人口出生率連年降低。按照最新的統(tǒng)計，德國家庭平均生育1.3個孩子，據(jù)此測算，七代之后，德國人將從地球上消亡。導致生育率低下的因素是多重的，而年輕父母（女性首當其中）擔心生養(yǎng)之后再難就業(yè)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解決學前教育問題，已經(jīng)刻不容緩，因為它不僅事關兒童教育，而是關乎德國民族的未來和國家的前途。

近年來，默克爾政府順應形勢和民意，大力推進學前教育。2005年，默克爾邀請政治名門之后封·德·萊恩女士（Ursula　von　der　Leyen）加入自己的內閣，出任聯(lián)邦社會婦女家庭衛(wèi)生部長。這位女部長自己就是個光榮媽媽，育有7個孩子（兩兒五女），同時又是一位職業(yè)女性，從政前是一名醫(yī)生，所以這個部長職位似乎就是為她量身定做的。新部長上任之后接連出臺了一系列新政，建立制度并采取實質性措施推進幼兒早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改善和增加現(xiàn)有的幼兒園，她還許諾創(chuàng)辦更多的托兒所，以便三歲以下的幼童也能早日入托。按照當時的設計規(guī)劃，到2014年，德國所有的適齡兒童都可以入托。顯然，該計劃太過樂觀了。迄今為止，還有很多父母仍在排隊，苦苦等待托兒所分配的有限的名額。

那么能夠入托的孩子每天在托兒所里做些什么呢？我曾在德國參觀過幾所托兒機構參觀，并與保育員們進行過交流。她們普遍認為，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照顧孩子們的日常起居并逐步培養(yǎng)其良好的生活習慣，早教智力開發(fā)倒在其次。孩子們在保育員的指導和幫助下就餐，并學會用餐所需技能。如有需要及可能，家長也可來托兒所親自哺乳，或將母乳吸出灌裝或將配方奶粉調好交給保育員，以便按時按需喂養(yǎng)。除此之外，就是游戲時間了。保育員們按照孩子的年齡段、生理心理發(fā)展階段給孩子分組，讓他們參與各種游戲和小競賽（其中也有部分益智游戲），若天氣狀況許可，優(yōu)先安排戶外活動，目的在于培養(yǎng)孩子的運動協(xié)調性、交往能力和環(huán)境適應力。是否午休、何時休息全看孩子自己的狀態(tài)，不做強求。

也不要以為入托的孩子就一定是“幸運兒”。其實迄今為止，德國社會各界對于孩子是否應當入托甚至是上幼兒園一直存在爭議。排除硬件的差別，衡量托兒所辦學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保育員和孩子的配備比例。按照當前普遍認可的標準，對于12個月以下的兒童，最佳比例是1:2，而針對12-24個月的兒童，應當是1:3，24-36個月則為1:4。事實上，許多托兒所根本無法達到這一標準。要知道，增加人員就意味著辦學成本的上升，這必將導致收費的上漲，這又是家長們不愿意接受的。這正是女部長要解決的問題，她希望通過增加公共投入，補貼各類學前教育機構。然而由于政府內部的意見不一，加之財政狀況不容樂觀，政策推行時遇到各種阻力，所以她上任之初的許諾至今無法兌現(xiàn)。

不少家長不愿送子女入托，其實是受到了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德國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tǒng)，人們的家庭觀念頗重。許多父母認為，正式入學前，親自照顧子女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兒。對于愿意多養(yǎng)兒女的中高收入階層而言，她們不必擔心孩子日后進入集體會出現(xiàn)交往障礙方面的問題。而且他們認為，孩子在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愛，更好的教育。不少有實力的家長也會將人力和財力投入孩子的“早期開發(fā)”中去。當我與德國朋友抱怨中國的“早教”泛濫成災時，他們中的幾位坦陳，不少德國家長也是一樣，會讓孩子學習各種“本領”，購買書籍和智力玩具。地方報紙和網(wǎng)絡上藝術類業(yè)余教師的自薦廣告不在少數(shù)。還有不少高收入家庭通過中介機構從國外招聘高學歷的年輕保姆，讓她們在照顧孩子的同時還能教外語。此外，擔心孩子進入托兒所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同生活會受到不良影響。對于這些家庭而言，政府動用公共財政補貼托兒機構，這有失公平。因為他們自認為作為納稅較多的群體，在這方面遭到了歧視和虧待。

由此看來，兒童的早期教育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盤根錯節(jié)。再次回到本文一開始引述的文章標題。“禁止學前教育”這一前提不存在了，那么拿走一半諾貝爾獎的原因何在呢？是否廢止學前教育，這恐怕不是關鍵。教育是長跑，學前教育只是起跑而已。我以為，文章作者的腦子里還是有“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思維在作怪，雖然此次只是逆向顯現(xiàn)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