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魯寧/文 這是一條昨天見報并為各類網站廣泛轉貼的重要維權新聞——上月23日，武漢市區(qū)45萬餐飲職工的最低工資標準，統(tǒng)一以該市最低工資標準為基礎上浮30%。在此前，武漢餐飲業(yè)部分職工實際拿到的工資甚至低于該市政府劃定的最低工資線。

這是一場歷時50余天、在中國當代勞資博弈史上前所未聞的行業(yè)工資集體談判。甲方由武漢市商貿金融煙草工會出面，身后站著45萬餐飲職工；乙方由武漢市餐飲協(xié)會出頭，代表大小餐館食鋪4萬名老板……如果談判合同所確立的主要條款能得到切實執(zhí)行，甚至執(zhí)行過程打點折，其受益面（占武漢現(xiàn)有勞動者的五分之一）放在全國看，依然可以說是空前的。

經筆者歸納，這份來之不易的“集體工資合同”還有如下幾大亮色：其一、假定當地政府上調最低工資線，該合同所規(guī)定的上浮30%繼續(xù)有效；其二、單獨規(guī)定了今年該市餐飲職工工資年度增幅為9%；其三、在以往最缺乏保障的加班、病休等最易侵犯職工權益的環(huán)節(jié)及報酬或賠償支付標準，以及其它勞動權利保護款項，均首次明確寫成了“白紙黑字”；其四、這場“馬拉松”談判自始至終借力媒體和網絡力量公開操作，雙方各自挑選的9名談判代表，全部在在報紙和網站公示一周，作為談判最終成果的合同文本，也在報紙和網站全文公示一周。兩個“公示”擴大了此項談判及談判成果的社會關注面，為企業(yè)履行合同前提注入了社會監(jiān)督“因子”和輿論壓力。

然而，筆者和廣大網友一樣，依然擔心“武漢樣本”在各地很難真正推廣。一方面，國內大大小小的企業(yè)工會，總體上仍然處于花瓶狀態(tài)，有形無實、有名無權，缺乏對勞動者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甚至在骨子里，某些人和某些機構，并不希望企業(yè)工會也包括行業(yè)工會過于張揚和強勢。說點歷史，當年在蘇東集團門下的波蘭，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在該國政壇鬧出的“響動”，肯定令某些人到今天都深感不悅。另一方面，沒有官方身份的各級地方總工會在背后實心支持，就算企業(yè)工會有訴求，行業(yè)工會肯挑頭，工資集體談判的事情照樣做不起來，就算勉強做成了，執(zhí)行效果也注定是口惠大于實惠……

上述擔心并非出于認知偏見，更非筆者生性偏激。筆者想對今天的年輕網友們介紹的是，工資集體協(xié)商談判并非新東西，1990年代中期筆者還在做記者時，就對此作過多次采訪。十數年后，這件合法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好事依然難在各行各業(yè)普遍推開，大多數企業(yè)尤其是私營企業(yè)，職工工資仍以老板“一口價”為準，若就事論事析成因，無非就是五句話：老板不愿談，企業(yè)工會不敢談，職工沒膽談，地方總工會欠作為，地方黨委政府態(tài)度愛昧。

把話說到這份上，識者已然明了，要讓工資集體談判切實推進，現(xiàn)階段有兩個最低標準之前置條件缺一不可：一是地方總工會腰板要硬，二是地方黨委政府要堅決摒棄職工漲工資就會“影響招商引資環(huán)境”的落伍思維。而且，假定后一個前置條件不能具備，前一個前置條件也就很難單獨成立。拿此標準對照，“武漢樣本”另有玄機和奧妙共同促成：

表面上，武漢餐飲職工工資集體談判的甲方是商貿金融煙草工會，但幕后為此項談判牽頭、張羅、撐腰者卻是武漢市總工會。那兒的總工會為何能把腰桿挺起來——透過媒體報道，總工會主席朱毅位居中共武漢市委常委…… 

識者所知，除中華全國總工會歷屆主席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國內省、市、縣三級地方總工會主席，通常很難被安排為同級地方黨委的常委，安排為地方政協(xié)副主席、人大副主任者都非常鮮見。常言道，地位決定作為，朱毅首先身居市委常委之要職，該市總工會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當然不一般。國內餐飲行業(yè)職工工資普遍偏低，為何工資集體談判率先在武漢突破，且是整個行業(yè)的整體性突破，這是值得關注當代中國勞工維權的各界人士也包括眾網友共同思考的。

其中，最關鍵的、經思考不難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行業(yè)工會要硬氣，地方總工會就得在幕后當行業(yè)工會的“老板”。地方總工會在地方要說話算數——能無所顧忌地為勞動者維權，必須得到地方黨委和政府尤其是地方兩個一把手的切實支持。如果兩個一把手尤其是地方黨委書記“前怕狼后怕虎”，地方總工會不但難有作為，而且還會處處受到掣肘。因此，地方總工會主席應該普遍入職地方黨委常委。若一時難以完全做到，至少要在地方同時擔任人大或政協(xié)副職。去年下半年以來，上海工資集體談判明顯有所起色，與新任總工會主席同時入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不無關聯(lián)。

簡言之，地方各級總工會主席若依然只是個“空頭主席”，該地方的工資集體談判就很難有實質性推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春天，省及省以下“四套班子”都要進行換屆，如果各級地方總工會主席經換屆而“政治地位”得到普遍提升，對推廣工資集體談判是有利的。否則，類似“武漢樣本”更多仍停留于欣賞和感慨層面，其推廣價值必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