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王小魯/文 11月初的一場大雪使舒琪先生乘坐的班機晚點三四個小時，令他頗為煩悶。舒此次來京，是為了一個電影交流活動，活動是與電影學院合作，他的身份是香港演藝學院的院長。

一

我們見面時，首先就說起這場大雪。京城的第一場雪據(jù)說是為了緩解北方大旱，其中有人工的成分。我向舒先生說到這個情況，他竟然有一種釋然的臉色：原來如此。

舒琪是香港電影的見證人，一個深入的觀察家，本人就是一部香港電影史。他生于1956年，據(jù)說十幾歲就開始寫影評。香港電影的發(fā)端可以追至電影發(fā)明后的第二年，但真正的創(chuàng)作局面的形成，則在上世紀30年代，其中重要的并非本土創(chuàng)作，而是上海電影公司因戰(zhàn)爭移民南下后進行的電影制作。上世紀70年代末與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電影形成“自性”，在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促進下，香港不再作為他者，而是作為主體和“天然的故鄉(xiāng)”被呈現(xiàn)。香港當下的境遇成為電影人針對的對象。

從這個簡單的回顧中可以看到，舒琪是在真正意義上的香港電影伴隨下成長的。香港“本土”電影的形成和輝煌時期，正值舒琪本人在身體和思想逐漸成熟的時期。有人稱舒琪是和香港電影理論體系同步成長的人。如此，他自然應該是使香港電影獲得文化自覺的一個電影工作者。這種關(guān)系是一種歷史契機，外來的研究者都無法獲得這種貼切感。

就我本人來說，瀏覽過大量港片，但都未曾留心。在過去的20年間，港片在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可以說香港電影對大陸民間文化的塑造，具有非比尋常的力量，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一面。但我沒有系統(tǒng)研究，所以無法獲得其藝術(shù)和社會意識的歷史感。與舒琪先生聊香港電影，只能是他說，我聽。

二

我們聊及大衛(wèi)·波德威爾《香港電影的秘密》一書，我說本書作者只看了300多部港片，就成就如此規(guī)模的電影專著。舒琪認為這本書對于香港電影的疏理是扎實的。我問及為何本書只字不提香港電影大師杜琪峰，他說，本書寫作截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杜琪峰還沒有形成后來的格局。

我特別向他詢問大陸文化研究者會提及的電影書店“壹角度”。他說這書店剛開業(yè)的時候，人很多，銷售成績還不錯，但時間越久，發(fā)現(xiàn)來看書的還是那些人，他們買過一輪之后就不會繼續(xù)再買。他曾主動經(jīng)常邀請一些著名香港電影人做講座，書店因此獲得了一定的媒體關(guān)注度，但這些都是虛的，對于營業(yè)額并無太多助益。

舒琪開書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之前他就是電影文化的傳播家。他做了很多發(fā)行工作，把西方的一些大師介紹過來，還為內(nèi)地電影做發(fā)行，比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此外還擔任了《風月》的編劇、《東邪西毒》的監(jiān)制、《北京雜種》的制片人……壹角度書店從營業(yè)到關(guān)門時間很短，因為遭遇金融危機，那時候香港的電影市場顧客一下子消散于無形。

三

此次交談，我其實最想表達對于香港電影的擔憂。它的自性的瓦解與合拍片的妥協(xié)，是我最想請教舒琪先生的。

我說，我對于香港電影最美好的印象來自于上世紀90年代，當時看過一些古裝神怪片，如徐克的《青蛇》，想象力大膽詭譎，有很多炫目的視覺效果。現(xiàn)在看很多香港導演當年的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才華橫溢，但現(xiàn)在香港的電影普遍不再如以前那么有創(chuàng)造性。我問舒琪先生——不知道您是否也有這樣的感受？

舒琪未置可否，但他說：“我猜環(huán)境有很大影響。”他似乎樂于談到徐克，大概因為徐克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最重要的開啟者。他說徐克改寫了香港電影。從第一部就開始進行實驗，只是當時不成功而已，即使不成功，但他還是繼續(xù)進行實驗。比如《蝶變》，完全是一個全新的武俠片的方法。他在試驗香港電影中很多人沒有做過的東西，失敗了，就把里面的東西抽出來，放在不同的電影里面，重新再做，就成功了。

“他的創(chuàng)造力是最強的。就香港近代電影來說，我覺得只有他是一個天才，才華高得不得了。”

舒琪說，徐克因為創(chuàng)造力強，同時想拍10部電影，10個創(chuàng)意老板都覺得好，怎么辦？于是就當監(jiān)制。

“他當監(jiān)制,找人來拍,拍的東西當然和自己不一樣啊,找你拍的時候你有自己的想法,徐克會覺得,這個東西我本來不是這樣子的，所以他要插手，其實他是一個很壞的監(jiān)制,后來他和很多導演的關(guān)系都不好,說他是對還是錯我覺得也很難，這是他本身的特性。”

“好像吳宇森也是他帶出來的。”

“也不是說他帶出來的。比如《英雄本色》就是徐克的創(chuàng)意,你只能說《英雄本色》和他監(jiān)制的其他電影相比屬于例外，他那個時候給吳宇森的自由度比較高，可能說他和吳宇森那個時候關(guān)系很好，他就放手讓他拍。《倩女幽魂》誰拍的?大部分都是他拍的，而不是程小東拍的；《笑傲江湖》大部分也是他拍的；嚴浩的《棋王》有一半是他拍的；《笑傲江湖》他找胡金銓來拍，到最后他只用了幾個鏡頭而已。”

“你說他很商業(yè)，但那商業(yè)是他的本性。徐克本身就喜歡這些東西。他就喜歡很多動作，喜歡很娛樂的東西，他的藝術(shù)本身就包括娛樂。”舒琪繼續(xù)說道。

那是香港電影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刻，黃金時代從此開始。舒琪說，一切都在徐克掌握內(nèi)，他對自己的要求也高，成本啊什么,其實都可以放任一點，市場那個時候都很好，成本幾乎都可以收回來，產(chǎn)量也豐富。他那個時候也有成本預算，但成本也只是開拍前的一個參考。 “如今，似乎沒有這樣的自由了。”

我說，這應該與香港電影市場的萎縮有關(guān)系。過去的香港電影有東南亞市場，還有海外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舒琪說唐人街也慢慢不存在了）。的確，如今香港電影在這些地區(qū)的影響已經(jīng)沒有這么大，美國片早已對港片形成強沖擊，而且電影市場也因為視覺媒介手段的多樣化而縮小。轉(zhuǎn)向內(nèi)地尋求龐大的觀眾資源和取景地，成為香港電影的必然方向之一。

舒琪說：“其實我是真覺得合拍、大陸市場的開放，從創(chuàng)作上來講對于香港電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和限制。他們其實也很明白這一點，但對于市場是真的沒辦法。”

我問舒先生對于徐克近期創(chuàng)作比如《女人不壞》的觀感，他則先提到徐克的一貫“瘋狂”。“包括《女人不壞》也是，《女人不壞》你單從一個單場來看還好，每個場面都很好看，包括攝影機的運動，怎樣設(shè)計一個場面。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故事，因為他只是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在一個單場里面，要把它復雜、復雜……然后整個的結(jié)構(gòu)就忘記了，整個敘事也就亂了。當整個敘事都不太好看的時候，它就一塌糊涂了。對我來說，《女人不壞》一塌糊涂，說的故事一點也不好看，但是你可以先不管故事，只看每場戲的處理，我覺得每場戲都很好看。”

合拍片的問題，我表達了我的疑問，這可能也是內(nèi)地一些電影愛好者的普遍擔憂：港片的大量被刪減和修改，使得我們期待的香港電影似乎失去了本來面貌。本來我們希望內(nèi)地和港臺的合作是為了注入一種新鮮血液，提供一種嶄新的營養(yǎng)，如今合作與借鑒若只是在技術(shù)層面上展開而非在人文層次上展開，那是我們坐失一種歷史賜予的良機。我說到陳可辛等人對于大陸的迅速適應，也說到香港臺灣導演對主旋律電影的逐漸認同，這對于資本方面來說是好事，但對于電影來說，則未嘗如此。

舒琪說，這個現(xiàn)象與失去自信有關(guān)。“香港導演手上已經(jīng)沒有牌了。”

接著我們說到舒琪最近幾年給予頗高評價的杜琪峰。杜琪峰被稱為是最近幾年最為堅持本土創(chuàng)作的導演。舒琪說，從工業(yè)的角度來說，堅持香港的東西是很了不起的。不過他最近兩三年來幾乎沒有什么作品賣座過。

“這是什么原因呢？”

“香港市場萎縮得很厲害，另外主要是創(chuàng)作上沒有很大的改變。對于我來說，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覺得導演要常常改變他的風格，他最近一兩部都沒有什么很明顯的變化，但是那也沒有什么問題，再看嘛。看一個導演不是看一兩部作品，不能因為一部片子成績不好就下結(jié)論。”

舒琪稱杜的電影從未謀求內(nèi)地市場。但我提到杜的電影《黑社會》、《文雀》都在內(nèi)地放映，他怎么會不在意內(nèi)地市場呢？

“他的作品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東西，所以說這是很難得的。他其實也是考慮，但是他的考慮是不考慮，你看他的片子進來，他不管吶，他不理啊，是影片公司進來的吧。”

包括后來的被刪除、剪輯，也是公司在運作，而非杜的妥協(xié)。杜琪峰何以能在形勢變化下單獨幸免，并保有如此的自信？

“杜琪峰的特點是他的產(chǎn)量很多，可是比較聰明的是他和幾個大的公司合作，比如寰亞、寰宇、美亞，他替每一個拍，錢可以分開來負擔，第二呢，他拍的東西其實還是很市場的東西，起碼類型上還是主流的東西，可能風格上有一些不那么主流。有一些不主流的東西他也很懂，他用很低的成本去拍，比方說《PTU》他拍了很久啊，好像拍了兩年，成本也不是很高。《黑社會》他拍得很快，成本也比較高，可是是主流。他風格上也很好，也賣座，他在平衡這兩個方面做得很好。因為他有外國市場，現(xiàn)在他在外國不是說有很大的市場，但起碼比較穩(wěn)定，他拍的類型片，不一定能上戲院，但是DVD一定能賣。在法國很不錯，在英國也算不錯，其他地方也都能賣。”

四

香港明星制出現(xiàn)的問題，是香港電影目前下行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經(jīng)香港電影有一個很大的牌，就是演員。”

首先，有一些奇怪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比如說過去幾年幾乎每一部香港電影，包括合拍的，都一定有一個到兩個人物是大陸的，最糟糕的時候是大陸演員演香港角色。要么就會夾插一個從大陸來的人物，有時候是沒有必要的，甚至是對故事有傷害的。要不然就是一個角色說國語，一個說廣東話，兩個人都能溝通，好像對方都在說對方懂的語言，我覺得很不舒服。這都不是故事本身需要的東西。因為這是合拍的一個條件嘛，非得要1／3主要演員是大陸演員。”

舒琪說：“我覺得徐靜蕾是最慘的，她演香港戲，每個電影里面都沒有戲可演，就被放在那邊。”

“在《投名狀》里是如此，在《新宿事件》里也顯得多余。”我說。

“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演員。香港電影里沒有這樣的演員。第一，與香港的女明星相比，我不能說她不漂亮，但她不是很靚麗的那種，香港導演和編劇都喜歡那種靚麗的女明星。除此之外，她不懂得應該演什么東西，她也不是那種很張揚的演員。我覺得香港導演沒有一個人懂得如何處理她，所以她放在那里，毫不起眼。”

這是從內(nèi)地演員和香港導演合作角度來講的。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香港演員的斷層。

“香港演員都是明星，沒有演員，很多老的已經(jīng)沒辦法再用了，有一些演員比如古天樂、劉青云，其實也開始老了，其他更不用說了。”

“像謝霆鋒他們呢？”

“根本起不了作用，能力上他們也不強。所以導演沒有牌了，比如爾冬升，他要用成龍，10年前還不錯吧，20年前是最好，現(xiàn)在拍，誰還要看成龍老的樣子。劉德華你還要看？梁朝偉還好一點，他三年才一部電影。女明星有嗎？完全沒有了。張曼玉三年也沒有一部啊。其實香港電影完全沒有演員，沒有明星。這些導演還憑什么去創(chuàng)作，他要用大陸的演員。”

我們特別談到張柏芝，舒琪說她是新人中表演力很強的，也很快就紅了。但她是自己搞壞了自己，而且剛要復出，就生孩子了，似乎是出于一種贖罪的心態(tài)。我問，是什么讓香港明星的延續(xù)出現(xiàn)了問題呢？

“其實香港電影完全是一個不正常的發(fā)展狀態(tài)，這些演員大部分從哪里來？兩個來源，第一電視，第二臺灣，你看香港的女明星大部分都是臺灣女明星，男演員大部分是香港的，是電視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市場環(huán)境好，當時紅的電視藝員都出來拍電影、廣告，唱歌。 他們能力可能不會很好，但是量大，機會多，到最后熟能生巧。幕后的技術(shù)員工也一樣，每個部門每天都可以開工，每個人都可以改善昨天犯下的錯誤。張曼玉是一個很經(jīng)典的例子。她剛出來的時候也很糟糕。但因為演戲機會多，逐漸對這個行業(yè)有了興趣。

“她給王家衛(wèi)演《旺角卡門》，一下子有個導演把她改變，她也一下子有了滿足感，她開始對電影有了另外一個看法，她開始挑，開始比較用功，她開始比較明白，所以她進步了。現(xiàn)在若再有一個張曼玉，也沒有幾年時間培養(yǎng)她。她只能繼續(xù)呆在電視臺，香港電視臺絕對是一個沒有任何前途的地方，它是一個墳墓，它對任何東西都沒有要求的，它不需要，它拍很爛的東西還是有人看。……而且現(xiàn)在出來拍的都是低成本電影，這意味著沒有多少進步的空間，15天拍一部電影你能有什么進步？”

五

我向舒琪詢問了其他香港導演的狀態(tài)，還談到當下香港觀眾接受電影的情況。我們談到了陳果。

舒琪向我陳述了陳果模式的困難。他說陳果的資金大多是外國來的，有一段時間他拍攝很快，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對于外國的公司來說卻不是好事。外國的發(fā)行情況是這樣的，比如他買你一部小成本電影，由于外國的市場比較大，一部電影能排很長時間，宣傳和發(fā)行需要大半年的時間，而且我把你買回來后，可能大半年后才能發(fā)行。“比如說我是意大利、比利時的發(fā)行，我很喜歡陳果的電影，我有點小賺或者不賺，但是我做的很開心。我當然還想再買他的東西，我希望下部不賠，我希望陳果永遠是我的品牌，但我在發(fā)行這部戲的時候，你已經(jīng)又有兩部戲在推出了，我也買不起了，不是不想買，是我的能力買不起。可能你那一部賣給了新的公司，等于我把你做得很好了之后，陳果就變成了人家的了。”

我提到許鞍華，問她的票房在香港如何。很遺憾，這個熱心表達本土問題并曾經(jīng)創(chuàng)造票房奇跡的導演，如今在香港的票房也不好。香港電影市場萎縮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全球化也是一個原因，過去相對封閉，海外的華人社區(qū)能在香港電影中尋找一種認同。如今網(wǎng)絡和交通都發(fā)達了，沒有過去那樣的強烈匱乏所帶來的強烈渴望。

舒琪則認為，現(xiàn)在的電影市場其實大都不如過去好。但我提到今年夏天以來，大陸電影市場忽然大幅上揚。舒琪則對此有自己的看法。

“現(xiàn)在說大陸市場一片光明，從數(shù)字來說，可能這個數(shù)字未必真實，整個發(fā)展是很不好的。你說那個票房很好，但也都是人工造成的嘛。現(xiàn)在這個發(fā)行制度，你讓它賣座，那你不讓其他電影上，只上它一個它就賣座了。你看《建國大業(yè)》，如果不是國家要拍，每個明星都要上，你能拍嗎？”

我說，《建國大業(yè)》的票房成績不值得驕傲，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如果每個明星都收取費用，這個電影肯定賺不到錢。

舒琪說香港的電影觀眾也在改變。“第一，看電影已經(jīng)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娛樂，可看可不看，如果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那就是話題電影，那些大制作，沒辦法，因為它是潮流，是話題。”

談及話題電影，舒琪說香港自己沒有能力去制造話題性電影，因為它需要成本。這里話題電影指的是好萊塢電影，在整個媒體的運作下，這個話題是全球性的。“舉例來說，《海角七號》能造成話題，在香港也是成功的。沒有一部臺灣片在香港可以取得700萬票房，也沒有一部大陸電影在香港可以取得700萬票房。”

《建國大業(yè)》在香港似乎也有一定的票房。我問，是否大陸電影在香港那邊形成話題的能力越來越強？

舒琪說《建國大業(yè)》在香港的票房好像有400萬，里面起碼有200萬是包場的，所有中資機構(gòu)都要去看，老太太老伯伯送去看的。你大陸幾個億，按照比例在香港也至少2000萬，但它不可能2000萬的。大陸目前在內(nèi)部制造話題電影是可以的，但大陸以外就不可以了。目前大陸的電影界有點自欺欺人，自我感覺太良好了。

“尤其是電影，他們自己制造了一個事實出來，真的就以為是真實。所以你說剛才的大雪是一個很好的比喻，所有人都以為這個大雪是很自然的，其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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