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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奇但不神圣

By熊培云（青年學者）

劉澤華先生談到了國學的問題。我實際上對先秦很多哲學非常不熟，但是我一直認為我也在研究國學。我研究的國學是一個名詞，是國家，而不是國家的什么。國家的學問是非常糟糕的，劉先生說，國學實際上變成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裝。如果什么都能夠裝也無所謂，但是，事實上它是選擇性地裝，是90年代作為意識形態(tài)替補的一個東西慢慢被激發(fā)出來的。
現(xiàn)在的國學也不是包羅萬象的東西，而是有選擇性的，想怎么裝就怎么裝。

來先生說在《文化的江山》里發(fā)現(xiàn)了美，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這種美是我們期待的。人類以前的文明史、歷史，用馬斯洛的話說，人類的歷史是說人性壞話的歷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爾杜蘭特說，我們看人類過往的時候，總是看到在江河上，看到流著血，尸體漂浮，但是我們?yōu)槭裁纯床坏礁篮玫臇|西，就是在河的兩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戀愛，有人在生兒育女，有人在譜寫詩歌，甚至創(chuàng)造雕塑。

我覺得《文化的江山》，是一個特別好的、大家一直期待、更需要有的東西，也是一種歷史觀的補充。

雷頤老師說，是不是我們要警惕詩化歷史呢？其實不用擔心，來先生補充得非常好，他們不是對現(xiàn)實的美化，而是對歷史敘事的補充，不是說過去有多好。的的確確，我們忽略了我們歷史上很多美好的東西，我們一直批判王權，但也看到社會在百折不撓地一直在創(chuàng)造美好的東西，我們需要通過某種方式記錄下來。我覺得《文化的江山》就是完成了這項工作。

單少杰老師說的中國的價值判決和事實判決的背離，我也有這種感覺。的確，這個社會特別需要什么的時候，大家就來疾呼。我想到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里提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說，看中國的官員，就好像在讀盧梭的《懺悔錄》，里面總是充滿了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為。這也是價值判決和事實判決的一種背離。

錢穆在《國史大綱》說，對歷史應該有一些溫情和敬意。劉剛、李冬君就是以溫情和敬意來寫歷史的。

另外插一句，我看到一篇文章，說印度是一篇神圣的土地，我立刻想到，印度出現(xiàn)了很多人，如甘地、特雷撒修女、泰戈爾等。而中國在轉型期，總是發(fā)生一些特別稀奇古怪的事，我想中國是片神奇的土地，印度是片神圣的土地。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國王的紙都是圣旨，怎么就沒有把國家搞得神圣一點呢？最高的東西我們沒夠著，最低的也沒有。因為我們沒有底線，我們的社會沒有底線，所以什么事都可以發(fā)生。

我希望在座的可以回答，我們?yōu)槭裁礇]有變成一片神圣的土地？

余秋雨不如孔乙己

By十年砍柴（青年學者）

我30多歲。我想起小時候在湖南農(nóng)村生活，那個時代社會控制得特別嚴，會看到很多殘酷的東西，對人性的控制，對人性善良的戕害。但是，也會發(fā)現(xiàn)一絲美的東西，比如說一個家族在一起過年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美的東西。

實際上中國農(nóng)村，是農(nóng)民原則和理法原則的混合，兄弟間會因為養(yǎng)父母而打架，這是我們社會上常見的一種形態(tài)，但是你會發(fā)現(xiàn)，也會有彬彬有禮、孝順父母、兄弟之間很好的現(xiàn)象。所以我理解，可能兩位作者希望歷史就是這樣，希望把這些美好的東西寫出來。

雷頤老師說的話我非常贊同，中國確實有很多美，但是不便過于強調，或者做過高的評價。前不久，我寫了篇文章罵余秋雨，他給鐘山風景區(qū)寫的那個碑文，是現(xiàn)在廟堂書的一種符號，他寫出來的東西，一百年前的孔乙己寫得都比他好。所以，基本的東西都不過關，還談什么傳統(tǒng)文化？所以，我覺得不要把傳統(tǒng)的東西估計得過高。

歷史寫作和研究都變成了生計

By李憲堂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我們知道，從歷史一開始，巫史不分家，史官集團是統(tǒng)治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知道，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負責把上天的語言翻譯給人間，翻譯給臣民。

到了司馬遷，承接百家爭鳴，奮力一躍，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權力的控制，為我們的歷史觀開拓了一定的空間。但后來，歷史學家成了御用的文人。

新中國建立以后，史學家被納入體制之內。大家對歷史選擇了沉默，對現(xiàn)實選擇了回避，可以說，我們學術變得越來越庸俗化、瑣碎化了，寫作歷史和研究歷史完全成了生計。劉剛和李冬君告訴我們，歷史應該怎么寫，歷史應該怎么讀，這是從學術方面的啟發(fā)。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思想上的意義。這點大家談得比較少一點，我們知道，歷史觀一直是權利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有時候我想，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學者、那么多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都選擇了妥協(xié)，這不是人格的問題，而是很大程度說，是在官方確定的歷史觀面前無話可說了，在“真理”面前，任何個體都是無能為力的。

因此，我想，對這種歷史觀的解構，就是對它合法性的解構，就是對思想解放的打通。我們現(xiàn)在要建立民主法制社會，前提就是要樹立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的思想資源，我們現(xiàn)在都關注外部，從國外來的傳統(tǒng)，自由的、民主的傳統(tǒng)，但劉剛和李冬君為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傳統(tǒng)，就是通過對歷史的反省來重新確立自我，確立自己的個體、主體意識。

歷史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一個途徑，另外一個向度，而這個向度，我想是他們兩個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來了。

歷史不是過去的事情，歷史是在對過去的抗爭中呈現(xiàn)出來，是在自我的確認中，被建構出來的，民族自我的真正覺醒必須以個體自我的覺醒為前提，所以歷史意識的覺醒，也是個體意識確立的一個途徑。

尋找歷史的微光

By劉剛（自由寫作者，《文化的江山》作者）

前面我說了，這本書從師承上，是從來先生、劉先生那兒來的。從幾個基本觀點上來說，我寫這本書之前有出發(fā)點，但是想得不是很完整，所以這本書的寫法，不是先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形態(tài)，我采取一種詩興的寫法寫了出來，常常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

基本的出發(fā)點還是有，當時我有兩個考慮，第一，雷頤老師說到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的問題，我當時寫的時候，沒有想到這個劃分。但是我想到國體問題，中國有沒有國體？是不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這是我懷疑的。如果不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或者近代意義上的國體的話，我落筆的時候，不是把它當做一個國家形態(tài)，作為一個國史來寫。我不認為王朝史是國史，這是我的一個出發(fā)點，我肯定不能從王朝史觀往下寫。

那么，如果不貼著這個往下寫，怎么寫？一路寫下來后我才總結出來，這是另外一個中國的事，好像跟劉先生講的中國不相干。那個中國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是的，但那個中國掩蓋和扼殺了很多東西，它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中國，是一個王朝史觀里的中國。

第二個基本點，是追索“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魯迅、陳寅恪，他們兩個很不一樣，但是他們都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的根本點是一致的。

我們的王朝中國、王權主義的文化極其丑惡，如果這種文化真的把所有的東西都覆蓋了，我們這些美好的人物從哪里來？像魯迅、陳寅恪、劉先生、來先生這樣的人物是從哪里來的？他們是從王權主義里出來的嗎？顯然不能把他們歸類到那里面，那樣我們就在王朝主義里就走不出來了，就永遠生活在王朝中國里了。

他們的文化資源不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而是恰恰相反。一味的西化，使很多知識分子缺的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在西方的觀念面前。

而在國內，有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哪里來？一是從天性中來，這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扼殺不了的，不管王權再怎么大一統(tǒng)，再怎么黑暗，也扼殺不了。
還有一個，就是來自某種歷史的傳承。這也有自我選擇在里面。

即使過去那個王朝中國再怎么鋪天蓋地，再怎么構造了一個主流控制，哪怕我這個只是星星點點，是要熄滅的微光，我想我寫歷史，也絕對不寫鋪天蓋地的基本面、主流面，我就寫那個微光，那個才是天命之光，那才是歷史。王朝的歷史，放在現(xiàn)代化的立場來看，該結束了。我們要寫人性深處的東西。

一個文明堅持幾千年不倒，每個時代都會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星星之火在燃燒。我這本書就是把這些火花全部集中起來，好像形成一個火炬，到處都是星星之火，使得黑暗都沒有了。我就是要點燃這把火。

這本書別的價值不論，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對，我都很高興，也很欣慰，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安身立命的東西。我們民間有很多好的東西，在江湖之中、山林之中，還是有自由生長和發(fā)展的空間，有王權覆蓋不到的地方。我不相信，一種文明體系，人們要活過來，不獨立、不自由，怎么活？

（本文內容依據(jù)在“中國文化價值重建”座談會暨《文化的江山》新書發(fā)布會上發(fā)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