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絡版專稿 記者 王畢強 為了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今年秋種之前，應該適當上調糧食種植作物，特別是小麥種植作物的價格。

8月28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分組審議有關報告時，有多名全國人大常委建議，應該適時提高糧食價格，并就提高糧價所帶來的影響提出了解決方案。

糧價非漲不可

“農民種糧是賠錢的”，全國人大農業(yè)與農村委員會委員李登海根據(jù)山東省農業(yè)廳的調研情況，算了一筆賬：種一畝小麥的收入，除了成本（不算人工）一畝地收入 153元錢，一畝地玉米是209元錢，一畝地的棉花是619元錢，一畝地花生是818 元錢，在這里統(tǒng)計的數(shù)字不包括農民自己的勞動用工。

據(jù)調查，種一畝小麥共需要8到11個勞動工，玉米需要11到12個勞動工，棉花需要20到22個勞動工，花生需要約12個勞動工，如果按照我國目前農民工每天收入的平均數(shù)來算，每天是 40元錢，像小麥153元的收入，至少需要8 個勞動工，就是320元，減去153元的收入，按成本算每畝要賠人工錢167元，所以農民種糧是賠錢的。

李登海說，農民期盼著糧食價格能夠有所提升，因為現(xiàn)在化肥、農藥、燃油、機械耕作及人工都在漲價，物價上漲很快，但是糧食價格總上不去，國際的價格也遠遠超過國內的糧食價格。

而且現(xiàn)在化肥價格上升速度很快，特別是在黃淮海各省每年種二季的地方，用的氮磷鉀復合化肥每百斤價格，由原來的零售價110－120元提高到目前的280－290元。雖然國家給了補貼，但補貼的收入已經(jīng)被目前上漲的物價給沖掉了。況且在補貼問題上還存在很多不到位的具體問題。

“秋天很快要播種了，如果國家還不出臺小麥適當提價的決定，勢必要影響今年種小麥的面積”，李登海表示，現(xiàn)在種一畝地的花生收入等于種五畝地小麥的收入。如果國家糧食不提價，農民一定會選擇種花生，這就勢必會影響到國家糧食的安全。

李登海說，目前撂荒不種地，或勉強種植浪費土地的現(xiàn)象太多了，現(xiàn)在米袋子要省長負責，如果農民沒利益，省長責任制也不行。

“所以我國應該適時適度地上調糧食價格，而不應該穩(wěn)步提高，我們的標準應該是以國家糧食安全為標準，要保護和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李登海表示，在今年秋種之前，應該對糧食種植作物，特別是小麥種植作物的價格適當上調。

劉振偉委員從糧食安全方面，進一步建議，應該系統(tǒng)考慮糧食安全問題，并采取一些更加有力的措施。

他表示，現(xiàn)在影響糧食安全的因素，除了人口不斷增長，土地不斷減少，農業(yè)基礎設施薄弱，這些老的因素以外，又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的因素，一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zhèn)轉移，二是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水平在提高，三是工業(yè)消費在快速增長，特別是現(xiàn)在的生物能源、生物化工對糧食的需求太快。還有，農村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夠，一些農村出現(xiàn)空心化，土地流轉問題、土地征用制度問題，糧食價格問題等，都是影響糧食安全的因素。

辜勝阻委員則從國際糧價的角度，闡述了提高國內糧食價格的必要性。他說，國際上的糧價是我國糧價的三倍，這就有如何跟國際接軌的問題。現(xiàn)在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很重要的是通過價格形成機制，讓農民從價格當中得到好處。

從記者掌握的情況來看，在28日分組討論中，發(fā)言的委員都表示支持提高糧食價格，有的委員更是建議應大幅度提高糧價。

“糧價問題要下決心，不要一般地提，要適當?shù)拇蠓鹊奶岵拍芙鉀Q問題”，牟新生委員表示，國際糧價比國內高得多，糧食現(xiàn)在從內向外走私，數(shù)量雖然不大，但是已經(jīng)有了苗頭，應該對此保持警惕。

陳玉杰委員認為，要解決農民的問題，很重要的還是要提高糧價。他說：“應該是較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如果國家有困難的話，可以考慮分步實施，但是提價的信號要給農民。”

“糧食漲價不能和通脹劃等號”，對于提高糧食價格可能會給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李乾元委員表示，糧食是物價和工資上漲的被動接收者。當前我國通貨膨脹是最關鍵的問題，也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但是從戰(zhàn)略上講，如果不及早地部署這個問題，不把提高糧價這個意向告訴農民，我們的農業(yè)發(fā)展、我們的糧食生產還是有問題的。

“8 億農民都盼望著國家對糧食能夠提價”，李登海說，最大的糧食安全就是能夠讓農民獲得最大的利益，否則不管國家對農業(yè)怎么樣投入，如果農民得不到利益，糧食就不安全，農民有地也不種。

消費者、農民雙補

對于，在今年 CPI 持續(xù)上漲，經(jīng)濟形式趨于嚴峻的情況下，如果提高糧食價格，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實際困難問題，委員們也提出了解決的方案。

“一是通過財政的補貼來降低生產成本，另一個是讓農民從價格中間得到利益”，辜勝阻委員建議，可以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的方式，來提高城鎮(zhèn)居民對高糧價的承受能力。通過給消費者補貼，讓糧價逐步和國際市場接軌，讓農民從糧食的價格中間得到好處，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同時，財政對農業(yè)的補貼也不能減少，讓農民從兩頭得到好處。

李慎明委員從國際戰(zhàn)略的角度闡述了農業(yè)補貼的重要性。他說，基辛格在上個世紀70 年代就講過，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世界。他很贊成這次在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和印度聯(lián)手頂住了美國的壓力，不準備減少國家對農業(yè)的補貼。他表示，如果中國減少農業(yè)補貼，那么農民種糧的成本就會上升，就會造成農民不種糧，外國就會利用糧食問題從戰(zhàn)略上控制中國。

牟新生委員則進一步表示，對廣大農民用補貼的辦法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是不能解決全部的問題，還是應該從提高農業(yè)的效益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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