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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第三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歡迎中國投資”成為一個新的議題。中國對美投資將有助于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一直以來，“中美經濟不平衡”，反映在經常賬戶上，就是美國巨額赤字與中國巨大盈余之間的不平衡。實際上，這種失衡更深層次反映的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國與作為全球制造業(yè)中心的中國，在國際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從收益率上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卻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yè)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3%～4%）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guī)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后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收益率10%～15%），這等于是用高收益的股權資產交換低收益的資產，利益分配嚴重不對稱。而美國正好相反，美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風險資產，對中國的投資收益率長期維持在20%左右。 

因此，扭轉這種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辦法就是轉變中國的資產負債結構，變債權投資為股權投資，也就是權益投資。對美國權益投資中占據榜首的是英國，達到3240億美元，加拿大和日本分別為2980億和2240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的權益投資只有1265億美元，只占中國美國債權投資的1.12萬億美元的十分之一，懸殊十分巨大。 

根據鄧寧的對外投資發(fā)展階段理論，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經濟發(fā)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yōu)勢的形成。比如上世紀80年代后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過貿易盈余，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去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4382美元，特別是隨著中國要素價格體系的重估以及國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轉變，中國正處于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發(fā)展臨界點。中國要與經濟結構調整與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相結合，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加大外匯儲備資產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以及新興產業(yè)方面的股權投入，通過資本的全球戰(zhàn)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yōu)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yōu)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戰(zhàn)略對話前夕美國智庫積極倡議美國政府歡迎中國對美投資，認為這可以帶來諸如創(chuàng)造就業(yè)崗位、消費者福利甚至幫助美國實現基礎設施更新等的利益。這份由亞洲協(xié)會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合作推出的名為《敞開門戶、充分利用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報告。報告稱，過去五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長了約25倍。 

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對美歷年直接投資存量僅為23億美元，相當于各國對美直接投資存量的千分之一，事實證明，美國依舊是狹隘的利益主義思想對中國投資有選擇的開放，中國依然遭受種種干擾，稍微帶點知識含量或是認為對美國經濟安全構成所謂“威脅”的，即被否決。最近幾年，中海油、鞍鋼、西色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華為等公司在美國的投資并購計劃屢屢受挫，領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礦、冶煉等美國認為的資源戰(zhàn)略領域。中國企業(yè)在美國面臨各種名目繁多的反傾銷以及知識產權訴訟也越來越多。美國設置的“不透明”的投資壁壘成為中國企業(yè)投資的強大逆流。 

金融危機后奧巴馬希望美國經濟債務依賴型轉向 “實業(yè)再造”，無論是技術創(chuàng)新、新能源的開發(fā)、新產業(yè)的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規(guī)模投資，這不僅根本解決美國“無就業(yè)型增長”的結構性難題，也將對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發(fā)揮重大的促動作用，因此美國唯有改變“只希望投資美國債務，而不希望投資美國公司”的想法和做法，才可能真正吸引中國對美國的大規(guī)模投資，真正促成“中國投資、雙方受益”的共贏格局。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