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在1917年元月就任北大校長時，年已半百的蔡元培在政壇和學界的地位早已奠定。此后在北京大學的短短六年，是他壯闊一生中最為輝煌、最具歷史意義的一段歷程。時至今日，他之所以一直被人們以崇敬之心、景仰之情反復紀念、思念、懷念、探討、研究，蓋因“北大校長”矣。在蔡氏之前之后就任北大校長者并不乏人，而唯獨他享此尊榮，足見并非“北大校長”使其有此崇高歷史地位，而是他“校長”北大而使中國教育、文化進入新境界。

1916年夏，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暴斃而亡，中國開始陷入軍閥混戰(zhàn)。各路軍閥忙于你爭我奪，無人關注教育，客觀上卻為教育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自主的空間。1916年末，蔡元培在友人力邀下回國，于1917年元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被稱為老爺。而學堂的監(jiān)督和教員則稱為中堂或大人，多為官僚。由于學生是為今后做官而來，所以教員受歡迎的程度不是其學問的高低，而是其官階的高低。1912年民國成立，出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便想將“衙門”化的京師大學堂改造為真正的大學，將學校改名為北京大學校，總督改為校長；各科監(jiān)督改為各科學長等等。但由于他不久即辭職而去，未能實現(xiàn)改造北大的計劃。到1917年他重返北大時，發(fā)現(xiàn)并無根本性變化，他曾談起當時北大學生“仍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北大仍是舊式“衙門”。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新學期開學典禮，在校長就職演說中，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謫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fā)財思想”，“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他要求學生抱定研究學問的宗旨，注重道德修養(yǎng)，敬愛師友。以后他多次強調(diào)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是做官的場所。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談到改變北大校風的計劃，首先“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

是“純粹之學問家”受重視，還是由官僚政客或所謂“學官”主導，這對任何大學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強調(diào)大學是“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不是“衙門”，確實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任何機構都是一種組織，都要有制度管理，有管理者，大學自不例外。但把大學作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與將其作為“衙門”的管理方式則大不一樣。

在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實際就是一個“衙門”，一切都是校長說了算，所有校務只有校長與學監(jiān)主任、庶務主任等極少數(shù)人參與決定，連各科學長都不得與聞，一般教授、講師更無緣置喙。在德法游學多年，深受“教授治校”現(xiàn)代大學制度影響的蔡元培認為，北大這種“組織形式形同專制政府；隨著民主精神的高漲，它必然要被改革掉”。他決心改變這種“衙門”式管理體制，代之以民主的現(xiàn)代學術機構的管理體制。

于是，他到北大不久，就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和權力機構。負責學校各種章程、法規(guī)和制定，同時各學科的廢立、各門課程的多少及改革、學校的財政安排、聘請新教授等事項均須經(jīng)評議會嚴格的審核通過。評議會的評議員全部是教授，校長與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各科評議員由本預科各選兩名教授作代表，任期一年。文科學長陳獨秀，文本科教授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教授沈尹默、周思敬等都曾擔任過評議會評議員。1917年底，他主持召開評議會會議，決定設立各學科教授會，教授會會員由各科教授和講師組成，教授會主任由會員推舉。1918年，共成立了國文、英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法律、政治、哲學、經(jīng)濟、法文、德文共11個學科教授會。在學校行政管理方面，蔡元培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證教授參與管理。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擴大、鞏固了教授治校的范圍。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教授治校，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教授治校使教授在大學的決策與管理中起決定性的或主導的作用，減少行政對學術的干擾，學校的行政機構確實起服務與輔助作用，而不是外行領導內(nèi)行，行政部門“喧賓奪主”或“反客為主”，讓業(yè)務部門反過來為行政部門服務。而且，教授治校是基層民主政治的一種拓展。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說明，民主政治完全可以“基層”首先實行，而這種“基層民主”的漸次展開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

教授治校是大學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重要保證，使大學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和政治斗爭的干擾。在不民主的社會中營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民主的“小共同體”。他曾這樣評說給他影響至深的德國大學制度：“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他的大學是極端的平民主義；他和校長與各科學長，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舉的；他的校長，由四科教授迭任”。他營造的北京大學，即是這種生存于專制社會中的一個民主孤島。對以探索、傳承知識為天職的大學來說，這種民主格外重要。對知識的追尋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險，必然充滿種種失誤、錯誤，只有這個學術共同體中的每個人都能獨立、平等地發(fā)言、批評與被批評，彼此能暢所欲言地交流與商榷，不同學術觀點百家爭鳴，才有獲得真理的可能。

現(xiàn)代思想家波拉尼（MichaelPolanyi）認為，這種共同體應該形成的是“普遍權威”（GeneralAuthority）而不是“特定權威”（SpecificAuthor－ity）。所謂“普遍權威”是指每個人都有獨立的知識、規(guī)則的“詮釋權”，這種權威是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在自由、充分地表達各自觀點后，相溶而成的一種普遍意見，其權威也是在民主制度下，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反，“特定權威”則是規(guī)定只有高高在上的“中心”、“總部”才有知識、規(guī)則的“詮釋權”，一切重要的詮釋和變革創(chuàng)新都由這個 “特定權威”發(fā)布命令、發(fā)出宣告，而成員只能服從其決定。波拉尼進一步指出，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權威觀念，一個要求大家自由，另一個要求大家服從。兩相比較，“普遍權威觀”更有利于科學、知識、學術的發(fā)展進步。

蔡元培的這一系列改革，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方針的實施獲得制度性保障。而這一治校方針的具體落實，正是從北大文科整頓開始的。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中申明：“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但他深知，“吾國承數(shù)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提倡思想、學術自由至為不易。

北大文科一直為桐城派古文家把持，守舊派居統(tǒng)治地位，新思想、新觀點不為所容。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辦學方針，為打破守舊派的“一統(tǒng)天下”，使北大學術、思想多元化，所以他著重聘請具有新思想、新觀點的學者到北大任教。在短短時間內(nèi)，就聘請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nóng)、周作人等新思潮的代表人物（1920年魯迅也來到北大）。為了表示“禮聘”之誠，他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并允許其將非學術性的思想性刊物《新青年》帶到北大出版，新文化先鋒迅速云集，“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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