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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畢業(yè)后，我到新華社去實習，新華社就靠寫，那時候我寫博士論文一天能寫七千字，寫對我來說太不算是事了，我就覺得文字記者太沒勁了，因為寫東西太容易了。我的博士論文是用電腦寫成的，那時候我的電腦是北大第一臺三八六，現(xiàn)在還在我家里。買了電腦之后我要學打字，練五筆字型。光練五筆字型太沒勁，那我就說打個小說吧。寫完了就把小說寄到了最牛的文學雜志：《當代》，署的筆名。竟然發(fā)表了，雜志編輯還跟我說，你最好每天練習寫作。

我在新華社實習了三個月，跟著他們最牛的國內(nèi)部記者，采訪完之后就寫，我覺得沒什么挑戰(zhàn)，就決定到電視臺去實習。1994年，《東方時空》剛開播，一進去就感覺到整個氛圍充滿激情，而且遇到了我不會的東西，機器一閃我就傻了。電視不是靠寫的，要靠畫面、靠攝像實現(xiàn)你要表達的東西，跟攝像合作不來你就只能干著急，畫面上該有的沒有，用天花亂墜的文字也補不回來，錯過了新聞現(xiàn)場就什么都沒有。我說，這個過癮。我有寫的本事和才能，先把它留著，先弄我不會的，死都要去電視臺工作。所以，是《東方時空》的魅力把我吸引過去了。

進了電視臺之后又馬上開始做《焦點訪談》。那個時候我就確立了我的志向，要做一個像法拉奇那樣的記者。法拉奇是文字記者，但是她太令人敬佩了，太有本事了。

之后我去《新聞調(diào)查》做記者，新聞調(diào)查不就是提問嗎，就像法拉奇采訪一樣。那個時候為民請命、反對腐敗貪污，我們做了很多揭露性的報道，那份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在《新聞調(diào)查》的時候曾經(jīng)兩次去見朱基，也不是去采訪他，跟選題有關——上海的政府機構改革。那個時候哪有記者敢做政府機構改革的。一做這個選題就要找中宣部，最后還要到朱基辦公室。我就開著那時臺里給新聞調(diào)查記者配的紅色小捷達車去了。覺得自己是為民請命、很正義、很有良知，覺得工作特別有吸引力，把一些貪官污吏弄出來，特來勁。

時間長了，我發(fā)現(xiàn)有問題。1990年代中國還是以經(jīng)濟的改革開放為中心，但我不懂經(jīng)濟，而且發(fā)現(xiàn)所有新聞調(diào)查記者的報道，都是單憑一種正義感：《焦點訪談》記者說，你看國家紅頭文件是這樣的；采訪對象說，是這樣；記者說，那為什么你不是這么做的？我們慣用的就是這種手段。后來隨著生活閱歷的成熟，你就越覺得不是這么回事兒。他們這樣做有他的難處，背后的環(huán)境和制度讓他必須這樣做，要不然他沒辦法弄。人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但我們拿著國家的紅頭文件，就是尚方寶劍，這樣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說你有所判斷的話，也都只是在道德層面判斷。中央一套的節(jié)目，《新聞調(diào)查》也好、《東方時空》也好、《焦點訪談》也好，其中的道德判斷特別多。但是在道德之外的其他層面，卻沒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整個國家以經(jīng)濟開放為中心這樣一個時代里，深層的運轉邏輯我不清楚。

所以五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這份工作的吸引力在減退。1999年我去夏威夷陪讀，我先生在那兒讀書，正好懷孕生孩子，實際上是歇了一年。回來之后，當時央視的經(jīng)濟部主任找到我，想要我做《對話》的制片人，說這個節(jié)目是跟大企業(yè)老板，比如世界五百強的CEO對話。我說這個可以，通過微觀經(jīng)濟、一個一個的公司來理解這個國家。于是電視臺對我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種吸引力消退的時候，另外一種吸引力開始了，我開始用經(jīng)濟頻道這樣一個平臺來了解整個國家經(jīng)濟的運轉。

這跟我個人想法的變化是相關的。在揭黑幕的過程里，你發(fā)現(xiàn)有很多東西，實際上是你根本報道不了的，稍稍遇到一點背景你就報不了。能播出去的東西，說老實話，根本不是我們最深惡痛絕的那些。機制和體制不改變，這樣的案例有成千上萬，窮極一生我也弄不完。它會不停滋生，弄完了一個東還有一個西出來，你弄得完嗎？所以我開始覺得，如果你想對這個國家有用，不能揭露個別的黑暗，不是去把所有案例都報出來，而是要做一些建設性的東西，把好的給人們看。所以我做《對話》，國際五百強公司的CEO走到鏡頭前，他待人處世的方式、思維方式都進來了，把好的東西帶給大家。

這個過程就是這么完成的。先前我有好幾個節(jié)目是沒播出去的，起早貪黑，甚至到地窖里去，最后人家一個電話敷衍了事。我的生命是有限的，青春也很短暫，我干嗎不去做一點積極有價值的事情，同時能夠理解這個國家是怎么運轉的呢？我開始讀周小川、吳敬鏈的文章，去了解各種體制的改革，財稅的、外貿(mào)的、匯率的。我還捧著曼昆的《經(jīng)濟學》一頁一頁讀。我本來學文學評論，離得很遠，根本不懂經(jīng)濟。《對話》能夠迅速做出來，也跟我是學文學的有關。因為我能把經(jīng)濟搞得人文化，大家能夠接受，這其實解決了一個大眾化的過程，所以《對話》做得很好。做好之后，我們臺長就說，你能不能把《經(jīng)濟信息聯(lián)播》也做了。

我說可以。你想想，做《經(jīng)濟信息聯(lián)播》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要對整個經(jīng)濟的運作都了解，宏觀經(jīng)濟、微觀經(jīng)濟，什么都要做，要特別懂。因為我是部主任，要審片，是一個學習過程。而且要打造新聞直播線，我以前做的都是專題，沒做過直播。我就是這樣，你要讓我重復，不如讓我去死。做了三年半《對話》、一年多的《經(jīng)濟信息聯(lián)播》、《第一時間》和《全球資訊榜》，打造了二套整個財經(jīng)新聞直播線。那個時候很多朋友幫我，經(jīng)常就是一個電話打過去，說這個玩意兒我聽不懂，你跟我說說，然后我才能審片。很不容易，自己在那兒折騰。

后來我又開始厭倦了，因為我升了主任，主任是一個不尷不尬的職務，上不靠天下不靠地，底下是十幾個制片，二十多個主編。我是喜歡一步到位的人，就是說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夠直接表現(xiàn)在屏幕上，協(xié)調(diào)不是我的長項。但做主任要協(xié)調(diào)，協(xié)調(diào)上協(xié)調(diào)下。所以我一看不行，就暗暗申請出國留學。我的教育經(jīng)歷非常完備，但就是沒有海外留學的經(jīng)歷，我必須要把這個經(jīng)歷補上，因為如果沒有留過學，你對很多人的認識是不到位的，看起來認識，實際上別人說的你不懂。當時我因為做《對話》跟很多海外人士接觸，覺得還是有障礙。所以我必須去留學，而且一定要作為個體去西方體驗，此前都是跟著領導人出去采訪，從賓館到出租車，從出租車到機場，一點意思都沒有。當時臺里說你不要走了，給你提拔，或者就去三個月好了。我說三個月不行，別人告訴我三個月正是在國外最難受的時候，一定要堅持下去。那我就去一年吧，不提拔就算了。其實人家也沒有承諾提拔你，只是說你要是待下來繼續(xù)做貢獻的話，提拔的機會大，奮斗了這么多年，一出國馬上就沒了。

在國外的一年接觸了大量新東西，包括到美國各個大電視臺去看，到布魯金斯學會去看，到民主黨的總部去看，在各個城市飛。那時的條件特別好，還配了一個助手。我回來寫了一本書叫《對話美國電視》，主要講西方電視臺是怎么起來的和怎么運作的。

回國之后其實我就想離開電視臺了。那個時候我要走，肯定會去做一個內(nèi)容提供商。因為我的全部本事就是電視內(nèi)容制作，除了娛樂節(jié)目沒做過，其他都做過了。我在美國看了一個電視節(jié)目，特朗普的《學徒》，很想回來把它本土化。在本土化時要制播分離，我對臺里說，就別再給我安排一個什么官了，我就拿這個官換一個制播分離的制度，分到央視風云，這也是一個國企的單位，但它比臺里舒服多了，也要靈活。所以我就把《贏在中國》這個事情做起來了。

做《贏在中國》時，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模仿《學徒》，因為上海電視臺做了一檔模仿《學徒》的節(jié)目，不是太成功。我在國外看到一個網(wǎng)站上面說，中國大學生找工作非常艱難，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幾百萬大學生都找不到工作，居然超男超女還那么熱鬧，這個國家真奇怪。在中國，很多大學生都是農(nóng)村的孩子，能夠上大學，那都是頂了天的大事，但大學一畢業(yè)卻等于失業(yè)。我就想，我得讓這些年輕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來生存，哪怕擺一個茶葉蛋攤，也能夠養(yǎng)活自己，說不定還能雇個人。他們需要人去激勵。于是我把勵志和創(chuàng)業(yè)結合起來，做了《贏在中國》。當然，我借鑒了《學徒》的一些電視表達手法，但是靈魂一定是自己的。我承認，《學徒》給了我特別大的啟發(fā)，那就是，原來電視還可以這樣做，還可以做這么好看，比電視劇還要好看。《贏在中國》前前后后做了兩年多，中間我說大家不能都講致富，還要用央視這個平臺來提倡一種文明水準，要有尊嚴，讓人尊敬，還有軟實力，抱著這種想法我又做了《我們》。

現(xiàn)在我出來創(chuàng)業(yè)，但其實2005年從美國回來時我就知道電視在衰落了，美國電視都在衰落。我開始關注新媒體，我必須找到新的東西吸引自己，我找到了新的東西，就是優(yōu)米網(wǎng)。

總之，我在中央電視臺的生涯可以分三個五年，五年調(diào)查記者，五年《對話》和資訊，五年的《贏在中國》和《我們》。現(xiàn)在，新的五年開始了，我必須走入新的新一輪。

讓我來描述優(yōu)米網(wǎng)，它就是一個立體交叉平臺，是和我的服務對象更好地交流的一個平臺。未來我希望它能夠影響更多的人。我希望能夠在中國未來的媒體發(fā)展里面，有自己一席之地，或者一個聲音，這個聲音多大多強取決于我們的努力。當然我們希望更大、更好、更強，但是它還在初創(chuàng)階段，我仍是如履薄冰，還真不能說大話。我的起點夠高的了，大家的期望值特別高，我沒有辦法管理別人的期望值，但是我一定要告訴大家，這條路特別艱辛，沒有人走過。本來任何一條創(chuàng)業(yè)的路都很艱辛，而我還硬是要把蘋果跟梨搞在一起，長出一個新東西，就會更加艱辛，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本文由王利芬女士口述，李翔整理，未經(jīng)王利芬女士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