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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

　　農民工不是在農田里操作機床的工人，也不是在工廠車間里種田的農民。他們的法定身份是農民，與生俱來，幾乎不可改變。但國家的經濟以及他們的生活要求他們到工廠里打工，于是他們成為“農民工”。在建筑業(yè)、服務業(yè)、自由職業(yè)，存在著與他們身份相同的人也是“農民工”。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使用了一個新名詞：“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比較年輕，即通常所說的“二代農民工”。他們是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進入城鎮(zhèn)的農民，年齡都在30歲以下。由此推算，他們中年紀最大的已經有10多年的打工經歷。這說明至少在10年前，中國農民工已經進入 “二代”時期。“二代”一詞有些模糊，農民和工人不是世襲的，沒有明顯的代際差異，這個用詞忽視了1.1代到1.9代的農民工，而2.1代和更新版本的農民工已經在工作。

自從秦始皇以后，“世”或“代”被用作人際關系的計量單位——盡管秦朝二世而亡。“二代”現(xiàn)在是流行詞，同時使用的還有官二代、富二代。對某些官員和許多富人，“二代”是成立的，因為父母向子女轉移權力、財產，但在生產線上打工的命運不應該由農民的血統(tǒng)注定。

農民像其他人一樣，生生不息，每一年都會有新的農民。“農民工二代”說明我們的社會缺少階層間的流動性。農民仍然受到制度性歧視，他們得到更好教育、更好生活的機會較少，因為他們是“農民”——法律根據他們的出生而強加給他們的身份。在世界范圍內，法律規(guī)定的身份一般沒有遺傳性。農民工是法律身份，不是職業(yè)，農民工其實是工人或服務人員。

因此，“農民工二代”不一定與“農民工一代”存在血緣關系。他們是有農民身份的、不可能被城市接受的年輕工人。這是一個外延很廣的泛稱，服務業(yè)的 “農民”也屬于“農民工”。

據統(tǒng)計局數據，中國大約有2.3億農民工，其中1.5億在外地打工，其余在本地打工。在1.5億外地農民工之中，二代（這里以25歲為上限）占60%，大約有9000萬人。

付出

以19世紀后半葉的洋務運動為起點，中國開始工業(yè)化。由于官營企業(yè)的先天缺陷、戰(zhàn)爭和內亂的多次打斷，工業(yè)化進程至今仍在半途中。在過去60年中，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農民以默默的犧牲為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兩個時期的最初幾年，工業(yè)化幾乎都要重新開始，需要重新積累資金，都離不開農民。從人口分布看，中國現(xiàn)在還是一個農業(yè)國。

中國不是“世界工廠”，因為沒有設計、銷售等環(huán)節(jié)，所以失去利潤大頭。中國是“世界加工廠”，一個不太需要頭腦的地方。加工業(yè)的利潤微薄，還留下污染的環(huán)境、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這是后發(fā)的農業(yè)國在工業(yè)化初期的無可奈何選擇，但政府仍可以改善他們的際遇。

1954年，發(fā)展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 （1915-1991）提出“二元經濟”：在工業(yè)化時期，農業(yè)向工業(yè)提供大量過剩勞動力，保持工資低廉。1972年，劉易斯提出拐點論。“劉易斯第一拐點”是人口紅利向人口短缺轉折。現(xiàn)在，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結束。由于嚴格的計劃生育，中國向勞動力短缺的轉變可能是急劇的。不過，農業(yè)還將繼續(xù)提供過剩勞動力，但不能滿足工業(yè)的需求。同時，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在大部分國民還很貧窮的時候。中國的創(chuàng)新能力還遠不足以帶動較快的增長，因此，未來將出現(xiàn)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困境。

劉易斯出生于圣盧西亞，那是一個加勒比小島，當時的英國殖民地。他7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這個黑人孤兒通過圣盧西亞的考試，得到獎學金去英國上大學，他畢業(yè)于倫敦經濟學院，得到過哈耶克的指點。劉易斯在33歲時成為曼徹斯特大學的正教授，1979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種族歧視的年代，他的較低身份和貧困并沒有埋沒他的出色才華。普世價值和理論在中國原來是神圣的，最近受到強烈反對，但中國經濟仍將沿著劉易斯發(fā)現(xiàn)的路徑前進。

農民為中國的多次工業(yè)化起步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農民工的收入在過去20年幾乎沒有變化，他們支撐著出口產品維持低價。相對收入越來越低，他們的家庭受到沖擊。許多人把妻小留在家鄉(xiāng)，他們在城市幾乎沒有性生活。2億多農民工有7200多萬孩子 （由此可見人口趨勢之一斑），其中1400萬跟隨父母，5800萬留在農村。這些孩子的教育是大問題。留在農村的沒有父母教育，跟隨父母的孩子很難被城市學校接受。民工小學條件簡陋，師資不合格，還經常被拆遷，卻是培育“農民工三代”的重要“陣地”。“三代”和他們的后代將保有農民身份，促進中國經濟發(fā)展到“劉易斯第二拐點”，即城鄉(xiāng)差別消失。

加工業(yè)和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兩大支柱。農民是這兩大支柱的基石。為了房地產業(yè)的繁榮，他們的土地被廉價收購，他們被雇傭在建筑工地上辛勤勞動。產業(yè)中的巨大利潤幾乎與他們無關，房地產與加工業(yè)的繁榮都是不可長期持續(xù)的，農民與城市工薪層是一根細繩拴住的兩只螞蚱。地方政府用極低價從農民那里收購土地，然后與地產商一起，以極高價出售給消費者。

據報道，山西蒲縣煤炭局黨總支書記郝鵬俊與民政局副局長于香婷夫婦有銀行存款1.27億元，還在北京等地購置了35套住宅，原價1.7億元，現(xiàn)值至少5億元。他們夫妻和于氏的弟弟一起，共被判罰款3.24億元，大約是他們財產的一半。一些海外置業(yè)中介認為，郝家實在太土了，他們應該在國外購置產業(yè)。這些海外置業(yè)中介收費高，生意卻非常好。

郝鵬俊在法庭上陳述，2008年，蒲縣縣委書記向他索要5000萬元人民幣，他沒有給，一個月后他就被捕了。法官打斷他的指控，聲稱“與本案無關”。郝鵬俊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民公仆，他的事跡并不算突出。有郝鵬俊這樣全心全意謀私利的公仆，人們毫不奇怪，挖煤工人（農民工）的死亡率那樣高，城市的房價那樣高。腐敗是大量無效增長的誘因，腐敗還吞噬了大部分有效增長。而為腐敗與高增長支付成本的人正是農村農民工與城市農民工（工薪階層）。

前景

按照目前的政策規(guī)劃，在數十年之后，農村的農民工可能上升為城市的農民工，即工薪層。但工薪層（包括白領）已經變成城市農民工，地方政府和地產商把他們放在一條看不見的生產線上。他們窮盡一生，為房子、教育、醫(yī)療奮斗。在他們退休之后，他們的房子又該拆遷了。與城市農民工相比，農村農民工二代更早覺悟。他們有更多需求，不僅僅充當生產機器。

據調查，二代農民工更愿意融入城市，他們不會農活，也不打算回到農村，而“一代”打工的目的是為了養(yǎng)活留在農村的家。“二代”不再像“一代”那么能忍耐艱苦，但首先以自戕的方式。在深圳的富士康，加工業(yè)的一個臺灣企業(yè)，幾個月之內發(fā)生了12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農民工。與其他血汗工廠相比，富士康也許做得不算太壞。工廠有餐廳和門診，還有娛樂和運動設施，但也嚴密控制著工人的生活——就像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國營企業(yè)，這種狀況在今天難以忍受。除了自殺，更有反抗，領導本田零件工廠罷工的是一位“二代農民工”。他們勇于維護自己的利益，以罷工迫使企業(yè)增加工資，改善待遇。

如果農民和農民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考試教育還沒有毀壞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那么，兩億多人的創(chuàng)造力必然是驚人的。他們中間可能產生許多發(fā)明家，以及像劉易斯那樣有創(chuàng)見的學者。達到這個目標并不容易，需要數十年時間，但可以肯定，起點只能是保障農民工的應得權利。

農民缺少學校教育是壞事。按照中國的辯證法，壞事也是好事。至少，他們避免了毀壞身體健康、正常生活，還有好奇心。近期本報的《書評增刊》介紹了幾位“農民工程師”。他們沒有設計院和工廠，卻執(zhí)著地制造飛機和潛艇。在這些東西被發(fā)明了一兩百年之后，他們的粗陋仿制品沒有新意，中國軍工的仿制品顯然更好。不過，同一期增刊還有張鳴先生的一篇短文：《中國農民生生不息的好奇心》。他說，自西方科技進入中國以來，農民的好奇心遠超過官府。他最后說：“有好奇，才有創(chuàng)造，強固的好奇，壓不住的好奇，孕育著偉大的創(chuàng)造。”

中國缺乏偉大的創(chuàng)造和高端技術，只能依賴加工業(yè)。在世界產業(yè)分工中，中國的地位與農民工在國內的地位很相似：出賣簡單勞動，不僅收入不多，還不一定屬于自己。中國的外匯要放在美國，以增加美國的消費能力，使美國人能夠繼續(xù)購買中國的廉價產品。這些產品從中國出口時已經得到過一次政府補貼了。提升中國的地位必須從善待中國農民和農民工開始。

平等

農民和農民工是中國人生活狀態(tài)的樣本。要理解今天的中國，仍然需要從農民和農民工開始。

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這也是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在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極為突出，農村“非常危險”。那也是農民的權利受到侵犯很多的時候。

許多人對管理有一個頑固的誤解：管理就是收費，管理就是控制。人們對管理的理解似乎更是如此，經常包含著很大的強制成分。大學開辦政府管理學院已經十多年了，但仍然沒有把握住管理的精髓。管理學家應該強調：管理就是不管理，不管理才是管理。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也是這個意思。農村和農民狀態(tài)的好轉不需要浩大的政府工程，政府的工作應該是創(chuàng)造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把權利還給農民。剩下的事情，農民有能力照顧好自己。

權與利是正相關的。沒有權，就沒有利；權大，利也大。農民和農民工的遭遇反復證明了這一點。在一個自由的法制社會，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勞他人操心。在自由與公平的競爭中，創(chuàng)新能力被激發(fā)出來，經濟得到最快發(fā)展，社會才會保持穩(wěn)定。同時，政府必須承擔起責任，辦好福利，那些缺少謀生能力的人才不會陷入凄涼的境遇。

自由與公平是中長期的事情。在短期，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而經濟增長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為了繼續(xù)保持較快的增長，中國需要產業(yè)升級，啟動國內消費市場。為此，不能太多依賴現(xiàn)有的路徑，即不能依賴房地產和加工業(yè)。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不能把農民和工薪階層的利益作為操控經濟的工具。工具也許一時有效，長期使用一定會損害發(fā)展。

以上是從實用角度談 “農民工”問題，因為這樣簡單易懂。但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位同胞都應該是平等的。人人平等是現(xiàn)代文明的起點，是正義的要求。“平等”與“正義”聽起來也許有點空疏、遙遠，卻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這個觀點與 “西化”無關。中國的學校課本曾經告訴我們，每個朝代都有農民起義，而起義者大都有強烈的平等愿望。平等對待每一位國民，為了國的發(fā)展，更為了人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