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虞洽卿當選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該會在當時中國商業(yè)界實力最強、會員最多、影響最大，舉國上百家商會唯其馬首是瞻。虞洽卿登頂，儼然已是全國性的商業(yè)領袖。

就在他當選會長的10多天后，9月3日，上海爆發(fā)軍閥大戰(zhàn)。江蘇直系軍閥齊燮元與盤踞上海的皖系軍閥盧永祥、何豐林開打，孫傳芳出兵挺齊，盧、何棄軍出走，行政體系全數(shù)癱瘓，幾萬殘兵敗將流竄在上海及周邊地區(qū)，打家劫舍，商民驚惶，局勢一時動蕩。甫為商首的虞洽卿臨危行令，他以總商會會長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體商民向直系、皖系軍閥分別發(fā)出函電，敦請他們停止進攻、切入闖入租界作亂。同時，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用以接濟那些亂軍的軍需給養(yǎng)，市民生怕戰(zhàn)火燒身，積極響應，數(shù)日募得一百多萬元，那些愿意離隊回鄉(xiāng)的游兵都領到了遣散的盤纏，兵禍為之稍解。

由于戰(zhàn)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陸運輸頻頻受阻，市區(qū)糧食即告緊缺，可怕的饑荒眼見將至。那幾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紅腫，口舌生瘡，他得知有一大批經(jīng)上海轉(zhuǎn)口外銷的大米正滯留上海，他當即領人將這批大米全數(shù)扣壓，并迅速分發(fā)到各個米店。他又召集米界老板們開會，稱“哪位敢在這時哄抬米價，可不要說我虞某不夠朋友，勿謂言之不預，切記，切記”，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禍、米荒化解后，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軍事區(qū)的新倡議，宣稱“上海乃全國商業(yè)中心，為保護上海商民利益，軍方不宜侵擾。”基此，他明確而大膽地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這三主張都可謂膽大包天，所謂 “廢使”，是指當時有兩個軍事機構(gòu)常設上海，一為護軍使，一為鎮(zhèn)守使，其勢同水火，為兵禍之源，虞洽卿提出“廢使”，便如同要一并砸掉兩個軍閥的 “金飯碗”，“撤兵”和“移廠”則是要求所有軍隊和兵工廠都撤出上海，使之成為一個非軍事的中立地區(qū)。虞議一出，響應之聲四起，他還一本正經(jīng)地給北京的段祺瑞政府發(fā)電，敦請 “均座俯順民意”。

就當虞洽卿在行政、商務各項都躊躇滿志之際，很快，一件驚天大事件被引爆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學生在租界的各馬路上散發(fā)傳單，發(fā)表演說，抗議半個月前日本紗廠資本家鎮(zhèn)壓工人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并號召收回租界，英國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萬余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死11人，被捕者、受傷者無數(shù)，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慘案爆發(fā)時，虞洽卿正在北京與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滬，隨即召開總商會的對策會。前一日，總商會已被1萬多人包圍示威，各會董噤若寒蟬。惟虞洽卿看上去很是處之泰然，過去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各種風波中滾打斡旋，此次不過是又一處險灘而已。他定下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縮小事態(tài)，平息風波”，并向同僚承諾，“憑我在上海灘的臉面，將盡力勸導各商號早日開市。”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街說勸。往南京路上一站，迎面沖來一隊接一隊激昂悲憤地喊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口號的抗議者。他看到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正指揮著一群人學唱歌曲，他們唱道，“工友和農(nóng)友，并肩向前走，打倒土豪資本家，打倒列強和走狗”，不遠處的另一群人則在唱，“富人坐在家中吃魚肉，農(nóng)工勞苦做工喝薄粥，富人哈哈笑，農(nóng)工個個哭，不分東西和南北，我們要當家，我們要做主。”突然，虞洽卿有了一種巨大的陌生感和無力感。在一個商號前，虞洽卿被一群店員和學生圍住，當他自報名號后，不但沒有平息憤怒，而是引起了更大的騷動，“帝國主義的走狗”、“萬惡的大資本家”、“作威作福的闊佬”，一頂接一頂?shù)摹懊弊印眽旱盟⒉坏茫诓繉俚难谧o下，他好不容易才脫身，長衫在推搡中被撕破。當夜，虞宅再次被炸彈襲擊，后門的一角和一段院墻被轟然震塌。

驚魂甫定，虞洽卿環(huán)視局勢，終于發(fā)覺這一次的事態(tài)衍變已經(jīng)超出了以往的“經(jīng)驗值”，一股龐大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 “切割”著各個階層，他的那些“短檔朋友”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站到了對立面，這種對立，事涉“階級”分野，而與“交情”無關。這似乎已經(jīng)不是用過去 “淘糨糊”的方式能夠拂平的。更讓他感到驚心的是，這種殘酷的、不由分說的階級切割還擁有了理論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慘案”后的數(shù)日內(nèi)，幾份由左翼文人和共產(chǎn)黨人主辦的報刊紛紛創(chuàng)辦，瞿秋白主編《熱血日報》，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等人辦起《公理日報》，上海學聯(lián)則創(chuàng)辦《血潮日刊》，這些報刊對事態(tài)的進一步激化顯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身處暴風眼的虞洽卿此時已是尷尬無比，他當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階層在這次社會大風暴中被邊緣化，甚至被反動化。就在上海工商學聯(lián)合會提出17條之后，總商會迅速組建“五卅事件委員會”，提出13條，其中刪掉了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英日駐軍、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等項內(nèi)容。6月11日晚，虞邀李立三到總商會對話洽商，李表示無法接受條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會”為由憤然退出。

在激蕩多變的五卅運動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調(diào)人”的角色，不過，他顯然已經(jīng)有些力所不逮了。在這場空前的、充滿了血腥的民眾怒潮中，商會與工會的分歧與斗爭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在意識形態(tài)的強烈引導下，中國的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突然形成了對立局面，在知識階層內(nèi)部也出現(xiàn)了左派與右派的分野，這是中國商業(yè)史上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商人階層扮演了一個搖擺、尷尬而可疑的角色，一道階級裂痕赫然生成。

1926年9月7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先是在惠州西湖一帶大敗北洋軍閥吳佩孚，繼而于10月?lián)魸⑽迨÷?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12月，北伐大軍抵達南昌，設總司令行轅，箭鋒洶洶直指上海。而北伐軍總司令就是6年前靠虞接濟、曾拜黃金榮為“老頭子”的蔣介石。

新年春節(jié)剛過，虞洽卿便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見小老鄉(xiāng)。此時的上海局勢一派混沌。煌煌不可終日的孫傳芳軍仍盤踞市區(qū)，市井已是驚恐蕭條。

這時候，擺在虞洽卿面前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其一，上海當時的實際控制人孫傳芳提出了一個“大上海計劃”，建議由軍人、文人和商人組成一個治理集團，他還提議由自由派人士丁文江出任總協(xié)調(diào)人，然而，虞洽卿對此議沒有興趣，他已經(jīng)對舊式軍閥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其二，由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人組織也在積極活動。共產(chǎn)黨人周恩來組織發(fā)動工人進行武裝暴動，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積極籌劃第二次行動。對此，虞也沒有信心，在一年多前的五卅事件中，他與總工會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則上已南轅北轍。作為上海商業(yè)的既得利益階層，虞理想中的出路是實現(xiàn)上海自治，自1924年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后，這一直是他堅定不渝的理想，它也得到了很多上海商人階層以及中產(chǎn)階級的認可。于是，就在北伐軍大兵壓境之際，虞洽卿天真地期望與同鄉(xiāng)蔣介石結(jié)盟，幫助實現(xiàn)這個目標。

虞與蔣在南昌相晤甚歡。沒有確鑿的史料顯示，他們具體達成了怎樣的默契，不過，日后事態(tài)的演變可對此進行清晰的推測。

虞回滬后，先是以“調(diào)人”身份函告英法租界當局，“已承雙方 （指北伐軍和上海總工會）切實聲明，對于上海治安完全負責，竭力維持，并保證無軌外行動之虞。深望貴當局在此世局紛擾之際，處之鎮(zhèn)靜，協(xié)力合作。”

2月18日，上海總工會宣布總罷工，轉(zhuǎn)而進行武裝起義，遭到孫傳芳部隊的彈壓。3月21日，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fā)，暴動工人分別向警署、兵營發(fā)動猛攻，經(jīng)過30小時激戰(zhàn)，終于占領上海。在兩次暴動過程中，虞一直作冷冷壁上觀。23日，暴動者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19人成為臨時政府委員，虞名列其中。對此任命，他不置是否。

3月26日，蔣介石以高傲的勝利者姿態(tài)騎馬進城，一周后的美國《時代》周刊將他選為封面人物，稱之為“征服了半個中國的偉大征服者”，這是蔣第一次受到這個待遇。當晚，虞即趕到楓林橋公署拜見蔣。其后數(shù)日，他接連安排上海各界行業(yè)公會的大商人與蔣一一晤面，他向諸人鑿鑿宣告，“蔣對本會宗旨極為贊同，表示他本人亦抱維持資本家之主張。”眾商人承諾向蔣認捐500萬元，“用于維持上海安定”。

3月31日，虞向上海各報投遞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內(nèi)稱，“名曰共產(chǎn)，實則破產(chǎn)，甚至假借名義，隱圖侵占……所舉我蔣總司令燭照陰謀，立施乾斷，妖霧既消，澄清可待。”4月2日，在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上，蔡元培提議 “取消共產(chǎn)黨人在國民黨黨籍”,吳稚暉發(fā)表“彈劾”共產(chǎn)黨文告。至此，國民黨開始“清黨”。4月9日，蔣介石成立上海戒嚴司令部，禁止罷工、集會和游行。4月11日深夜，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青幫杜月笙、張嘯林誘殺于杜宅。第二天凌晨，杜、張門徒臂纏白布黑字“工”徽章，向工人糾察隊駐地攻擊，國民黨部隊以“調(diào)解工人內(nèi)訌”為名，強行收繳工人武器槍支1700余條，死傷300余人，是為震驚天下的“四·一二”事件。當日，虞洽卿以及陳光甫、鈕永新等4個名列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的知名商人宣布辭職，國共破裂與工商決裂同時昭示天下。

“四·一二”事變后，虞持續(xù)籌款資助蔣介石，僅4月底前就分三筆達1600萬元，5月通過發(fā)行 “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的方式送上3000萬元，10月再送2400萬元，1928年1月，又送1600萬元，蔣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很顯見，在這次影響了現(xiàn)代中國進程的重大歷史性事件中，虞洽卿在金援、拉攏商界以及慰撫租界當局等方面，為蔣介石政權出了大力。

這位上海灘上——也是中國現(xiàn)代商業(yè)史上——最著名的“調(diào)人”和“和事佬”，最終選擇用一種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解決”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之間的矛盾，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切齒黯然的諷刺。他借蔣氏的槍炮爽快地達到了清除的目的。然而，他不會想到的是，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劇的開幕。

吳曉波:財經(jīng)作家，藍獅子出版人觀察家論壇成員 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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