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寧：我的東西方思想方法觀

感謝北大在線的邀請。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叫做“我的東西方思想方法觀”。縱論東西方文化,有很多話要說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東西方的思維方法。有人聽了這個題目可能會說：這個題目太大了。我覺得這個“觀”指的對某種事物的全面看法，每個人都有的。當然，不是只看到一個部分、一個點的看法。

東方人與西方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問題的方法。這么多的學科，其中有一個共性，一個共同的問題，這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方法問題。有朋友跟我開玩笑說，你搞方法論，其實是因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別人也說不清楚的東西。這雖然是個玩笑，也說明了方法論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經(jīng)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進化過來的，為什么山那邊的猴子經(jīng)過發(fā)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飛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這邊的猴子卻一直在刀耕火種？人類的進化怎么會如此不同？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記載他們的思想，26個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學會了。而中國人呢，一筆一劃地學漢字，學很長時間，《新華字典》上的6000多個漢字還不見得就能認全了。等我上了大學（外語學院），1972年，我的專業(yè)是俄語。學外語一開始就要學那么多的語法。學漢語時，誰也不太注意語法。不懂語法沒關(guān)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們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語、謂語、實詞、虛詞、主句、副句，全部搞不清楚。可是你學習一門外語（我指的是歐洲語言），會發(fā)現(xiàn)如果不懂語法的話，你就根本不能開口說話了。這種發(fā)現(xiàn)對我很有啟發(fā)，同時想到這與思維方法可能會有很大關(guān)系。

從歷史發(fā)展來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礎(chǔ)是形式邏輯思維體系。這里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形式邏輯這種思維方法是怎么產(chǎn)生的？為什么中國沒有產(chǎn)生形式邏輯的一整套思維體系呢？為什么在歐羅巴這個半島上面出現(xiàn)了如此燦爛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jīng)]有出現(xiàn)同樣文明呢？這些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通過長期思索，終于想明白了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到這里和大家做個探討。人們經(jīng)常研究形式邏輯本身，對形式邏輯的起源問題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試圖對形式邏輯的起源問題作一個說明。我覺得這是東西方思想方法比較異同的核心。其實主要觀點17、8年之前就形成了，我總覺得我的理論不是無懈可擊的，一直在不斷求證。很多重大的新理論，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萊特兄弟發(fā)明的飛機，一開始也就飛個十幾米高，漏洞百出，跟現(xiàn)在的飛機是沒有辦法比。但那是飛機，不是馬車。我覺得一切創(chuàng)新的東西開始時都是如此。這是我一生研究最著力的地方，我今天賣點力氣給大家講明白。

言歸正傳，我們開始來說說主題

人的思維是依靠語言來進行的，沒有語言就沒法思維。語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維方法的不同。可以認為語言是思維的載體，同是語言本身也需要一個載體，就是文字。人是一種有傳承性的動物，今天我在這里摔了個跟頭，我就會提醒后面來的人，不要在這兒摔跟頭了。這種傳承就需要語言來完成，語言不好記錄，就需要用文字來記載，文字就是語言的載體。當然，在這每一次的轉(zhuǎn)換記載方式的過程當中都會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們頭腦里想的很多，但我們說出來的就少多了，同時有些思維也不好表達。我們經(jīng)常說“不可名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那么，語言變成文字的過程同樣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簡約，簡約就有損失。文字又要有載體，那就是石碑啊、羊皮呀、竹簡啊、泥板啊、紙莎草呀等等。我漸漸發(fā)現(xiàn)，這些載體是對文化發(fā)展模式影響極為巨大，成為具有鎖定的因素。當然不是說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它的影響真的是極其巨大的。

早期的時候，人們記載的都是比較形象的東西，比如畫個圓圈表示太陽，畫個方塊表示桌子什么的。我們中國有象形文字，印度也有，兩河流域也有，埃及也有，瑪雅人、阿茲特克人都有。我們云南的納西族現(xiàn)在還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東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開始用字母來記錄語言了。

我們現(xiàn)在來看一下世界地圖，我們可以看到在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布達米亞平原，這兩個地方是灌溉條件很好、氣候濕潤、很適合人們居住的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都很早就出現(xiàn)了文字。尼羅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兩河流域開始也是象形文字，后來就出現(xiàn)了楔型文字。復旦大學研究世界語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這種楔型字叫做“釘頭字”。比較起來呢，兩河流域古巴比倫這邊的 “釘頭字”更為抽象一點，在《漢謨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記載這兩種文字的不同的載體。尼羅河流域那個時期的文字載體主要是“紙莎草”，現(xiàn)在我們可以在美術(shù)館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紙莎草的畫。那個時候卻是貴族使用的比較多。同時呢，還可以把文字記載在石壁上。兩河流域文字的載體則是泥板。我們可以看到每個民族都在選擇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傳輸?shù)奈淖州d體。再舉個例子來說，我們看到的緬甸文字，好像是轉(zhuǎn)著圈兒寫出來的。那是因為他們的文字是記載在芭蕉葉子上面的，如果橫豎那么寫的話就會把葉子寫破了，所以只好順著葉子的紋路轉(zhuǎn)著圈兒地寫。載體決定了書法和文字的形態(tài)。

那么我為什么單把這兩個地方拿出來看呢？有人說西方文明孕育在西方，其實不對！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亞洲和非洲，就在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公元前幾千年這兩個流域之間人類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個是“貿(mào)易”，一個是“戰(zhàn)爭”。我跟你實力差不多的時候，我就和你貿(mào)易。如果我們兩個實力相差很懸殊，我比你強得多的話，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搶啦，我就打垮你。通過貿(mào)易、戰(zhàn)爭，人們就開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個介質(zhì)――語言，一種通約的語言與文字。你說的話我聽不懂，怎么交流呢？還有計算，有貿(mào)易就要算帳，算帳也要有通約的方法。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戰(zhàn)爭和貿(mào)易的過程當中，總是文明比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樣流向較低的人群那里去，無論誰是勝者。比如說你吃熟肉，我吃生肉，無論誰打贏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會學習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復雜，符號很多，很不容易學會，需要長期學習。這時就出現(xiàn)了一個“書吏階層”，就是那些會使用這些復雜符號的人。這些本領(lǐng)不是每個人都有學到的，這些書吏一般都是首領(lǐng)的親近或者祭司。因為這些寫字的本領(lǐng)是需要長期訓練。書吏是個很好的飯碗，所以是嫡傳的。

這個時候呢，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商業(yè)民族――腓尼基人。就是這些腓尼基人創(chuàng)造了歐洲文明，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光明。他們是一個商業(yè)的民族，這一點和我們中華民族是不一樣的，我們是一個農(nóng)業(yè)民族，自古以來全民族經(jīng)營商業(yè)的時候很少。但是腓尼基人卻是一個十足的依靠商業(yè)的民族。他們不怎么種地，也不打魚，就是純粹的從事商業(yè)，也就是我們說的“二道販子”。他們在美索布達米亞和尼羅河流域之間從事貿(mào)易，就需要他們對于兩邊的語言和符號都能掌握。由于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兩邊的文字載體要么不便攜帶，要么非常昂貴――沒有方便的載體,只好簡化記載符號，用口述來記載發(fā)生過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兩大文明區(qū)域各個民族之間，為了使語言通約，他們的首要愿望就是將這些語言和符號簡化便于傳輸與學習。一種簡單的表音方法隨之誕生了，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傳說中，是腓尼基的一個木匠發(fā)明了22個腓尼基字母。我們看這22個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現(xiàn)在使用歐洲字母還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個牛的兩只角，原來是朝上面的，后來希臘人把它換了個方向，角就朝下了。那個時候腓尼基人認為在一個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變成了字母之后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漸漸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強了。記錄符號高度抽象化了，就勢必需要一個非常嚴密的語法。如果沒有嚴密的語法，那么這些字母就會變得沒有意義，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我們中國人說一個人沒有文化，我們說他“不識字”，而俄國人說人沒有文化的話就說“不懂得語法的人”。我們中國人不懂語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細考考在座各位語法的話恐怕都要考倒了。比如說到現(xiàn)在為止，關(guān)于副詞是實詞還是虛詞都存在爭論，北大認為是虛詞，復旦就認為是實詞。因為我們中文沒有一個十分嚴密的語法體系，我們的語言是模擬式的。可以說，語法的產(chǎn)生是形式邏輯產(chǎn)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邏輯說到底是“謂詞邏輯”，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關(guān)鍵就在于這個“是”和“不是”。有了嚴密的語法，這種謂語邏輯才有存在的可能。這種字母的抽象化帶來的嚴密語法，形式邏輯才繼而產(chǎn)生的。抽象化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強烈的“歸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極致的結(jié)論，正是這種抽象化的西方文明為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啟示。沒有這個開端，就沒有牛頓，就沒有科學，以及后來發(fā)展的燦爛的西方文明。這一點是要牢牢記住的。當然，邏輯是有悖論的，這一點我們稍候再說。

愛因斯坦曾經(jīng)說過，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東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時間，亞里士多德建立就起來形式邏輯思維體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實證主義發(fā)展。可見形式邏輯的重要性，要是沒有形式邏輯的話，實證主義怎么證明呢？

說到這兒呢，大家可以看看從法國帶回來的羅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這個上面的文字呢，開始很多西方的學者也無法破解，因為非常的復雜。這個石碑上面的文字分為三個部分：上面一層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間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寫體，下面一層是古希臘的文字。很復雜。1799年拿破侖的軍隊打到埃及時，距亞歷山大城56公里有個叫羅塞塔的小鎮(zhèn)，在那兒挖工事的時候看到這塊黑色玄武巖石碑，當時的領(lǐng)隊軍官叫做布查爾，他認為這塊石頭很重要，交給了拿破侖。拿破侖軍隊出征的時候，曾隨軍帶了150人組成的學者團隊，有考古的，考察天氣的、植物的等等。我們打仗不知道會不會帶著社科院去啊？結(jié)果呢，這些學者一鑒定就發(fā)現(xiàn)了這是很有價值的東西，當時就送回法國了。正是因為那三種演化的文字使后來的法國學者商伯良破譯了這塊碑的銘文。無獨有偶，在伊朗的貝希斯頓村，也發(fā)現(xiàn)了同樣形式的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從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轉(zhuǎn)化的規(guī)律。羅塞塔石碑現(xiàn)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廳，是那里的鎮(zhèn)館之寶！西方人認為文字的、思想的東西是最核心、最有價值的東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船這樣的物質(zhì)化的東西更有價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那時候為什么繼續(xù)會需要語言的簡化和文字的變化呢？是因為原來的文字是寫在泥板上的，運輸起來很不方便，學習起來也很復雜，有礙于貿(mào)易的進行。所以只能口述。為什么會出現(xiàn)史詩呢？這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載體，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來記載歷史。我原來接觸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黑龍江省靠邊境的哥薩克人，他們就經(jīng)常在一起唱，唱歷史。經(jīng)常是一位老人唱著唱著忘了下面的詞兒了，別的老人接著唱，經(jīng)常是幾天幾夜地唱。我才明白，原來史詩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戲劇的起源也是由此而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時期，歐洲地區(qū)的史詩是很發(fā)達的，原因就在于這種口述記載歷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的書吏就沒飯吃了。

說了這么半天，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在干什么呢？中國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載體了。中國當時多的是森林，還有很多竹子。木牘出現(xiàn)在竹簡之前。現(xiàn)在有兩個詞兒可以看出來木頭和竹子的地位，一個是“出版”的版，這是當時指的木板；另一個是“簡單”的簡，指的是竹簡，這些詞都是有原始意義的。中國古代的甲骨文、鐘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來記載一些警喻性的話。比如北大同學喜歡說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就是商湯銘刻在洗臉的“盤”上面，用來警示世人的。我們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載體――木櫝、竹簡，致使我們的象形文字沒有高度抽象化。

中國的史官出現(xiàn)的很早，他們就是書吏。他們專門記載歷史，記載軍國大事。由于沒有字母化，他們一直有飯吃，以至于后來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階層――士。所以，中國的歷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來記載，所以就沒有史詩。早就有專門的史官來做這個事情。顧準先生就說過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的詩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說《孔雀東南飛》《長恨歌》是長篇敘事詩，其實主要部分還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詩歌的抒情都沒有中國的詩歌抒情這么方便，中國詩歌的抒情實在是一絕，一句話有很多種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兒，怎么看怎么有意思。當然，我這里說的中國的語言，指的是中國的文言文，不是現(xiàn)在的語言，現(xiàn)在的語言是歐化的語言。

那么話說回來，西方人依靠的是語法，我們中國人依靠什么呢？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擬的。舉個例子來看，我們來看看這個“察”字。左邊是肉月，右邊是一只手，手托著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個“寶蓋”，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著你有沒有好好祭祀，這就是“察”！我們現(xiàn)在說“檢察院”、“察看”就來源這樣的意思。這種例子非常多，舉不勝舉。中國人喜歡講典故、講成語，喜歡隱喻，這既是中國的優(yōu)點也是弱點。邏輯的東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單純的一維的東西的，而中國的這些隱喻的東西卻是多維的、多元化的。還是這個“察”，神明看著你手捧著肉的祭祀，這里面的含義是遠遠豐富于那個由幾個字母組成的“察”的。

古希臘一開始就有亞里士多德這樣的集大成者，寫出了《工具論》這樣的著作。可惜我們中國人學西方學了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幾年才把《工具論》翻譯成了白話文，在此之前僅有文言文的片斷。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不一樣的，我以前小時候看福爾莫斯的偵探小說，是文言文的，寫什么“某黑衣女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鏞小說。《工具論》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說牛頓給世界帶來了光明，我覺得更應該說亞里士多德給世界帶來了光明。

人們一講到羅馬、中世紀的歷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別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邏輯在羅馬帝國、中世紀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影響。一個是羅馬法，一個是基督教神學。法學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認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沒有犯罪，界定很推斷靠的就是形式邏輯。羅馬法建立了一種通約體系。如果沒有形式邏輯思維體系的基礎(chǔ)，建立羅馬法是不可思議的。有了羅馬法，才產(chǎn)生了真正意義的國家。我在人大法學院演講的時候說，你們研究法理學的，不要總在技術(shù)層面做研究，應該看看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界定。語言與邏輯是分不開的，語法和修辭是很重要的。那個時候出現(xiàn)的大學是沒有工科的，主要的學科就是法學、修辭學、文學、神學，修辭學不僅僅是學語法，重要是學形式邏輯。那時的學者的著作之所以條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為他們的修辭學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學原理強調(diào)神的唯一性，這是與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分不開的。人賴以生存的兩種基本品質(zhì)，一個是善良，一個是聰明。西方主要有兩大文明起源，希臘文明解決了聰明的問題，希伯萊文明解決了善良的問題，把兩者結(jié)合起來將會更有意義。基督教發(fā)展到保羅時期，神學家就用形式邏輯來論證了上帝的偉大和基督教理論的合理性。彼得創(chuàng)立教會和保羅創(chuàng)立宗教理論都依賴了形式邏輯。

當然，我們說邏輯有很多好處，但邏輯也是有悖論的。著名的芝諾悖論，假設你要跑100米的距離，在邏輯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邏輯上會推出你永遠也跑不到終點的結(jié)論，但是事實上這種現(xiàn)象是不存在的。邏輯并不能完全準確的表達生活，因為存在悖論的部分，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邏輯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線的實踐者都不能全靠邏輯生活的。古希臘知識分子是喜歡空談理論的，到了15世紀以后，后來知識分子慢慢的開始喜歡動手做東西了，比如達?芬奇，伽里略等。工匠傳統(tǒng)和喜歡邏輯思辨的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結(jié)合，促使了科學的發(fā)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時候，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和歐幾里德創(chuàng)立了“通約”的概念。如果沒有對通約的基本的判斷，就沒有后來的這些發(fā)展。

因為有悖論，形式邏輯所推導的理論就不是萬事皆準。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邏輯“剛性”的毛病。說到這兒，應注意一個國家――英國。還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說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兩個字，“分裂”，分裂帶來的自由，自由使的商業(yè)迅速發(fā)展。格雷山姆學院是商人出資，重于教授航海術(shù)、望遠鏡等等有利于航海商業(yè)的科學組織。后來成為英國皇家學會。工科專業(yè)教育其實就是應商人的需求創(chuàng)立的。英國重商主義就是重視商業(yè)需求，就是購買者需求。英國皇家學會是商人和科學家的組合。而在歐洲大陸，巴黎科學院則是皇家豢養(yǎng)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歡的東西，例如皇家噴水池怎么才能噴得更絢麗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歡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歡的事物是不一樣的。工業(yè)革命之所以產(chǎn)生于英國，就是這個原因的。英國出現(xiàn)了培根、達爾文一大批科學家，出現(xiàn)了歸納法、進化論，也是這個原因。就是講實踐，不太受邏輯體系的束縛。英國其實和歐洲大陸很不一樣，包括語言，英語和歐洲大陸的其他語言不一樣，反而和中文的思維方式比較接近，沒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國革命、俄羅斯的1917年革命、中國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權(quán)的道路。而英美則是改良為主。英美和歐洲大陸法律體系都很不同。有人說為什么美國在短短200年之間趕上了歐洲大陸？我認為實行判例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糾錯能力強。一百年來，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很多人總想學歐洲大陸思想，學所謂的“大道”，認為英國的經(jīng)驗主義哲學、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是小“道”，其實應該重新認識了。沒有絕對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實踐中得來的經(jīng)驗才能逼近真理，這才是最寶貴的。面對多維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國禪宗的方法。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中世紀”，漢朝在漢武帝之前是尊黃老的，黃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樣的。老子說“大象無形”，“道可道，非常道”，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樣，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對父母應該如何，對兄弟應該如何，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國從沒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經(jīng)商，否則就不讓你參加考試。在漢武帝時確立了儒家的主體地位。當時為什么不選擇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選老子莊子，可以任意思想，沒譜，怎么管理國家。墨子的思想說兼愛，世界充滿了愛，那怎么懲罰壞人呢？法家不講人情，到最后連商鞅無處躲藏，落得個五馬分尸。中國人講究的是“合情合理”，不僅僅是“合理”。儒家作為統(tǒng)治思想，剛?cè)嵯酀Ｒ话闳酥豢吹饺寮胰蕫鄣囊幻妫鋵嵢寮也⒉卉浫酰寮乙渤拥蹲託⑷恕？鬃又划斶^一個大官，不是教育部長，而是公安部長。殺過他的競爭對手少正卯。

我們說“士農(nóng)工商”，士來源于書吏，因為識字，這就使得他們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預備役。四大階層當中可以與之爭天下的只有“商”，（我認為中國唯一一個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由誰來掌握呢？這是一個大問題。于是在漢朝就有鹽鐵由誰來經(jīng)營的大爭論。結(jié)果是經(jīng)營權(quán)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說落在官的手里。這些人辦事情的出發(fā)點在于滿足皇帝的需求，而對民眾的需求不甚重視。這就導致了長期的經(jīng)營不利和出現(xiàn)貪污和腐敗，禁而不絕。

舉洋務運動為例。曾國藩在打敗了太平天國之后，發(fā)現(xiàn)了洋人船堅炮利的好處，于是也要置辦。但是交給誰來經(jīng)辦呢？是交給商人經(jīng)辦呢？還是交給官員經(jīng)辦？曾國藩覺得交給商人辦，會使商人坐大，成為像法國王朝時期第三等級里的資產(chǎn)階級一樣，會給皇上帶來麻煩。于是下決心交給官員辦。結(jié)果呢，辦的一塌糊涂，無一不貪污，無一不賠錢。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國呢，則是“以商代工”。我們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們的市長由商人出身的人來擔當？在中國，商人一再地被貶，發(fā)展畸形，出現(xiàn)了像幫會這樣的發(fā)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樣了，薩摩藩、長崎藩倒幕勝利之后，發(fā)展經(jīng)濟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給大久保利通、西鄉(xiāng)隆勝這樣的人，而是把國家資源交給三井、三菱這樣的隨軍糧草商人。結(jié)果呢，日本的經(jīng)濟發(fā)展起來了。

在這兒要說說影響資本主義的一個重大原因。貪婪、逐利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貪婪、逐利。資本能成為一般等價物，要有通約的方法，這就是15世紀意大利發(fā)明的復式記賬法，這樣資本主義方可實行。復式記賬法是以形式邏輯為基礎(chǔ)的。我們中國就沒有這樣的計算方法，所以明代經(jīng)濟發(fā)展也不容易產(chǎn)生資本主義方式。

愛因斯坦認為中國人已經(jīng)做過了所有的實驗，但是為什么沒有得出抽象的結(jié)論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約瑟之謎也是這個意思。原因是由于我們的語言文字沒有抽象化，沒有建立形式邏輯思維體系，因而沒有通約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們的地理條件，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竹簡使我們走了另一條路。腓尼基人因沒有方便的文字載體而發(fā)明了字母，隨之有了希臘的形式邏輯。我們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載體――木櫝、竹簡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種模擬思維的方法，隱喻的方法。沒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學無法發(fā)展，這就是李約瑟之謎的解。但是中國人在中醫(yī)藥方面產(chǎn)生了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國的隋唐之后，佛教開始傳播了。慧遠和尚一開始用梵文講經(jīng)，沒有人聽得懂，后來套用莊子的話一解釋，大家反而明白了，這叫格義連類。玄奘西天取經(jīng)歸來，設壇講課，大家不懂梵文，沒有人聽得懂，傳播不下去。后來有了禪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禪宗的核心是講究直觀，不受條條框框限制。這部分馮友蘭先生的書是寫的最好的，國內(nèi)沒有更好的了。禪宗的思維方法已經(jīng)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脫開了。在方法論方面，甚至可以說是與其他佛教宗派對立的。這里出現(xiàn)了很多的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禪宗用公案來隱喻問題的實質(zhì)。可見呢，中國的禪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講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來論證道理的。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極大的多維性。

我們再看看東西方的知識分類法。在西方的圖書館里，書籍分類是很明顯的按性質(zhì)的劃分：醫(yī)學、化學、冶金之類的。這是形式邏輯內(nèi)涵定義決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屬加種差。而中國的分類則是根據(jù)“象”來分類的，比如《四庫全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經(jīng)是儒家的經(jīng)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學作品。這明顯就不是按性質(zhì)來分的，而是按象來分類。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我們在機場要上廁所的話，可以看到上面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頭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認不認識，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圖學就研究這些東西。現(xiàn)在電視特別普及，電視語言也是一種具體的象的語言，而不是抽象符號的語言。等到數(shù)百年后，電視語言發(fā)展得更加成熟了，人們再來研究電視語言的特點的話，應該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書，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后，一個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書，如果沒有百科全書，對知識不進行分類，還搞什么科學？包括大學里的科系、專業(yè)都是這樣，隨之而來。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醫(yī)院去，我應該掛心臟科還是消化科呢？還是什么別的科？亂掛一氣，醫(yī)生對我說你怎么瞎掛號呢，我說我怎么知道呢？現(xiàn)在醫(yī)生都分了科了，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還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說分得太細就缺乏一種綜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個器官的原因。

而中國哲學的核心則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體現(xiàn)了自然的和諧性。我們的社會科學發(fā)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學科是經(jīng)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當社會科學發(fā)現(xiàn)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學，用統(tǒng)計、概率、數(shù)學模型等等來測度社會現(xiàn)象，有點唯自然科學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嗎？我們漸漸發(fā)現(xiàn)不能！人類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維方法，不同的價值觀。非洲人賺了100塊錢后的消費觀和中國人的消費觀是不一樣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數(shù)學才能帶給我們智慧？非洲人就沒有智慧了？中國人有沒有智慧嗎？這些是不能做全稱否定的。必須發(fā)揚我們自己的智慧。中國的智慧和傳統(tǒng)到底是什么？中國人這種多維的模擬性思維將給世界帶來新的光明。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國人又懂得東方和西方，懂的人會越來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學習西方有點兒邯鄲學步的樣子了。別人的沒學會，自己的東西忘光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shù)帝國里，一切都受技術(shù)的擺布。前不久，五大會計公司之一的安達信出問題。一開始我以為是某個會計師的道德問題。后來發(fā)現(xiàn)“五大”都這樣做假賬的時候，我就想到，他們肯定是遇到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了。后來研究知道了，是折舊的問題。到了3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電子產(chǎn)業(yè)出現(xiàn)了所謂的“加速折舊法”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在高科技領(lǐng)域里，技術(shù)更新?lián)Q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舊都不能解決了。一個技術(shù)，收不回來成本就被替換了。制度出了問題，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想做假帳。這是什么樣的問題呢？我覺得這是因為我們不顧人的需求而強調(diào)新技術(shù)的結(jié)果。缺乏整體評估的結(jié)果。事實上人類對于技術(shù)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發(fā)明新的牙刷，什么電動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當成什么了？這些技術(shù)的投入都是收不回來的。筷子這種技術(shù)，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個什么電動筷子來淘汰它，你可以試試看，肯定做不到！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銥星電話，邏輯上號稱無盲點，廣告上表現(xiàn)在喜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電話，可是問題是誰上那兒去打電話啊？我們都在居民點里打電話，在城市，在鄉(xiāng)村，這就夠了。你能夠向火星上打電話去，誰去接啊？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技術(shù)所包圍了，但是卻忘了自己是誰，到底要什么了。在這點上，中國人傳統(tǒng)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現(xiàn)在又在研究轉(zhuǎn)基因，我們開玩笑說，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覺得這個技術(shù)一定要慎重，不可以大規(guī)模地搞。好萊塢的導演都比某些科學家的頭腦清醒一些。那些《異形》之類或者機器人破壞人類生活的電影已經(jīng)在警示我們了。我看到轉(zhuǎn)基因產(chǎn)品信息時，就覺得很可怕，很輕率。人類剛剛玩過了原子彈，搞得人心惶惶。又開始玩生物了。這個閘門不能隨便開，要時刻記得博弈的自然規(guī)律。英國人研究克隆羊，我們說你們能不能再從多利羊的體細胞當中連續(xù)克隆出幾代來？連續(xù)克隆十代？他們做不到！因為必然出現(xiàn)變異！這是一個誰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國記者來告訴我們。

我們現(xiàn)在看看思維方法對道德的影響，看一下義利之辨。如果說，殺一個無辜的孩子可以救一萬個人，那是殺還是不殺？功利主義的人就會認為當然殺，不管這個孩子多可憐，而反對功利主義的人則會認為，人生不是一次選擇，今天你可以殺一個孩子，明天根據(jù)變化的功利原則不斷殺人，一萬個人很快被你殺光的。而且，憑什么來判斷誰該被殺死呢？功利主義用的是邏輯的方法來判斷，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邏輯是有悖論的。比如，老師說：一級動物是應該受到保護的，不能濫殺。可是學生說：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級動物在吃另一只一級動物，我應該怎么辦？中國人說：莫做心上過不去之事。這個心的標準怎么掌握呢？總之，直觀與邏輯都要用的。

常說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門現(xiàn)在比比皆是，輕易不要去動他，要明白界限。我們老說人心不古，古人都講義氣，現(xiàn)代人都唯利是圖。其實是判斷的尺度變了，以前我們判斷義和利是憑借直觀，后來我們就有了很多測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雖然形式邏輯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還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帶給世界的瑰寶。中國人缺少這方面的訓練。我建議，初中應該開設《形式邏輯》課，這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chǔ)課。這樣做可以使我們可以少犯很多錯誤，使我們的思維更加清晰明確。

另外，我也要說一句《悲慘世界》里面的話，富人憑借寒暑表來知道天氣冷熱，窮人只能靠皮膚感覺。寒暑表只能測度一維的量變，而皮膚的感受則是綜合的。在絕對干燥的空氣里，人能夠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溫，而如果空氣濕度達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這說明，使你感到冷熱的不僅僅是氣溫。除了氣溫以外，還要加上濕度、氣壓、地溫、風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個綜合的冷熱感受。人看世界不能僅靠一維邏輯的思維方法。我們的祖先在多維綜合模擬思維方面是很多遺產(chǎn)的。我們應該好好發(fā)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膚”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東西方思維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結(jié)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難的。首先要求我們對歷史、哲學的基本觀點，要做全面的審視，才能有所創(chuàng)造。我今天講的是一個問題串，好多的解我還沒展開。借用比利時雕塑家蓋盧瓦的話：“你看見的，是我塑造的；你沒看見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文章來源：李曉寧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complex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