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改革的話題再次引發(fā)討論。其中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鮮明地提出“第二次改革”的觀點。2009年12月28日下午，遲福林先生在他的同名新書首發(fā)式后接受了記者的專訪。以下是訪談內容。

記者：你強調中國應啟動第二次改革，這是基于對現實和未來怎樣的判斷呢？

遲福林：這主要是基于對中國發(fā)展面臨的內外環(huán)境變化與發(fā)展趨勢的客觀判斷。中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從總體上說成功地實現了預期的目標，由此使中國從生存型階段開始全面進入到發(fā)展型新階段。發(fā)展階段的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將逼迫中國加快推進經濟發(fā)展方式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的轉變，以實現從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

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第二次“轉型”，是由兩個基本因素決定的：一是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消費需求萎縮將成為中長期趨勢的背景下，“大進大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必然終結。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中國發(fā)展方式轉型需要面對的緊迫而重大的課題；二是中國的需求結構開始發(fā)生明顯變化。例如，社會需求結構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升級、由私人產品需求向公共產品需求升級。擴大內需已成為中國發(fā)展階段變化的內在要求。

所以，外部條件變了，內部需求結構變了，這是中國的機遇，也是挑戰(zhàn)。很大程度上，現在要看決策層能不能下決心，最近三年在改革上應有大手筆。

從中國的經驗看，第二次轉型直接依賴于第二次改革。以發(fā)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突破，不僅關系到中國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的成功與否，更關系到中國今后30年的經濟社會能否可持續(xù)發(fā)展。

記者：你認為，中國第二次改革的核心應該是什么呢？

遲福林：要把發(fā)展方式轉型作為“十二五”改革的主線，并著力推進三大方面的改革。一是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要把擴大內需作為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目標。中國居民消費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有人說這是由于投資太快，所以消費比率也降下來，但我始終認為這是淺層原因。消費率長期偏低且不斷走低，與投資過高相聯系，與城市化進程緩慢相聯系，但最終根源于傳統發(fā)展模式中的體制和機制缺陷，尤其是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長期沒有破題。

記者：目前的改革出現了膠著甚至僵化的趨勢，改革共識也在減少，你認為改革的動力，轉型的動力究竟在哪里呢？

遲福林：改革的動力來源于三方面。首先，來源于中國未來五到十年的轉型，其中政府是推動改革的基本動力。中國政府提出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這就是一個動力。現在已經在轉了，但這個過程很不容易，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國有資源配置格局的調整；第二，來源于社會。從基本公共服務、利益關系協調和就業(yè)這三方面看，這三件事真要做了，社會對改革的推動力就形成了，改革也就有了很堅實的社會基礎。現在大家對醫(yī)改、教育改革等關注度非常高，不僅是因為這些領域還改得不夠好，更是因為涉及到每個人。這有可能形成改革的倒逼機制，由此帶來比較強的改革動力；第三是來源于外部的全球因素。總體來說，中國作為經濟大國和開放大國廣泛參與國際交往已成定局，這既給中國發(fā)展帶來了機遇，也迫使中國內部必須推進一些改革。比如說，人民幣升值問題，現在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進程應該比原來快，但在國際上面臨的升值壓力還是很大，這就要求我們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有一些大的動作。

記者：歷史往往出人意料。如果你談到的中國三到五年的機遇期沒有把握好的話，之后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嗎？

遲福林：我認為未來五年到十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期。轉折好了，中國至少還可以保持30年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否則代價非常大。所以“十二五”對中國太重要了，這也是為什么我現在要提出第二次改革。

記者：改革一直是中國三十來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但目前各部門林立，改革缺乏動力。人們會想到曾經的體改委等改革綜合部門。你認為在推進第二次改革中，中國是否需要重新建立這樣的機構？

遲福林：現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太突出，這種利益格局推動不了大的改革。因此，需要建立這樣的部門，無論它叫什么名字。這個部門必須是一個協調性的機制，比如建立在中央也行，國務院也行。甚至可以是總理直接建立的一個決策咨詢機構，必須有超脫部門利益的高層機構來推動。只要超越了部門利益，我認為中國推進改革還是有很大空間的。

記者：有農民朋友告訴我，現在很多村委會選舉都直接跟公共服務掛鉤了，比如候選人往往說，你選我的話，我在低保等方面可以給村民帶來什么樣的好處等等。這個承諾的內容和以前很不一樣了。而你很早就提出公共服務缺口是城鄉(xiāng)共同的難題，我想問，要解決這個問題，在三到五年內，核心對策是什么？

遲福林：應該肯定這是一個進步，標志著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開始得到高度重視。但應該說，這個進步還不夠。到現在為止，中國城市和農村還實行著兩元分割的公共福利制度。在農村，土地本來不應承擔社會保障功能，現在不得不承擔了。所以，首先，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的具體水平可以有差距，但是制度應該統一；第二就是加大公共財政投入，中國現在有這個條件，但我們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前者和公共財政轉型有關，后者與國企改革相連；第三就是推進政府體制改革，這也是一個關鍵。

記者：你說要從制度安排統一公共服務，這應該是有一定指標來衡量的，比如我們說的教育支出占GDP4%之類的數據，但是現在似乎非常缺乏指標約束。最近溫家寶總理接受新華社采訪談到社會保障問題時，也說到現在覆蓋面上去了，但水平還不高。

遲福林：是這樣的，關鍵在于城鄉(xiāng)統一公共服務體制，包括公共財政等。比如說公共預算制度，必須要到人大去審批。如果只是政府想投多少就投多少，那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立法機構對公共財政預算應有嚴格審查批準制度，同時增加社會透明度。如果這兩條都做好了，那么這些具體的指標就可以解決了。政府現在這種安排當然也是受到多種制約的，這兩年有改善，但是從長遠看，推進公共財政預算制度改革對中國太重要了。

記者：你剛才談到公共資源配置格局的問題，那么國有企業(yè)，或國有資源的配置在最近十多年有了很大變化，遠遠超出國企三年脫困時期人們的設想。現在大國企從機制上有了變化，也不差錢了，有人說國企改革已經到了一個很好的階段，不用大改了。你的觀點呢？

福林：國有企業(yè)改革既涉及到企業(yè)本身，更涉及到整個制度安排層面，包括政府。按照我們原來的設想，國企主要集中在經濟命脈領域，做出經濟控制力和影響力，其它領域原則上都退出。但現在為什么這樣的初衷沒有實現呢？這有幾大原因。第一，從國家層面來說，有一個國有資源的作用、目標和基本配置格局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在我看來，現在很多競爭性領域的錢都應該投到公共領域去，這樣也才能給民營企業(yè)或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造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現在，國有經濟格局的調整還遠沒到位；第二，我們缺少制度約束，就是要明確哪些領域是國有資本不能進的。過去我們談國企要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而現在人們說，為什么國有經濟不能賺錢呢？第三，資源價格改革難題。為什么壟斷行業(yè)改不了呢？有人算了一筆帳，說國有企業(yè)上交給國家的租金應該是1.4萬億，而它現在的盈利水平大概是7千億。如果國有企業(yè)真正貫徹平等競爭原則的話，國家就先要租金再享受利潤了。也就是說，國有企業(yè)必須向國家上交租金以后才能計算利潤。這樣算下來，國有企業(yè)事實上基本上沒有多少利潤，這也就可以迫使它推進改革了。現在國有企業(yè)的租金比它的利潤還高一倍，這種情況下當然國企的改革動力弱而投資沖動強。

從國有企業(yè)改革說開來，這就是為什么我愿意用第二次改革這個概念的原因，就是說我們僅就技術談技術，就市場化談市場化，就價格改革談價格改革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如果前面談到的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國有資源配置格局的調整這兩個主要方面都沒解決，局部的改革很難取得預期效果。

（被訪者：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采訪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編輯田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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