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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黃小偉/文 當李啟銘在撞人后依舊囂張地叫喊“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時，也將自己放于2010年年度“中國第一霸道人”的位置上。他的“霸”邏輯是非常清晰的：不是所有的爸爸都是李剛，不是所有叫李剛的都是公安分局副局長，所以這里我說了算，你們要服從我。

在即將過去的2010年，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個李氏霸道邏輯隨處可見，他們隱藏在不同的事件中，但是核心無非只有一個：我是強者，你服我。于是，在李啟銘眼中，我是官二代，所以我撞了白撞。

在很多執(zhí)法者眼中，警察能隨意開槍殺人（貴州警察殺人事件），能無正當理由的在網絡上通緝記者（浙江警察通緝記者事件），能猥褻少女致人跳樓死亡。

因為我是政府官員，所以我能搶下讓我不高興記者的錄音筆，能將讓我煩心的上訪者送進精神病院，能強行拆遷你自焚我也不怕，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因為我是強勢企業(yè)，所以我的礦泄漏造成大面積污染又能拿我怎么樣，我的減肥藥即使能奪命也能照賣不誤，絕不道歉。這些霸行徑都是零碎的拼圖，拼出了一幅中國的“霸社會”面目。

作為常識，相信無論是民眾、政府官員還是企業(yè)的管理者，都會明白，警察必須依法辦事，更不能隨便剝奪他人生命；政府官員必須意識到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顧客就是上帝”是任何一個成功企業(yè)必須要遵循的法則。但是為什么這些常識在我們這里就不再是常識？

常識并不是放之于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常識要成為整個社會認同，就必須有一個底線，即社會共同價值觀是統(tǒng)一和正確的，或者社會的環(huán)境允許常識的存在。我們要摒棄“霸社會”而回歸正常，就必須厘清什么才是公正的執(zhí)法者、什么才是服務性政府、什么才是不作惡的企業(yè)？如果上述三者偏離了正確的軌道，我們是否有糾偏機制。

無論是執(zhí)法者還是政府官員，兩者背后都依靠著一棵大樹——公權力。而我們所談論的警察犯法、官員野蠻拆遷等等，都無不是公權力濫用的一種表現(xiàn)。任何權力都是一只老虎，如果缺少看管，最終老虎是要出來吃人的，公權力也不例外，公權力的濫用就是“老虎”缺少看管的原因所在。

看管有兩種方式，一是公權力的自律；二是他律，就是民眾來看管。從實際運行效果來看，靠公權力的自律是沒辦法達到看管的目的。公權力的“護短”將直接導致自律的失敗。在近年因拆遷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中，鮮有官員受到懲處，就是有懲處，也很快在別的地方復出。唯一的辦法就是他律，要讓公權力一直處在民眾的監(jiān)督之下，正如廣州市中院副院長所說的政府并非“老虎屁股”而是“貓的屁股”，是可以摸的得，“要讓公權力對老百姓心存敬畏”。

從宜黃官員的“沒有拆遷就沒有嶄新的中國”到萬載縣委書記的“沒有拆遷，你們知識分子吃什么”，再到長春官員的“老百姓是如何為難政府、刁難和敲詐政府”，以及之前”誰影響嘉禾發(fā)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等等之類官員的獨白中，我們是看不到一絲對民眾的敬畏之心，而是霸氣十足的父母官語言。

毫無疑問，如果公權力不受監(jiān)督和限制，那么政府的權力欲望不斷膨脹，“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也將會成為空中樓閣。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xiàn)對公權力的監(jiān)督，實現(xiàn)讓政府敬畏民眾的目標？正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深圳特區(qū)成立三十周年講話中指出：“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chuàng)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jiān)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

再回到我們的企業(yè)。我們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完善的、好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市場經濟體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這不僅需要我們的企業(yè)內部有先進的管理流程，而且要確定企業(yè)做為一種社會組織和這個社會的關系。我們應當承認一個原則：一個好的企業(yè)，首先是一個不作惡的企業(yè)。

具體來說，一個企業(yè)在面臨利潤和公眾利益二選一的困境時，應該選擇什么？一個好的企業(yè)肯定選公眾利益，但是我們很多企業(yè)卻選擇了利潤，明明知道產品可能危害公眾健康，卻依舊生產甚至誤導消費者。在發(fā)生嚴重后果時，為了自身利益，遲遲不作出補救措施，對消費者不存任何敬畏之心，反而我們在使用產品時，充滿了“僥幸”——希望別出事。我們當下的尷尬并不在于這種“霸”企業(yè)不道歉的行為，而是公眾對這種行為的容忍——不道歉也沒啥。這也是“霸”企業(yè)繼續(xù)“霸”下去的根源。

對這類企業(yè)，我們的惟一懲罰原則就應該是：洗洗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