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日下午，在北京理工大學，《2006年中國教育藍皮書》首發(fā)式上，全國政協(xié)常委、蘇州市副市長朱永新語出驚人地提出，國家可以考慮在合適的時候，謹慎地嘗試著將一部分公辦大學，賣給民間。身為教育學博士生導師的朱，在今年的全國政協(xié)年度例會上，提交一則提案，呼吁國家盡快解決高校巨額負債，并建議國家著力發(fā)展民辦高等教育，將引進民間資本作為削平中國大學債臺高筑的策略之一。   
賣大學，債轉股，疏解債務危機
北京消息人士稱，數日前，教育部高級官員在與全國政協(xié)的一次座談會上，透露出中國最高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中國公辦大學債務的憂慮。
朱永新在他的提案中，建議由財政部、教育部、審計署及相關金融部門聯(lián)合成立專門委員會或調查組，對全國高校貸款負債依法全面審計、普查摸底。他說：“中國大學到底欠多少債務，像個謎，沒有人知道。”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的《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2005年以前，中國公辦大學向銀行貸款總額達1500億-2000億元。2005年之后，大學債務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大學規(guī)模急劇膨脹、高校新校區(qū)建設的突飛猛進，越發(fā)驚人。朱援引相關人士透露的數據說，時至今日，這一仍在不斷刷新的數據，可能在4500億至5000億元之間。
朱說，公立大學直接向商業(yè)銀行大規(guī)模貸款辦學，赤字運作，在我國歷史上是一項從未有過的嘗試，有其合理的歷史背景，也正面推動過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但盲目借貸、鋪張浪費、管理缺位、違規(guī)操作、道德風險等貸款辦學的弊端，也使得疏解大學債務變得迫在眉睫。少數大學運行經費和教師工資被銀行凍結，高校銀行貸款的巨大負擔，已經將一些高校拖入瀕臨破產的邊緣。
朱永新認為，對部分負債嚴重、無力償還貸款的學校，可以采取“債（貸）轉股”的形式，用優(yōu)惠的政策鼓勵民間資本介入，建立新型的股份制高校。賣大學所得，1/3支持重點發(fā)展的公辦大學，2/3由貧窮的義務教育分享。
朱說，“窮國辦大教育”是中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以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財政能力承擔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高等教育，既顯吃力，也無必要。與其國家辦這樣多的大學，不如放開讓民間辦，把辦大學的空間留給民辦，國家集中精力財力辦好義務教育。
“就像國有企業(yè)改革那樣實行債轉股等辦法，債權變股權，實行股份制，然后國家對其盈利去向等進行控制，或者擴大教育科研，或者轉移支付貧困生等等。”   
賣公辦大學，辦真正的民辦大學
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國民辦大學問題頻頻曝光于媒體。先是江西藍天學院以“回扣”方式，鼓勵在校學生離校招生，而后是西安歐亞學院就業(yè)率造假，繼而是北京民辦大學打著知名大學的旗號，招攬高考落榜生，接著是湖北一民辦大學因為畢業(yè)證和學生的期待有落差，釀成大的群體性事件，最后是江西贛江學院和江西服裝學院這兩所民辦大學的學生，因為畢業(yè)證得不到教育部的承認，發(fā)生震驚世人的校園群體性事件。
朱永新說，民辦大學自身確實有很多問題。但這不是公辦大學不能轉成為民辦大學的理由。針對一些學者擔心，“國家賣掉大學，會不會導致高校只是追求利潤而忽視教學質量？”朱說，教育不是企業(yè)生產的產品，人們對其質量品質非常敏感，你不提高質量，人家就不來上你的學校，學校只能是要么輝煌要么死亡，沒有假冒偽劣的次品可以長存。惟利是圖的學校一定會死亡。
朱在去年提交全國政協(xié)的提案中，即建議國家積極而謹慎地試行大學轉制。在大學轉制的過程中，要鼓勵現(xiàn)在的民辦大學與原來的公辦大學合并，用民間資金收購屬于國有資產的公辦大學。政府或者其他機構可以暫時保留部分股份，今后逐步退出。
朱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公立高等學校的轉制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高等教育是以民間力量為主的。在國外，高校的80%以上是民辦學校，而我國80%以上卻是公辦學校。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經費，又制約了基礎教育的發(fā)展。
他舉了一個省的例子說，2002年的教育經費總投入為160多億元，其中高等教育就占去了60多億元。一所大學的投資，往往相當于100多所農村小學的經費，甚至更多。高等教育花費了相當一部分本來就非常有限的教育經費。全國的情況也基本如此。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專家楊東平說，目前民辦大學專科以上大學生不到10%，本科以上幾乎全是公辦的，特別是地方省市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過多，嚴重地擠壓了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其實，義務教育基礎教育才真正是公共品，必須由政府負責，而政府卻將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大學上。所以改革勢在必行。
“賣掉一部分公辦大學，是可能的。”朱說，專家們最擔心的兩個問題，一是涉及社會穩(wěn)定的問題，其實且不說那么多的企業(yè)成功地實行了轉制，與大學性質相近的眾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進行了改革。我們應小心行事，但不應該因噎廢食。二是關于有沒有資金進入的問題？中國民間資本的力量非常強大，我們應該為民間的資本尋找更多的機會。
賣大學的好時機到了
在3月1日的北京理工大學，朱再次申述了賣掉一部分公辦大學的主張。
他建議，國家辦好10所一流國立高校，每省辦好1-2所省屬高校，有條件的地市辦好1所市屬大學，其余的大學逐步進行各種形式的轉制；國立大學要面向全國公平招生，省屬和市屬大學可對本地區(qū)學生實行適度優(yōu)惠入學政策。其余的轉制大學完全自主招生。
賣大學以后得來的經費，1/3給國立大學改善辦學條件，聘請世界一流的教師，讓他們縮小與世界著名大學在經費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另外2/3用于中小學，在國家短時間無法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的前提下，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提供更多的經費支持。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選擇一所國內排名前五位的大學進行轉制試點，”朱大膽地設想，“允許民間資金進入相應的學科，從學科、學院先轉制，最后建成若干民辦學院組成的新型民辦大學。”
《２００６年中國教育藍皮書》主編楊東平教授，不贊成“賣掉大學”的提法，他更愿意叫“公辦大學改制”。他說，他帶的學生就在研究這個問題，他預言大學專制是必然的趨勢，遲早會走這一步。“大學是非常昂貴的投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或者有能力包辦之。中國公辦大學通過改制民營化是早晚的事兒。”
楊提醒與會者注意的是大學改制的制度安排問題，要在制度上鼓勵教育部門改制的積極性。比如，大連外國語學院是較早試點改制的大學，但是因為財政廳的食言，使教育廳積極性挫敗而試驗夭折了。大連外國語學院1998、1999年就提出轉制，原來遼寧省給大連外國語學院的撥款比如是100萬，后來轉制，取消省財政的撥款，按照準成本收費，大連外國語學院收費8000元，做了兩年之后，省教育廳沒有積極性了，為什么沒有積極性呢？教育廳的想法是，按照這種方式，取消行政撥款，省下的省財政撥款，如果讓教育廳來把節(jié)省的這部分錢去發(fā)展義務教育，或者辦其他學校，但是省財政廳不撥款了，省的這部分錢也不給教育廳，教育廳本身就沒有再進行大學改制的積極性了。
中國人民大學顧海斌教授，非常贊成賣掉大學。他說，高等院校本身就是非義務教育，非義務教育就不是強制的，應該與義務教育區(qū)分開來，與義務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公共品性較弱。
顧認為可以采取合股方式、股份化方式等等，借鑒國有企業(yè)改制的方式，也可以使國立、省立、市立大學共存。他說：“至少50%的大學不應該是政府包辦的。”
那么，“賣掉大學”如何賣？
顧說，要考慮經濟安全，那些擔負國家重點科研項目，肩負國家經濟發(fā)展重大戰(zhàn)略的產業(yè)的教育項目和學校，就改得慢些，慎重些，其余放開。
“慎重當然是對的，但時機很重要。”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林莉女士說：“目前高校出現(xiàn)了債務危機，一些學校陷入還貸高峰期，我認為這恰恰是高校進行轉制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