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文

前幾年，思想界經(jīng)常討論“1949年之后假如魯迅活著會有什么樣命運”的話題，問題的提出是因為一則史料的披露。在1957年反右期間，毛澤東在與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座談的時候，羅稷南向毛澤東發(fā)問：“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魯迅么——”毛澤東略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guān)在牢里繼續(xù)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其實，關(guān)于這個問題，在此前后，周作人、郭沫若、胡適等知識分子，都曾有過思考，甚至魯迅在其生前也曾有過種種設(shè)想。

魯迅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這里的“崩潰”，指的自然就是風雨蒼黃的朝代鼎革之際，那時魯迅預(yù)測自己會成為掃馬路的清潔工，聯(lián)想到文革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都有掃廁所的經(jīng)歷，魯迅的預(yù)測可謂一語成讖。

在給胡風的信中，魯迅曾提及蕭軍的入黨問題，魯迅在信中寫道：“我?guī)缀蹩梢詿o需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xiàn)在不必進去。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鎖，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么起勁地做，也是打……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在這封信的背后，魯迅有著被工頭利用的慘痛心境。

據(jù)牛漢回憶，周作人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牛漢回憶說：“1949或1950年，周作人寫信問《人民日報》文藝部：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我看到過這封信，收信人是編輯李離。當時郭沫若是國務(wù)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信轉(zhuǎn)請他答復(fù)。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據(jù)改造的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對于這個問題，隔岸觀火的胡適也曾有過自己的思考。這集中體現(xiàn)在他給朋友們的書信中。1955年胡適在給趙元任的一封信中說道：“魯迅若還活著，也是應(yīng)該被清算的！1956年，胡適在給雷震的書信中也說：“魯迅若不死，也會斬頭的。”

不論是魯迅本人，還是胡適、郭沫若，都對魯迅在四九之后的命運不抱任何樂觀態(tài)度。而這里面，涉及一個魯迅與毛澤東的關(guān)系問題。眾所周知，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寫道：“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既然毛澤東給了魯迅如此之高的評價，那為什么這些人對這一假設(shè)如此悲觀呢？我想起了秦始皇的故事。秦始皇讀到韓非的書，大加贊賞，說：“如果我要能看到這個人并與之交往，死而無憾。”后來韓非聽說了秦始皇的這句話，興高采烈地來到秦國，好景不長，僅僅由于大臣的流言蜚語，感覺韓非可能損害到自己的霸業(yè)，于是，秦始皇舉起了鍘刀。韓非就這樣喪命于所謂的知音之語。既然文藝是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工具，那么創(chuàng)造文藝的文藝家也只能是工具了。

當然，這一結(jié)論的前提是四九之后魯迅留在了大陸，這不禁讓人又產(chǎn)生一個疑問：既然魯迅本人都預(yù)測到了自己在四九之后的命運，那么，當他在一九四九抉擇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有新的選擇呢？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些知識分子，會不會選擇離開大陸呢？

晚清以降，許多知識分子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抉擇中都選擇了后者而忽視了前者。這可能緣于民國知識分子對個人自由的輕視以及對集體自由的看重。

首先是嚴復(fù)。在救亡的危急關(guān)頭，嚴復(fù)認為：“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異族之侵橫，求有立于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

與嚴復(fù)相呼應(yīng)，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也曾說：“大家要想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nèi)來。凡是黨內(nèi)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nèi)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后我們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大學校長在這一問題上的判斷。蔡元培曾寫過一篇《舍己為群》的文章來表達對群體的重視，而這篇文章曾入選民國國文課本，影響了一代人的價值觀。

與蔡元培一脈相承，馬寅初在《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中也曾說道：“欲使人民養(yǎng)成國家觀念，犧牲個人而盡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中也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今后我們的問題，就是：“個人的自由要緊呢？還是全民族自由要緊？”我們大家對此應(yīng)加以深切考慮。如果明白了“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們就必須以實心實力共同來完成民族的自由。

可見，當時不少民國知識分子皈依在了國家這一拜物教之下，而對家國情懷的留戀，可能最終導(dǎo)致了馬寅初、竺可楨等人在1949年做出留下來的抉擇。

與蔡元培、竺可楨等人不同，胡適在對個人與集體的認知上顯得與眾不同，他曾說道：“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不僅如此，他還曾批評蔡元培、竺可楨等人的價值觀，在寫給陳之藩的信中，胡適寫道：

我在《丁傳》里指出他的“宗教”見解。他用動物學知識來說明（來證明！）他所謂“宗教心”（即“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天性”）。我曾指出他這個宗教見解，在無形之中，曾影響他對于蘇俄革命及所謂“新式的獨裁”的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胡適的這種推崇個人自由的觀點與漢娜·阿倫特不謀而合，在給朋友的信中漢娜·阿倫特寫道：

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從沒“愛過”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集體，德意志民族也罷，法蘭西民族也罷，美國也罷，更沒有愛過諸如工人階級之類的群體。事實上我只愛我的親朋好友，至于別的愛我無能為力。

而這種看法，自然導(dǎo)致了胡適的抉擇。中共地下黨勸胡適留下的時候，胡適曾說：“美國人來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蘇聯(lián)人來了，有面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既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從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胡適的抉擇是睿智的。

我們無法知道魯迅在這一問題上的抉擇，但從種種因素上不難猜出他的選擇。同竺可楨、馬寅初一樣，魯迅也是江浙人，魯迅心中的家國情懷可能也會促使他做出留在大陸的選擇，而這也符合魯迅一貫的思想。況且，魯迅對蘇聯(lián)就一直充滿好感與希望。再加上魯迅的朋友與學生多數(shù)都是左翼知識分子，按照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圍繞在魯迅周圍的左翼知識分子想必也會勸說魯迅留下。而魯迅一旦留下，胡風的命運也將等待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