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謝韜/文 奧巴馬已獲連任。4年之后,美國政治會怎么發(fā)展?如果看得再遠一點,2020年的美國政治又會怎樣?具體來說,美國經(jīng)濟還要多久才能走出低谷?經(jīng)歷了一系列槍殺悲劇,美國是否會加強槍支管理?美國政治將是趨向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美國的外交政策會有哪些明顯變化?
接下來,筆者就談談自己對美國國內政治發(fā)展趨勢的兩個判斷。第一,美國已經(jīng)進入了第二個鍍金時代,其特征是社會財富分配極其不公平。普通民眾對貧富懸殊的強烈不滿可能會導致美國歷史上第二個進步時代的到來。第二,隨著少數(shù)族裔人口的飛速增長,美國人口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面臨文化認同上的巨大挑戰(zhàn)。各個族群之間是“和而不同”還是爆發(fā)一場國內版的“文明的沖突”,將取決于政客和選民的選擇。
從鍍金時代到贏家通吃的時代
“鍍金時代”一詞為馬克·吐溫首創(chuàng),用來形容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那個時代,是美國高速工業(yè)化的時代,一大批產(chǎn)業(yè)巨子應運而生,如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運輸大王范德比爾特。那個時代,也是美國高速城市化的時代,大量人口從農(nóng)村流向城市,用廉價的勞動力換取工業(yè)化所帶來的各種就業(yè)機會。那個時代,也是政府監(jiān)管嚴重缺乏的時代,結果是壟斷盛行、食品安全沒有保障、工作環(huán)境惡劣、環(huán)境破壞嚴重、童工被肆意剝削。那個時代之所以被稱為“鍍金時代”,是因為扒開鍍金的一層,下面都是見不得人的丑陋和骯臟。“鍍金時代”離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遙遠了,那么它和今天的美國有什么聯(lián)系呢?它們之間一個重要的共同之處就是“貧富懸殊”。
在貧富懸殊這個問題上,今天的美國和“鍍金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數(shù)據(jù)表明,占美國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所控制的財富相當于全國總收入的24%,比鍍金時代還要高6個百分點。根據(jù)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2011年10月發(fā)布的一項報告,美國最富有的400個人所控制的財富超過了處在收入底層的50%的美國民眾所擁有的財富總和。該報告還顯示,在過去三十年里,富人和窮人的收入增長率有著天壤之別:收入屬于最底層20%的美國民眾發(fā)現(xiàn)他們的收入只增加了20%,收入屬于上層20%的美國民眾的收入則增加了65%,而收入屬于上層1%的美國人的收入則增加了275%。一句話概括: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于是很多評論人士把今天的美國稱為“第二個鍍金時代”,而一些學者則把它稱為“贏者通吃”的時代。
是什么原因讓美國人重回“鍍金時代”?有人說,是資本的全球化,因為資本的自由流通使得投資者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低的成本和最大的收益,而窮人的命運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也有人說,是日新月異的高科技及其所需的高水平教育,因為往往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并由此引領技術革新,而窮人往往因為有限的教育而被技術革新所拋棄。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當今美國社會的貧富懸殊,但它們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知道,不僅是美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面臨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挑戰(zhàn),然而在很多國家,尤其是與美國類似的西方發(fā)達國家,貧富并沒有如此懸殊。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全世界最發(fā)達的國家成為貧富極其懸殊的國家呢?
很多分析表明,罪魁禍首是美國的公共政策。從1970年代中期以來,盡管大多數(shù)美國民眾一直支持聯(lián)邦政府積極干預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然而被信奉保守主義的政治精英所控制的聯(lián)邦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制定了種種讓貧富懸殊日益惡化的政策。
從里根時期開始的大規(guī)模減稅,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富人和窮人都享受減稅,但是考慮到富人所享受的其他減免(如投資所得和慈善捐助),他們的減稅額度要比窮人大得多,結果是富人交的稅比窮人還要少。于是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有一天發(fā)現(xiàn),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的稅率還要低。更為重要的是,在大規(guī)模減稅的同時,聯(lián)邦政府還大規(guī)模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眾所周知,對社會福利需求最大的不是富人而是窮人,因此削減福利開支對沒有享受到減稅的窮人來說絕對是雪上加霜。
貧富懸殊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美國社會被分裂成富人和窮人兩大對立陣營。美國政治越來越兩極分化,其根本原因不是道德或宗教問題,而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美國人天生不喜歡馬克思的“階級”兩個字,但是他們必須面對有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2011年爆發(fā)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美國無產(chǎn)階級的一場自發(fā)運動。雖然這場運動并沒有持續(xù)多久,但是我們不要輕易忽視它。如果貧富懸殊在今后幾年內繼續(xù)惡化,這99%的普通大眾可能會利用他們手中的選票發(fā)起一場新的社會改革運動。
從文明的沖突到種族的沖突
除了貧富懸殊,美國社會正面臨的另外一個巨大挑戰(zhàn)就是文化認同。在一向以多元文化著稱的美國,文化認同正隨著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而變成了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文化認同的核心是“我們是誰”這個問題,而要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往往需要知道“他們是誰”。那么,在美國這個多元社會,誰是“我們”?誰是“他們”?誰來定義“我們”和“他們”?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國家。沒有移民,就沒有美國,也就沒有美國的多元文化。盡管有不同的語言、宗教和種族,然而經(jīng)過美國這個“大熔爐”的洗禮,所有移民最后都變成了美國人。美國文化天生就是多元的,而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創(chuàng)造出了獨特的美國文化。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國璽上赫然印著這樣一句拉丁語: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
然而,從上個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美國社會對移民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明顯轉變。“大熔爐”這個概念逐漸被批判,代之而起的是崇拜族群文化的“沙拉碗”。前者強調外來移民要融入美國社會,而后者強調移民要保持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用我們現(xiàn)在比較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和而不同”。在這種背景下,多元文化主義逐漸演變成分析美國社會文化最權威的視角。
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盛行一時的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國內遭到了一系列批判。已故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在1991年出版了《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多元文化并不等同于各個族群刻意強調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從而放棄對美國文化的認同,這樣做只會導致美國社會的文化分裂。他這樣寫道:“最近興起的族群文化對大熔爐文化進行譴責,以實現(xiàn)各個族群和種族之間的永久獨立。”在他看來,美國不是由各個群體組成的國家,而是由個人組成的國家;強調個人的族群認同等于擯棄個人對美國這個國家的認同。“多元族群主義拋棄了美國的歷史使命,用分化替代了同化,用分裂替代了融合”。
時隔13年后,已故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撰寫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zhàn)》一書,從另外一個角度對美國的多元文化進行了反思和批判。這本書所引起的爭議,絕不亞于他之前的《文明的沖突》。在他看來,美國的核心文化(也就是國家認同)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就是16-17世紀創(chuàng)建美國的定居者所認同的盎格魯-薩克森文化,即“基督教信仰、新教價值觀和道德觀、工作倫理、英語、從英國一脈相傳的法律、公平理念、有限政府以及溯源于歐洲的藝術、文學、哲學和音樂”。他認為,這種文化又衍生出了18-19世紀的“美國信條”,即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政府和私有財產(chǎn)。總之,亨廷頓認為,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對美國的文化認同造成了嚴重沖擊。他警告說,美國正在被西班牙裔移民分裂成“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兩種語言”。
亨廷頓的擔憂不是沒有根據(jù)。根據(jù)一項統(tǒng)計,僅僅在2000-2010年期間,西班牙裔人口就增加了1520萬,占全國人口總增長的一半多。西班牙裔是美國所有族群中增長最快的,在50年內超過了非洲裔成為美國第二大族群。到2050年,西班牙裔人口預計將達到1.328億,占美國總人口的30%。與此同時,非洲裔人口將由現(xiàn)在的4110萬增加到657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15%,而亞裔人口則將從1550萬增加到406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9.2%。如果這些預測變成現(xiàn)實,那么到2050年,少數(shù)族裔將成為美國人口的多數(shù)(54.2%)。
一個少數(shù)族裔占多數(shù)的美國可能是很多白人不愿意面對的現(xiàn)實。然而,現(xiàn)實是無法逃避的,并且它將在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隨時體現(xiàn)出來。在民主體制下,族群之間的關系在選舉政治中體現(xiàn)得最為直接。事實上,2012年大選之后,很多分析表明,奧巴馬之所以能夠勝出,是因為他贏得了93%的非洲裔選民和71%的拉丁裔選民的支持。在很多白人眼里,奧巴馬和他的支持者還是“他們”,然而到了2050年,無論是誰競選總統(tǒng),無論是愿意還是不愿意,他/她可能都不得不把少數(shù)族裔看成“我們”。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人套用克林頓1992年的競選口號來總結2012年大選結果:“是人口問題,笨蛋”。
當然,“我們”和“他們”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關系。民主政治的最大好處是,各個社會群體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訴求利益。從民權運動到奧巴馬當選之前,美國少數(shù)族裔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奧巴馬一屆任期后,白人也并沒有世界末日來臨的感覺。然而,隨著少數(shù)族裔人口的不斷增長,美國人必須思考如何避免國際政治中文明的沖突在美國國內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