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四鸰/文

近日，哈佛大學和美國文理科學院發(fā)表報告指出人文學科岌岌可危：自1966年 以來，美國全國范圍內人文學科的學士學位授予占總體學位授予比例已從14%下滑至7%。報告稱，經過調查發(fā)現，在過去8年中，大多數對人文藝術類學科感興 趣的預科班的學生最終選擇了實用學科，50%的學生選擇了社會科學，27%選擇了政治學、心理學或者是經濟學。在康奈爾大學，2006年到2011年間，歷史專業(yè)的就讀人數下降了49%，英語專業(yè)則下降了37%。在1991年，耶魯大學有165名畢業(yè)生獲得英語文學士學位；2012年，這一數字是62。在1991年，耶魯大學兩個最重要的專業(yè)是歷史和英語；2013年，它們變成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為此，哈佛大學決定出手拯救沒落的人文學科。“整個哈佛學院的教員以及人文藝術中心主任，英語系、哲學系等各個專業(yè)的教授們經歷了2012年下半年的長時間討論，最終決定對學校的人文藝術課程進行改革。”

    哈佛大學的此番報告照例引來唱衰聲一片：人文學科行將沒落！人文藝術行將失去！人文精神正在墮落！而學生們的功利性選擇更是被指責為殺死人文藝術的元兇、人文精神墮落的標志。每次聽到這種論調，就忍不住叫屈：不是為選擇了人文學科的人，而是為那些沒­有選擇人文學科的人：究竟是誰才是殺死文學的元兇？

 在學界，“人文藝術終結論”是一個由來 已久的話題，遠可追溯到1818年，黑格爾在海德堡大學的“美學演講錄”。近幾十年來，這種聲音在西方學界可以說不絕于耳：1983年，德國藝術史家漢 斯·貝爾廷出版了他的名著《藝術史的終結？》，1984年，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發(fā)表了《藝術的終結》，它“幾乎是黑格爾的重復”，“這一書一文，在歐美 藝術界曾經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討論與回應，但卻沒有造成很深的影響。”（羅青：《西方藝術為什么會終結》）隨著1989年日裔美籍歷史學家福山的《歷史 的終結》的發(fā)表，西方學界逐漸對藝術終結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進入新世紀以來，“‘歷史終結論’、‘哲學終結論’、‘意識形態(tài)終結論’、‘藝術終結 論’……，像一棵棵小小的飛彈，不僅打進了書刊、報端和各種媒體，而且打進了文學藝術的圣殿，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哲學家、美學家、文藝理論家、作家、藝術 家的驚悸和恐慌。”（李衍柱：《藝術的黃昏與黎明》）

 2000 年的金秋北京，在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召開的“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上，“耶魯四人幫”之一、留著一腮整潔雪白大胡子的J·希利斯·米 勒對中國文學界發(fā)出一個悲愴的宣言：“文學的時代已不復存在，文學將要面臨終結！”一霎那，國內學界千層浪起，群雄激辯，檄文紛飛。但這似乎并不能掩蓋一 個不爭的事實：文學系早已失去昔日的光輝。在談到其著作《文學死了嗎》一書寫作緣由時，米勒說道：“文學理論的興盛標志著文學的死亡。”米勒認為，正是理 論的強盛注冊了文學的死亡，正如最偉大的論詩歌的古代論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出現在詩歌衰亡之后。因此，在米勒看來，殺死文學的正是文學課堂上各種形 形色色的理論，以及滿腹理論的文學教授們。正如晚年的哲學家沃爾林所說：“對我而言，學院哲學并不是真正的哲學；相反的，它們要求成為一種科學，那只不過是一個關于各種事情的討論而已，討論的內容根本不是關于我們存在的基本問題。”而文學教授米勒，卻深深懷念童年時第一次閱讀《瑞士人羅賓遜一家》時的那種 “天真的輕信，有一種憂傷的懷念，那是一種已經失去，永遠無法收回的東西。”因此，對于哈佛大學的報告，作家李·西格爾則撰文《是誰毀滅了人文》進行回 應，在懷念人生最初閱讀文學作品時的快樂后，他將以分數來計量人文的文學課堂直接斥為摧毀人文的元兇。因為“其他任何一門學科都需要專業(yè)的知識或是熟練的 技巧。文學唯一要求的是你是人。文學所需要教的東西不會超過做夢所需要教的東西。”

在《文學死了嗎》開篇，米勒還寫道：“文學雖然末日將臨，卻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經受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在這里，米勒所說的永恒的“文學”不是指一種學科門類或一種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體，而是指一種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特殊的歷史內涵的文化話語。它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后，­印刷業(yè)得到全面推廣的現代社會中形成的，是現代人的文化建構物。而這種人文的興衰 與大學文學系幾乎毫無關系。正如李·西格爾所指出的，直到19世紀末大學才開設文學課程，而文學系是20世紀初才出現在大學里。“在此之前，所謂的人文的 東西是指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在教堂學習《圣經》則是一個完整教育的另一部分。沒有人想到用正式的學習課程來教授小說、詩歌或是戲劇，因為這些是日常休閑 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與其哀嘆人文學科的衰落，不如歡欣于被理論所綁架的文學終于得到些許解放。而真正有關人的文學以及這樣的文學課堂，其魅力依然未 減，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英語專業(yè)副教授斯科特·索爾撰文為人文學科的衰落辯護道：“我們最受歡迎的選修課是‘作為文學作品的圣經’(The Bible as Literature)、‘當代文學’(Contemporary Literature)和‘美國小說’(The American Novel)這樣的課程。彌爾頓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學生。”“年復一年，我們的教室依然座無虛席，擠滿了護士、小店業(yè)主、簿記員、銷售代表和教師的子女，而且偶爾也會有律師和醫(yī)生的孩子。”

有這么一個小故事：問小孫子，長大了想做什么？小孫子說，長大了要當醫(yī)生。于是，爺爺說，醫(yī)生好，收入高。奶奶說，醫(yī)生好，工作不累。外公說，醫(yī)生好，全家方便。外婆說，醫(yī)生好，好娶媳婦。爸爸說，醫(yī)生好，好出國。媽媽說，醫(yī)生好，好風光。最后小孫子說，我想當醫(yī)生，是因為可以救死扶傷。這個小故事的題目叫《我們所失去的》。此時，恰好看到香港中學公開試放榜，在今年文憑試9名狀元中，有5人選了醫(yī)科，其余4人選了商科和法律，當中選讀環(huán)球經濟的黃雅頤“志向是在畢業(yè)后推廣公平貿易，幫助內地或貧困地區(qū)的農民。”這，才是所我們不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