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 十年前，一位北漂說服女朋友放棄一份落戶北京的工作，理由是，等兩人的孩子上學的時候，戶口這玩意兒早沒了。十年后，他們的孩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他悲催地發(fā)現，戶口不僅還存在，而且，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更難松動。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多，北京反而收緊了落戶門檻，今年5月，北京為應屆生落戶設置年齡上限，本科生不超過24歲、碩士生不超過27歲、博士生不超過35歲。

戶改難，大城市戶改難上加難，這是共識。發(fā)改委官員李鐵最近說了句話——“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根本沒有辦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聽起來很欠“板磚”，實際上他想表達的是“改革不易”的實情：中國2000年放開了縣以下城鎮(zhèn)的落戶限制，2011年放開了農民進入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2012年開始放開地級市戶籍，但大城市的落戶依然受到嚴格控制。

改革難并不意味著不改革。戶籍改革是城鎮(zhèn)化進程中不可繞過的關口，大城市的戶改又是整個戶籍改革中不可繞過的關口，知難而退沒有出路。

阻礙大城市戶口放開的，首先是“怕”。2008年，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白景富在全國 “兩會”上就反問過：“北京現在人口近2000萬，若再放2000萬人成嗎？”言下之意，大城市戶口是塊寶，要是沒門檻全國人民都涌過來，擠爆了怎么辦？

這種擔心不完全是托辭，一旦像京滬這樣的大城市戶口完全放開，短期內可能會給城市管理者帶來壓力。但長遠來看，未必會出現失控式增長，因為隨著人口的聚集，就業(yè)難度和生活成本都會增加，“長安居大不易”，人們自將理性選擇去留。所謂城市承載力是偽命題，是計劃經濟思維的殘留，自古以來城市都是自發(fā)形成的，嚴密的計算如何能罩得住流動的社會？

另一個阻力是“利益”。隨著遷徙的增多，戶籍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手里一大籌碼，城市發(fā)展需要什么，都可以用戶口來換。拿北京來說，上個世紀90年代需要發(fā)展京郊小城鎮(zhèn)，戶口是招商引資的砝碼，在試點小城鎮(zhèn)投資買房就可落戶。后來，人才緊俏，“海歸”落戶就很容易。再后來，“海歸”多了，又加限制條款，要求所在單位必須是高新技術企業(yè)。這些差別化的政策為地方發(fā)展帶來了實效，但以戶籍作為籌碼換取，卻有失公平，國境之內自由遷徙應是公民的平等權利。

當地原居民的既得利益也是改革的制約。北京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優(yōu)質的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原居民擔心外來人口涌入會搶食了自己利益。但是，勞動力進入一座城市，對城市發(fā)展是有益的，先不說他們對生產、就業(yè)、消費、稅收的貢獻，光是租房的需求，就是直接惠澤當地原居住者。

破除掉這些阻力后，財力不是最大的問題。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項目專家顧問的陳金永測算過，如果分15年完成戶籍改革，每年成本是北京奧運會的1/5，政府財力應可承受。

北京和上海同為大城市，人口壓力相當，但上海戶籍改革的步伐比北京要大很多。上海今年7月推行的積分入戶制，雖然談不上破冰，但畢竟是一套透明的、可預期的規(guī)則。在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上，就有模擬評分系統(tǒng)供申請者使用。相比于北京居住證轉戶口中的內部審核，這套制度進步很多。

大城市的戶籍改革確實很難，但我們相信改革的意愿和勇氣可以化解很多現實的困難，上海就是例子。相比于一直是權力中心的北京，上海的進步性在于，它有過一段時間不長的自然而然形成遠東重要城市的過程，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沒有完全銷蝕掉這一歷史基因，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更易于回歸城市的本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