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轉(zhuǎn)型時代，熊培云在學術(shù)之外，關(guān)注時代事務(wù)，引導時代大勢，宣揚時代價值，倡導時代精神，與其他學者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愿意且善于以淺顯易懂的文字來推動社會的發(fā)展，創(chuàng)設(shè)社會價值的形成。許多學者埋頭于高頭大章的寫作，而不愿屈就于短小淺顯的文章。而在一個熱言時代，時評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傳播，已成燎原之勢，越來越發(fā)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時評，它可以解析新聞、傳達民意、引導輿論、督促公權(quán)。當然，時評的介入點、比較點，已使時評已經(jīng)成口水泛濫的吵鬧文章了。但是，好的時評，它既是作者思想的結(jié)晶，也是思想的廣告，隨著公共空間的擴大，它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監(jiān)督和公權(quán)的鞭撻，還代表著一種時代的精神和價值。在《許倬云談話錄》中，許倬云先生就曾對此贊同道：“這種小文章對普及學術(shù)思想與推動社會進步大有好處。” 

《自由在高處》是熊培云近年來的時評集，也選入了他自己的一些隨筆文字。在序言中，熊培云借用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的話語說出自己的時代使命：“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使命。”他把寫作當成推動時代進步的使命，并一點點的努力著，“以獨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與良心去擔當”，希冀讓我們所處的時代更好。 

時下的時評早已口水泛濫，熊培云的文章則不然——“詩歌加論文”式的表達，既有理性，又有心靈，讓我們感受到他文字的安寧豁朗、樂觀寬容與爛漫純樸，如時下這個熱言時代的鹽。他的文章不是暴力之軍，而是思想之兵，依靠自己的經(jīng)驗和理性發(fā)言，做思維的訓練，做思想的加法。因為在他看來，沒有哪一位思想者能夠讓自己成為藥到病除的神醫(yī)，改造社會與政治是一個負責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超乎尋常的耐心。他執(zhí)著于撰寫那么多的時評專欄，在于他認為，推動社會改革，你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積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說它分量過輕，或者沒有重量。他認為，時評是啟蒙運動的延續(xù)，并把它當做一項未完成、需要不斷完善和不斷更新的事業(yè)；一個批評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時，就在于他的言說與參與是否適逢其時，恰到好處。惟其如此，他的言說才可能是自由而且有效的。 

如果說熊培云在《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中探討的重點是在“自由即秩序”的條件下建構(gòu)一個公民社會，那么，《自由在高處》繼承《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的余脈，其重點和方向則在于自由與自救，旨在從個體角度探討身處轉(zhuǎn)型期的人們?nèi)绾纬侥婢常P活自由，拓展生存，積極生活，致力于為大時代中的人們提供更多的解決方案，即生活自由與思想自由，以及個體超拔于一個不盡人意的時代之上，收復(fù)我們與生俱來的身心自由，盤活我們已經(jīng)擁有的自由。身處轉(zhuǎn)型期的中國人，面臨著心靈與頭腦的沖突，在“半盤西化”的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時，人們漸漸遠離了心靈生活，壓制了內(nèi)心的聲音。而熊培云打開另一種思維，看到了公民對權(quán)利的普遍信仰，社會一點一滴地收復(fù)本當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與個人的邊界，文明的積累、歷史的加法、秩序的演變與拓展，以及心智的自由，能夠慢慢讓社會的個體做出合乎自己需求的趨利避害的選擇，在自救中盤活已有的自由，從而獲得更高的自由。他的文字不像國內(nèi)某些“自由派精英”般以“天下第一良心勇氣”的道德戾氣進行宣判，以毫無寬容的“自由精神”為自己的“獨立人格”錦上添花。而是在自由、進步和寬容等價值的指引之下，尊重個體的成長與選擇，由個體的自由去追求群體的民主。 

最重要的是，熊培云在《自由在高處》一書中特別注重生活。“沒有比生活更古老的過去，也沒有比生活更高遠的未來。”強權(quán)可以征服這個國家，卻無法征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生活，可以讓戰(zhàn)爭走開，可以讓帝國坍塌。他認為，歷史最真實的面貌是，所有帝國終究灰飛煙滅，只有生活永遠細水長流。并且生活可以讓一個人獲得自由。大環(huán)境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自由度，但是個體的內(nèi)心也有一個小環(huán)境，它有你對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權(quán)。對生命的體悟，對世界的理解，都可以讓你獲得足夠的獨立和自由，以推動社會的發(fā)展。 

在爭取自由的條件上，熊培云看重的是時間，而非空間。他在關(guān)于《肖申克的救贖》的影評中如此說道：“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夠從肖申克監(jiān)獄里逃出，正是因為空間禁錮了他，而時間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來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來做。我說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的意義亦在于此——我們都是時間的孩子，如果你一生都像安迪一樣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處，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熊培云的“識時務(wù)”，在于他看到一個封閉的社會正走向一個開放的社會。他站在一個歷史的情境之下，看到中國今日的進步，并以一己之力實踐之。 

雖然這本時評集或說隨筆集依舊如《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那般受到注目，但是和《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一樣，沒能構(gòu)成一個完善的體系，沒能對如何盤活已有的自由進行有體系的言說。不管是《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還是《自由在高處》，熊培云的文字，總讓我有種不穩(wěn)定的表現(xiàn)。這也是時評的特點，沒能讓文字構(gòu)建起一個完善體系起來，東奔西突，散為一盤。但放在一個社會或者時代中，它的價值還是不能被否定的，也可以用李懷宇看許倬云“江河系列”的看法來說：“我的讀后感是有特定的歷史意義，記錄了您當時對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想法。”這些文字記錄的，不也是熊培云對大陸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嗎？ 

我們都對帕特里克那句激揚豪壯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熟稔于胸，我們應(yīng)該多讀熊培云的文字。他的文字，讓我們的失望不至于變成絕望，讓我們體會到生活的必要，讓我們看到時代的進步，讓我們看到自由就在高處等著我們?nèi)フ　Ｋ臉酚^并非盲目的，而是他在理性分析之下看到的積極與樂觀。他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寬容之精神、樂觀之態(tài)度、人文之關(guān)懷，正是這個熱言時代所稀缺的，也是我們所需汲取的時代養(yǎng)分和生活營養(yǎng)。我們應(yīng)該學著熊培云的姿態(tài)，一起致力于建設(shè)一個人道的、人本的、寬容的和人人皆可自由思想的中國和世界。正如熊培云在序言中說的那樣：“那代人沒做完的事，由你現(xiàn)在來做，既是責任，也是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