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誠意的懷疑我必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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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2

吳曉波

《吳敬璉傳》的出版，會濺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是我始料未及的。

2月初的一天，《觀察家》版的主編、我的責任編輯殷練給我打來電話，告知說，她的另外一個專欄作者、寫過《吳敬璉》（2002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的柳紅剛剛發(fā)來一篇文章，對我新出版的《吳敬璉傳》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她預先告訴我一下，讓我有點心理準備。我在電話里說，我樂意看到文章的發(fā)表，因為，無論如何，我們絕對不能成為——哪怕是試圖成為——鉗制輿論自由的人。

幾天后，文章發(fā)表了，果然火力很猛

（見本報2月8日38版，柳紅：《話語權(quán)背后的責任——兼談為吳敬璉寫傳》）。又隔三天，有論者據(jù)此發(fā)表了另外的批評文章（見2月11日《中國青年報》，張彥武：《吳曉波的商業(yè)之累》）。春節(jié)度假期間，我對柳文以及《吳敬璉傳》的創(chuàng)作過程進行了再三的反思，形成此文，就教諸賢。

一

我原本以為柳紅的文章是對我的新書中的事實、數(shù)據(jù)、論點或價值觀提出異議——畢竟她比我更早接觸并研究吳敬璉，如是，我必然會認真答復，如有謬失，馬上更正。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樣寫書、采訪、做學問以及怎么做人。

柳紅的文字非常麻辣，讓人乍讀之下，頗為不快。不過在冷靜下來之后，我還是十分愿意“照單全收”，虛心聆教。在這里，我想告訴柳紅的只是，二十年來，我是一個嚴肅的、從事非虛構(gòu)寫作的財經(jīng)作家，是一個以“持中正之心寫作、務求字字有出處”來要求自己的人——若非如此，單因兩本《大敗局》我恐怕早已就官司纏身了，也是一個對自己、對讀者、并試圖對歷史負責任的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對于創(chuàng)作誠意的懷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柳文對我有幾個重要質(zhì)疑，其中最具刺激性的問題是：寫一本傳記至少要花多少時間？據(jù)她認定，我只采訪了吳敬璉二十個小時，然后花了三個月就寫出書來，因而說“如果我是吳曉波，我沒有膽量向人們宣稱所用時間之少，實為羞恥之事”。

這里面其實有兩個問題：一是，一本書的寫作時間需要多久，二是，一本書的整個準備及創(chuàng)作時間需要多久。關(guān)于第一點，我必須承認的是，在過去十年中，我寫的每一本書，從《大敗局》、《非常營銷》、《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地》、《激蕩三十年》（上下卷）、《大敗局2》到《跌蕩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寫作時間都沒有超過三個月的。我習慣于準備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創(chuàng)作數(shù)千到一萬字左右的進度，一口氣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對我來說，用兩到三個月時間寫完《吳敬璉傳》，不是什么有難度的問題。

在財經(jīng)寫作領(lǐng)域，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國的彼得·德魯克一輩子寫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從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將近30部作品，其中翻譯成漢字的就有23部。以年均1部的速度和節(jié)奏出版作品、傳播思想，是很多職業(yè)型專家的慣例——當然小說家、歌手及演員更不在話下。而如果保持這樣的節(jié)奏，其實際寫作時間應該都在三個月之內(nèi)，否則就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調(diào)研、講課以及陪伴家人。

二

柳紅對我在前言中所謂的“六天、二十小時”非常不以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為，我就靠這20個小時寫成《吳敬璉傳》的。這恐怕是一個誤解。

事實上，“六天、二十小時”是指我與傳主在攝像機的拍攝下進行的一次 “長篇影像口述史記錄”——這不是漫談式的采訪，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綱，進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為影像記錄的對話。

這些年，在研究企業(yè)史的過程中，我常常焦慮于史料的失真與流失。中國本輪改革才進行了30多年，但是，由于缺乏預先的準備，沒有人士或機構(gòu)進行有條理的、及時的整理和記錄，很多重要事件的還原已是“一地雞毛”。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一些重要當事人的去世，無數(shù)珍貴的改革細節(jié)已不再可得，這種狀況如果持續(xù)下去，改革史的整理工作將越來越艱難，所謂“中國式經(jīng)濟改革經(jīng)驗（教訓）”、“中國式管理思想”的形成更是無從談起。所以近年來，我一有機會就試圖說服那些著名的改革參與者——其中包括企業(yè)家、學者以及政治家，能夠以影像記錄的方式完成口述歷史，特別是那些年長的前輩們。我覺得，這是他們留給后人的重要思想財富，也是他們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在完成這些影像口述史后，那些能夠發(fā)表的，就發(fā)表出來，不能發(fā)表的，就藏之案庫，以待后人。我將之視為“歷史搶救工作”。

歷史不是一條河流，而是幾條河流，因而對歷史的記錄常常是拼圖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場以及陳述邏輯，它們都未必是完全“真實”的，只有把各自的“圖景”拼接起來，才可能讓后人更豐富地了解那些發(fā)生過的事實。在2008年前后，我曾經(jīng)與中央電視臺、上海第一財經(jīng)等合作過，對年廣久等人進行了影像口述記錄，不過，那些記錄大多是為了電視節(jié)目進行的，時間長度基本在3-5個小時之內(nèi)。而這次采訪吳敬璉，我則把時長加大到了20個小時——分6個時段，每次3個多小時。

之所以是20個小時，則是我按照多年來的企業(yè)史研究經(jīng)驗，以及參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的某些做法，而給出的長度。我認為，經(jīng)過設計的、有效率的20小時訪談，大抵可以把一個公司（二十年以上成長史）和一個人的一生基本講述清楚。

這是在中國還沒有開展過的嘗試，我是試圖建立起一種口述史記錄的新模式。長篇的影像口述史記錄是一項完全陌生的工作，它要求講述者在攝像機的鏡頭下自如、坦白地表達，同時，對于提問者的要求也非常高，關(guān)于這一點，唐德剛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講述者與聆聽者的對等性”。我自認有一定的企業(yè)史研究功底，而且也客串當過一段時間的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所以，在采訪吳敬璉之時，便提出了進行一次長篇影像口述記錄的“非分要求”。好在吳老竟非常的支持。

我恐怕一輩子也很難忘記那些口述記錄的場景。每次，吳敬璉都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準時出現(xiàn)，穿戴整整齊齊，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講就是3個多小時（場間休息一刻鐘左右）。以我四十一歲的體力，每次做完訪談，都有點疲憊，而年近八十的吳老則一直 “奉陪到底”。當時正值江南盛夏，上海如同火爐，訪談是在中歐圖書館的一個閱讀角進行的，因為圖書館的空調(diào)是中央空調(diào)，所以，閱讀角的氣溫比較高，攝像師多次提醒我注意老人的健康，倒是吳老反過來安慰我，表示“沒有問題”。

對于吳敬璉的這次長篇口述訪談，給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這份資料的價值將在日后一再地呈現(xiàn)出來——它對于中國改革史的研究以及商學院教學，都是無比珍貴的第一手最真實的影像素材。

三

至于書稿的創(chuàng)作，如果有人以為靠這20個小時、6次采訪，就能寫出一本書來，我也只有苦笑。這涉及另外兩個問題，一是準備的時間，二是寫作的角度設計。

我提出寫作《吳敬璉傳》是在2007年，之后我先后出版了《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也就是說，我對過去130年的中國企業(yè)史并不陌生。在這期間，我也購買了吳敬璉幾乎所有的著作，做筆記以及相關(guān)的案頭工作。而當吳敬璉答應我的訪談要求后，我其實已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邏輯——我決定把這位經(jīng)濟學家的人生履歷與中國近百年來的經(jīng)濟改革思想的衍變史結(jié)合起來，吳敬璉的家族史以及他個人的曲折歷程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時代標本”。而這種大時空背景下的宏大敘事正是我嫻熟的寫作風格。在這部作品中，我至少完成了三個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工作：

——我梳理了“梁啟超（鄧孝可）—胡適（鄧季惺）－顧準－吳敬璉”這條偉大的改良主義血脈，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它總是被暴力和革命打斷，但卻從未斷絕，迄今看來，這一力量的頑強延續(xù)將成為中國繼續(xù)前行的重要思想保障之一；

——我以“批判性精神”與“建構(gòu)性人格”來描述吳敬璉式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征，而這也成為我構(gòu)筑全書事實關(guān)系的基本點；

——我發(fā)現(xiàn)吳敬璉幾乎見證和參與了建國之后所有重要的經(jīng)濟理論及政策爭論，我以他參與過的十多場“論戰(zhàn)”為敘述的主線，結(jié)構(gòu)性地描述了60年經(jīng)濟改革思想的衍變歷程。我相信，這是我的《吳敬璉傳》與柳紅的《吳敬璉》最大的創(chuàng)作差異所在。

在書稿完成后，我又與傳主前后進行了三輪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個白天，我都是在傳主北京的寓所里度過的，到了深夜十一點多才飛回到杭州的家人身邊。而據(jù)我知道，2010年元旦的那幾天，年近八十的吳老師也沒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書稿，對此我心懷感念，無以回報。

說實在話，像《吳敬璉傳》這樣一本26萬字的作品、寫作的對象是如此重量級的經(jīng)濟學家，如果沒有長期的史料準備以及對中國經(jīng)濟改革史有一定的研究與心得，要能夠靠20個小時的素材以及在3個月里就寫出來，我必驚之為 “天人”。

在這里，我還必須要特別強調(diào)一點的是，吳敬璉并不同意我在書中對他的很多議論和評價，以為有溢美的成分。有些，我尊重他的意見做了修改，有些，我則堅持地保留了下來。因為，這畢竟是我的作品。

四

柳紅對我的另外一個質(zhì)疑是，為什么只采訪吳敬璉一個人。我的回答其實很簡單，為什么不能只采訪吳敬璉一個人？中外傳記史上，從來不乏只采訪傳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資料、歷史檔案的傳記。

我這次寫作《吳敬璉傳》，除了傳主的生平之外，更注重的是他以及中國60年來經(jīng)濟思想史的演進，其內(nèi)在的邏輯線是他親身參與過的十多場經(jīng)濟論戰(zhàn)，在這一層面上，大量的言論、觀點及交鋒，其實都以各種不同的文本方式被留存了下來——在21世紀的今天，每個人都活在一個“檔案社會”之中，在“孤例不立”的前提下，對于一個事實，你以為當事人日后的陳述一定比當年的文本記錄更真實、更可靠、更有價值嗎？柳紅在日前的那篇文章中羅列了數(shù)十位她采訪過的、與吳敬璉有關(guān)的人士。我并不否認她的勞動。不過，那是她的、應該受到尊重的工作方式。而我，有自己的、深思熟慮的方式。

最后回答一個問題，《吳敬璉傳》的創(chuàng)作是否存在“時間上的壓力”？

我必須誠實地說，存在，而且于私于公，有兩個。

于私，我從一開始就決定在1月24日出版此書，那一天是吳敬璉八十歲的壽辰——盡管他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我愿意將此書當成是一位后輩對他的“致敬之作”。于公，我認為《吳敬璉傳》自有盡快出版的迫切性。

正如各位所見，中國改革自2003年之后進入到了一個沉悶的、在某些領(lǐng)域甚至出現(xiàn)倒退的時期，當經(jīng)濟體制的市場化目標被確立之后，法治改革的步伐卻緩慢了下來，腐敗嚴重、貧富懸殊以及權(quán)貴資本主義等現(xiàn)象已到了動搖國本的地步。也是在這些年里，性情溫和的吳敬璉表現(xiàn)出了無比勇敢的一面，他堅持不懈地呼喚法治的市場經(jīng)濟，對種種不正常的景象進行無情的抨擊，對中國改革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和建設性的政策建議。他本人也遭到了來自多個方面的攻擊，其中還發(fā)生了“間諜門”等極不正常的事件。我在書中，以極大的篇幅對這一情況進行了記錄和描述，我想讓更多的人聽到吳老的聲音，讓市場化改革的力量能夠以某種方式繼續(xù)聚集。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家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說，他寫作歷史的目的，就是要幫助讀者“在理解歷史的同時，直面他們即將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我寫《吳敬璉傳》，抱持的其實正是這樣的初衷。

我想，所謂“名利”，對于八十歲、名滿天下的吳敬璉來說，早已是過眼云煙。他也根本不需要一本傳記來證明什么。他之所以支持我的創(chuàng)作，并容忍我的種種淺薄，其本意應該也在這里。在這個意義上，《吳敬璉傳》的確是一本冒險的“應景之作”。

最后，還是要謝謝柳紅的批評，她讓我更看清了自己。

吳曉波

財經(jīng)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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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紅《話語權(quán)背后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