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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手稿當然是珍貴異常的文物，但曾經(jīng)卻是解放軍最高層人事突然變動的由頭之一：代總參謀長、空軍政委、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三人一夜之間全部被免被抓，確如有人所形容那樣：云譎波詭，驚天動地。

對此事，數(shù)位當事人或知情者都有詳細回憶和論述，其中重要者為：原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兼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傅崇碧將軍的 《傅崇碧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青原秘書閻長貴的《魯迅手稿遺失問題真相》和當事人之一王廣宇的 《三種監(jiān)獄生活掃描》（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陳伯達原秘書王保春、王文耀的 《陳伯達錯捕王廣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史主管：《百年潮》2005年第12期）。四文對照，舊事還原，既匪夷所思，又使人感到，在荒謬絕倫的年代，難免會有如此荒謬之事。

一

這批魯迅手稿原藏北京魯迅博物館，共有1500多頁，大部分沒有印行公開。“文革”開始，紅衛(wèi)兵起來“造反”，打、砸、搶風行一時。博物館是“大破四舊”的重點，館中“革命群眾”的行為也越來越激烈。這時文化部尚未癱瘓，有關負責人擔心魯迅手稿遭遇不測，于是將這些手稿調走，存文化部檔案室，與“毛選”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證安全。然而幾個月后，運動發(fā)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癱瘓，檔案室受到?jīng)_擊。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來到文化部，從文化部檔案室取走了魯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門口向幾派“革命群眾”發(fā)表講話，除了批判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外，還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決定要他把魯迅手稿帶走，交中央文革保管，他今天就是為此任務而來。江青為何要取走魯迅手稿，一說是想從中找到批周揚等三十年代 “文藝黑線”的材料，一說確實是為了手稿安全。或者，二者兼有。

世事難料，動亂年代人的命運更像過山車。風頭正勁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突然在1967年秋被作為 “大揪軍內一小撮”、“亂軍”的負責者被趕出中央文革，并被投入獄，而戚本禹在1968年元月也被作為王、關的同伙而“揪出來”，也被抓進監(jiān)獄。

戚本禹倒臺，因一直不知手稿確切下落而擔心不已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更是心憂如焚，在1968年3月2日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打聽魯迅手稿究在何處。她寫道：“現(xiàn)在我不知道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處，甚為擔心。如有散失或毀壞，將給人民帶來損失。因此希望能幫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將結果告我。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看看這些手稿。魯迅博物館已有報告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此事。”顯然，中央文革小組并未回復魯迅博物館的報告，許廣平才直接向周恩來寫信。許廣平又氣又急，在給總理寫完信的第二天突發(fā)心臟病辭世。

魯迅手稿下落不明，魯迅夫人許廣平逝世，絕非小事。3月3日晚，周恩來總理立即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由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追查手稿下落，楊成武又命傅崇碧具體負責。由于事關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也向傅交待任務，要衛(wèi)戍區(qū)查找。值得注意的是，江青看到許廣平的信后憤怒地說：“信里反映的事情我們過去一點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沖著這一條就可以槍斃他！如果不交代，就槍斃他！這個東西是不是找一個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話：放在中央檔案館），統(tǒng)統(tǒng)拍照。這些王八蛋想毀壞手稿，將來可能要翻案。看來她 （指許廣平）受了刺激。有心臟病的人怎么受得住這個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這件事！（《魯迅手稿遺失問題真相》）或許，取拿手稿對當時“日理萬機”的她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確實忘記；或許是為了推脫責任故做不知。

二

中央文革的辦公處在釣魚臺，江青等人也長期住在釣魚臺。傅崇碧接受任務后立即給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委周樹青打電話，要他們來釣魚臺。劉、周很快趕到，江青說請陳伯達向你們具體交待。陳伯達還親筆畫了圖，指出兩個應查找的地方。接受任務后，他們幾人廢寢忘食，緊張查找。

3月4日，傅崇碧首先到秦城監(jiān)獄提審戚本禹，戚交待說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調取這批魯迅手稿的，交給了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員韓某，現(xiàn)應就存放在釣魚臺中央文革。傅立即向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匯報有關情況，但江青卻矢口否認，要空軍派專機將已調回成都軍區(qū)的韓某拉回北京。

戚本禹還交待，他曾與以前擔任過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的王廣宇到文化部取過一封信。這樣，王廣宇也成重要嫌疑人。3月4日晚上，陳伯達和楊成武突然帶著現(xiàn)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肖力 （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秘書王保春和衛(wèi)戍區(qū)一些人到已調回 “馬列研究院”的王廣宇處，要他交代魯迅手稿問題。為寫此文，筆者專門采訪了現(xiàn)在已近80歲的當事人王廣宇先生。他回憶說：我當時就想，應該是戚本禹記錯了，我從未與戚去過文化部。但無論怎樣解釋，陳伯達等人就是不信。王根本不知怎么回事，聽說魯迅手稿，想來想去，想起戚本禹倒臺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拿取一批紅衛(wèi)兵從該社總編輯韋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跡，以中央領導人的手跡居多，但有一頁魯迅手稿。他以為現(xiàn)在要找的即此手稿，連忙交代，并說取回就交戚本禹，現(xiàn)存中央文革。王廣宇的說明與要追查的手稿明顯對不上。陳說王不老實，還硬說他和戚本禹把魯迅手稿 “賣掉了、私分了、燒毀了”。

說起來，王廣宇還算是陳伯達的“老部下”，陳伯達任“馬列研究院”院長時，王長期在該院工作，直到“文革”開始才因能寫文章、政治可靠被調到中央文革工作。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回憶說：問了半個多小時，實在問不出所以然來，“陳伯達等出來以后就要走，這時衛(wèi)戍區(qū)有個參謀，不知是誰帶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們去的，衛(wèi)戍區(qū)還有兩輛吉普車在那兒等著。這個參謀截住王保春：‘咳，王秘書，對他采取什么規(guī)格?’這時王保春心想王廣宇反正走不了啦，問那個參謀：都有什么規(guī)格?他說：有監(jiān)護、拘留、逮捕，說了三四種。他們都快下樓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樓梯處截住陳伯達說：‘伯達同志，衛(wèi)戍區(qū)的同志問對他采取什么規(guī)格?’陳伯達愣了一下后問：‘都有什么規(guī)格?’王保春照說了一遍。陳聽了以后也拿不準，便轉身和楊成武、肖力嘀咕了幾句，過來對王保春說：‘逮捕!逮捕!’王保春當即給衛(wèi)戍區(qū)那個同志說，就按逮捕的規(guī)格吧。就這樣把王廣宇弄上吉普車給拉走了。”“從研究院回來以后，陳伯達有點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說的‘逮捕’，便問王保春，王保春說是的，并且說這是不是重了些?陳伯達有點不安了，為了證明他的話，立即給楊成武打電話，但他又不好直接問，就先在電話里再三關照楊成武，一定要把魯迅手稿找回來，這很重要，別讓人給毀了等。最后順便問楊 ‘我們在研究院是說的將王廣宇逮捕吧?’楊肯定地說是‘逮捕’。陳伯達掛上電話很不安地說：‘是逮捕，這怎么辦哪，能不能改一下?’后來在文革小組開會時，陳伯達提到這事，說自己說重了。江青馬上站起來，臉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嗎？’由于事情還沒搞清楚，手稿還沒找到，陳再不敢說話了。”（《陳伯達錯捕王廣宇》）

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員韓某被空軍專機接回北京就被軟禁，他交代說確實收到這批手稿。最后，傅崇碧終于查明手稿確在釣魚臺中央文革保密室，中央文革小組現(xiàn)任保密員卜信榮知道具體存放何處。傅崇碧十分高興，馬不停蹄，在3月8日中午帶著劉光甫、周樹青和秘書馮正午乘兩輛車趕往釣魚臺，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副組長江青報告。釣魚臺的警衛(wèi)由衛(wèi)戍區(qū)擔任，警衛(wèi)見是司令員的車，便示意進去。傅崇碧畢竟經(jīng)驗豐富，知道還是謹慎為好，遂在釣魚臺東門停車，在傳達室給陳伯達辦公室打電話請示。不巧陳伯達外出，值班秘書王保春接電話，他認為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進來無妨，何況本就常來，于是同意他們進來。傅崇碧當然認為是經(jīng)請示陳伯達允許，便來到院內，姚文元將他們接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他們剛坐下，姚文元正請他們喝水時，江青走了進來。江青一見到他們四人就大發(fā)其火：“你們來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來抓人啊？”傅崇碧忙說我們是來匯報的，事先打了電話。這時，站在傅崇碧等人身后的秘書馮正午由于幾個晚上沒有睡覺，本有低血糖的毛病，疲勞加緊張，突然暈倒在沙發(fā)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江青腳跟前。江青跳起來，說包里有手槍。其實，包里只有信紙和筆記本。

大家手忙腳亂把馮正午送走后，江青態(tài)度突又變好，對傅崇碧說：“你們說魯迅手稿在這里，把保密員叫來。”保密員卜信榮被叫來后，江青問他：“魯迅手稿是在你那里嗎？”卜回答說：“是在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聽就發(fā)火說：“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壞人，你不講老實話。”卜仍要分辯，但江青不讓他說話，讓小衛(wèi)隊把他的嘴堵起來，把他抓起來了。江青又要人把箱子打開，對他們說：“當著你們的面，打開。”但找不到鑰匙，只好撬開箱子。打開一看，里面都是魯迅手稿。江青臉色又陡然一變，生氣地說，“不看了，當著你們的面把它封起來。”封起來后，仍存放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室。這時江青態(tài)度又“陰轉晴”，說你們很辛苦，留他們一起吃飯。吃飯時，江青對他說，你和楊成武馬上到秦城監(jiān)獄去找戚本禹，戚本禹是個壞人，毛主席的手稿讓他偷走了。從釣魚臺出來，傅崇碧立即來到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處，向他報告了江青的話。楊成武與他、劉光甫立即驅車走趕往秦城監(jiān)獄，再次提審戚本禹，由劉光甫作記錄。他們問戚把毛主席手稿弄到哪里去了？戚說沒拿毛主席的手稿，只是為了寫文章，用過一些清樣，還是汪東興給的。傅崇碧恐戚言不實，就打電話問汪東興，汪回答說確實如此。傅崇碧回來后，還專門就此事給江青寫了報告。（《傅崇碧回憶錄》，第215－218頁）

三

沒想到，第二天謝富治、吳法憲等人就找傅崇碧談話，說他“沖擊中央文革小組”，要他向江青寫檢討報告。傅崇碧實在想不通，拒不檢查，但在謝、吳二人的再三勸說下，不得已向江青寫了檢討報告，承認未經(jīng)江青同意就進釣魚臺是錯誤的。

3月16日，他到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江青一見他就說：“你這個傅崇碧同志，我批評你是為了愛護你嘛，寫什么檢討報告呢！好了，傳到我這里就不要再傳了。”江青還說：“那天你來，一個人來就行了，帶了那么多人來，會引起驚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內部嘛。”（《傅崇碧回憶錄》，第219頁）他以為此事就此了結，萬萬沒有想到一場巨大的風暴已經(jīng)開始。

3月22日晚上，身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與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的謝富治等人一起開會。8點多鐘，謝富治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快半夜時，傅崇碧突然接到謝富治電話，說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要接見北京衛(wèi)戍區(qū)團以上干部。他緊急通知團以上干部23日凌晨2時到人民大會堂開會，自己在凌晨1時趕到人民大會堂。但是，他馬上被安排到另一間房，周恩來勸他千萬不要激動，一定要把身體搞好，要經(jīng)得起考驗。林彪對他宣布解除他的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職務的決定。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開始了為時七年的監(jiān)禁生活。

3月24日凌晨，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各軍兵種、駐京各軍事院校、北京軍區(qū)部隊所屬各單位團以上干部、各軍區(qū)參加在京“學習班”和開會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參加 “三支”“兩軍”的干部一萬余人的大會。會上，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等多人發(fā)言。據(j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記載，林彪在講話中說：“最近空軍里面發(fā)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逮捕余立金，撤銷傅崇碧的職務。”（第226頁）林彪在長篇講話中歷數(shù)楊成武的罪狀時有一條是：“他做了事情不承認。例如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沖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3月27日下午，北京召開“首都十萬軍民”大會，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3月22日就做出的關于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并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的決定。江青在講話中又大談 “傅崇碧帶武裝，沒有經(jīng)過中央文革負責同志的允許，開了兩部汽車，擅自闖入中央文革所在地”的“罪狀”。“武裝沖擊中央文革”，是楊成武、傅崇碧的主要罪狀之一。（《傅崇碧回憶錄》，第227頁）一時間，“打倒楊、余、傅”口號響遍全國。

“楊、余、傅”事件引起了軍隊高層“大洗牌”，“林彪系”力量進一步擴張。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監(jiān)禁數(shù)年，與“魯迅手稿案”有關的一些人也受到迫害。傅崇碧的秘書馮正午、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治委員周樹青等先后分別被拘留、逮捕、隔離反省、離職檢查。被“錯捕”的王廣宇在獄中被關七年，多次受到嚴刑拷打，曾自殺未遂，在1975年5月被放出后又被送到湖南一農場勞動。中央文革小組普通工作人員王道明、周占凱曾受戚本禹指派到過許廣平家，告訴她不要與某些人來往。江青這時斥責他們：“膽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著中央文革去威脅許廣平！”結果他們也被抓到監(jiān)獄關了七年多，于1975年5月才出獄。同意傅崇碧一行進入釣魚臺的陳伯達秘書王保春也受到薄懲：江青通過陳伯達要他兩次做檢討，并將檢討在政治局常委中傳閱，還對陳伯達說：“照顧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釣魚臺工作了！”王保春因此被逐出釣魚臺 （《魯迅手稿遺失問題真相》）。

“林教頭誤闖白虎堂”是《水滸傳》中家喻戶曉的故事，有人惦記上了“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妻子，于是設計讓他帶刀誤入白虎堂，不管怎樣，他還真帶刀了。“傅司令沖擊釣魚臺”事件中，有人惦記上了這位京城衛(wèi)戍司令的權力，明明沒有帶槍，卻非說他“武裝沖擊”。為“權力”可以如此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當時政治的混亂和殘酷，由此可見一斑。上至代總參謀長、司令員，下至普通工作人員，一夜之間被 “打翻在地”，鋃鐺入獄，完全不容分辯。再次說明了法治的重要，沒有法治，任何人的生命、安全等基本權利都不獲保障。無權者固然需要法律的保護，掌權者其實也需要法律的保護。即便像戚本禹這樣靠“無法無天”一夜之間直上青云者，也可在一夜之間被打入地下。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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