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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三

章敬平

法學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14：將軍死于上訪客

部下面前八面威風的謝汝翼將軍，可能至死都沒有想過，他會死于一個連長的槍下。1914年5月3日，轟隆隆的火車載著35歲的謝汝翼，穿越午時的滇越鐵路線，急急北上。

遙想那天中午的謝汝翼，應該是躊躇滿志的樣子，盡管史料說，他一直在豪華的車廂內(nèi)閉目養(yǎng)神。他是應袁世凱大總統(tǒng)“即來北京，另有任用”的電文，趕往北京的。遺憾的是，還沒離開他發(fā)跡的故鄉(xiāng)，就被闖入車廂的老部下何榮昌，用一支新式七響小手槍，射殺于一灘血跡之中。

與謝汝翼同行的另一位軍官，從午睡中警醒，條件反射地撲落兇手的手槍。那個剎那間的細節(jié)，在一些二手史料中，被描述成迅雷不及掩耳。我懷疑，那是文學筆法的虛構，因為兇手顯然沒有抗捕的意圖，一任抓捕，毫不反抗。

消息傳出，云南震驚。謝汝翼是蔡鍔將軍麾下的虎將，光復云南的功臣。接到袁世凱命其進京的令狀，昆明城內(nèi)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為他懸掛的燈籠彩旗還沒來得及撤下，為什么神武的將軍出人意料地死于非命？有人懷疑，袁世凱調虎離山，故意刺殺，也有人懷疑，云南督軍唐繼堯擔心謝汝翼高升危及自己，趁早行兇，以絕后患。

一片懷疑聲中，刺客招供了，沒什么政治陰謀，他之所以刺殺將軍，是因為他的上訪沒有得到重視。

這個27歲的刺客，曾是駐滇步兵某部十連的連長。因為刺殺被袁世凱封為上將的謝汝翼，他被寫進了歷史，是作為一個丑角。何榮昌刺殺革命功臣，罪不容赦，但是簡單地將之寫成一個丑角，對何榮昌稍欠公平。

畢業(yè)于云南武備學堂的何榮昌，應該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行刺之前的大半年，他對營長克扣軍餉甚為不滿，私下里到處議論，結果遭到營長報復，丟了官。滿腹冤屈的何榮昌，開始上訪。他去找謝汝翼申訴，遇到的不是“青天”，而是不問青紅皂白將他一關20多天的“大老爺”。

如今，從這位少時讀四書五經(jīng)考取過功名的將軍留下的照片，我們發(fā)現(xiàn)，官費留學于日本東京振武學校的謝汝翼是個佩戴著眼睛的文質彬彬的將軍。不知道，他為什么沒有按照我們今天的法治觀念，給一個上訪的下級軍官說話的機會。我們知道的是，何榮昌很氣憤，講究正義，受營長報復；渴望正義，被將軍入獄，顏面無存。

希望通過官復原職換回面子的何榮昌，去找另一個云南大人物。該大人物起義時，何榮昌是他的下級的下級，追溯起來，起義軍集體榮譽中也有何榮昌的一份貢獻。那個大人物可能也認這個理，他對何榮昌說，他現(xiàn)在是文官，不管軍事，讓他去找某參謀長。

兩天后，何榮昌去找某參謀長，沒找到人。再過兩天，何榮昌再去找某參謀長，接訪的人讓他晚上再去。晚上，他又一次去找某參謀長，接訪的人說，某參謀長次日要歡送謝汝翼將軍，已經(jīng)早早入睡了。

跑來跑去，上訪未果，走投無路，怒火中燒的何榮昌認為謝汝翼，“身為長官，對于軍事訴訟，不查不訊，純用壓力毀我名譽”。當他從接訪者口中得知謝汝翼的行蹤，何榮昌寫下一封遺囑，放在身上，上了謝汝翼奔赴北京的火車，最終射出“挾忿逞兇，戧殺長官”的子彈。

10天后，由12名高級將校、檢查官組成的軍事法庭，依照程序，經(jīng)過公審，判何榮昌死刑，立即執(zhí)行。

至此，沸沸揚揚的謝汝翼被刺案塵埃落定。人們都在為前途遠大的謝汝翼扼腕嘆息，很少有人考慮何榮昌的委屈與不幸。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何榮昌就是一個上訪客。當他受到了冤屈，他首先應該依法去控告那個違法亂紀的營長，但是，或者是他不知道如何依法辦事，或者當時壓根就沒有這樣的法律，所以，他選擇人治色彩濃郁的上訪，像秋菊一樣，去跟高高在上的謝汝翼將軍討說法，他沒有收獲正義，而是無端蹲了監(jiān)獄，身體和心靈都受到傷害，換在今天，他可以尋求國家賠償，并要求賠禮道歉。可是，那個時代不講究人權，沒有人會跟他說，上訪是你的基本權利，作為一名軍人，作為一個公民，你對上級，你對國家工作人員，擁有憲法規(guī)定的批評權、建議權、申訴權、檢舉權、控告權。

現(xiàn)實告訴他，有人，但沒有人權，在那個只有將軍和奴隸的時代，離開他領導的那個連，他什么都不是，命如草芥，名如糞土，他能做的就是上訪，而后在希望和失望的冰火兩重天中，走向毀滅。

1915：民國第一記者之死

晦氣重重的1915年還有3天就要結束了，有國不能回的黃遠生（字遠庸），還沒來得及熟悉美國舊金山的風土人情，就在一場以他為主賓的晚宴上，中槍身亡。

黃遠庸，在人世間只度過短短31個春秋，卻將自己的名字寫進了中國新聞史。我讀大學的時候，在《中國新聞史》上“看”到他的背影，總覺得不可思議，一個晚清的末代進士，不玩“之乎者也”，徑直去日本學習法律，回國后，不為“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念所困，辭職下海，去體制外做律師，不久，律師也不干了，一門心思做新聞，成了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有據(jù)可靠的專職記者。

用今天的眼光看，黃遠庸絕對是個與時俱進的人。跟梁啟超等人不同，他們是政論家，黃遠庸是真正的新聞記者，他的卓著聲名是靠新聞采訪和新聞寫作贏得的。或許是因為身份特殊起點高，黃遠庸采寫的新聞大多是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比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唐紹儀被迫辭去內(nèi)閣總理，他的新聞報道中充斥著孫中山、黃興、章太炎、段祺瑞等人的名字。

和章太炎等舊文人不同，黃遠庸寫的是白話文，通俗易懂，前清遺老愛看，革命新黨也愛讀，當時的人們評價他：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

名氣大了，希望招致麾下為我所用的政治家族就多了。可是，聲稱新聞之要義，第一是大膽第二是誠實的黃遠庸，沒有投靠任何一個陣營。今天得罪袁世凱，明天得罪孫中山，鬧到后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奔赴美國舊金山，實在是被迫無奈，因為得罪了袁世凱。

1915年夏天，忙于稱帝的袁世凱，軟硬兼施，請黃遠庸寫篇贊成帝制的文章，試圖借他的影響力引誘更多的吹鼓手。對帝制，他恨，對袁世凱，他怕。又恨又怕之間，他寫了一篇敷衍塞責的文章，袁世凱看了，不高興，責令他重新寫。

篤信新聞評論應當“誠實不欺”的黃遠庸，為了守住新聞人的底線，捍衛(wèi)自己的聲名，丟下了郁達夫筆下的北方的秋，輾轉逃往日本，而后遠渡美利堅。逃亡途中，袁世凱散布謠言說，黃遠庸已經(jīng)承諾做御報《亞細亞日報》的御筆。自尊心受傷的黃遠庸，接連發(fā)表聲明，以示決絕。

待他狼狽不堪地逃到舊金山，他開始松了一口氣。

豈料，國民黨人瞄上了他。

當時，國民黨美洲事務負責人，是日后接替蔣介石就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今日南京總統(tǒng)府舊址內(nèi)，還有一棵上書“林森手植”的大樹。當時的資訊遠不像今天這么發(fā)達，黃遠庸與袁世凱決裂的聲明，林森和他在美國的同事，壓根就沒看過，他們對黃遠庸的態(tài)度，完全來自于成見。

黃遠庸一貫反對暴力革命，革命開始了，他指責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報道中充滿了貶抑的情緒，因為他的影響力太大了，革命黨人決定讓他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據(jù)說，黃遠庸剛剛抵達美國，國民黨人的情報就說他，此行的目的是替袁世凱募款。

守土有責的林森，當即派出一個衛(wèi)兵，伺機暗殺黃遠庸。當黃遠庸應華人富商之約，開懷暢飲之時，林森衛(wèi)兵的子彈攪了這個局。

平心而論，黃遠庸平生采寫的所有報道，未必都像他所標榜的那樣客觀公正，不懷偏見。但他的死，很大程度上因為他討厭新聞淪落為娼妓，因為袁世凱和孫中山兩大政治勢力對新聞的偏見。

那個時代，立憲思想如火如荼，輿論監(jiān)督、出版自由在言論的自由市場中很有賣點，覬覦權力寶座的人，偶爾也會跑出來說說報刊監(jiān)督權力的價值，可是，政治家一般不會玩真的。在袁世凱那里，報刊是左右輿論打擊政敵的工具，在革命黨那里，新聞是民主革命的小螺號，唯有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斗爭，才會允許它嘀嘀地吹。

在這樣的輿論環(huán)境中，新聞的真假，不取決于新聞記者的所見所聞，而源自掌控報刊的政治集團的需要。

不知道臨死之時的黃遠庸是否知道，在他到達美國的時候，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扒糞運動”剛剛落下帷幕，一個比他年長30歲的女性同行塔貝爾和她的新聞同道，一度激怒了當時的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ǒng)認為他們是一群對美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只知道拿著釘耙掏糞的家伙。然而，憤怒的總統(tǒng)并沒有權力阻止他們秉筆直書。黃遠庸死后第七年，《紐約時報》給塔貝爾列戴上了“美國在世的十二個偉大女性”的桂冠。

很多年后，研究新聞史的人，非正式地授予黃遠庸“民國第一記者”的稱號。但是，他已經(jīng)不可能像他的美國同行那樣享受在世的殊榮。因為那個時代中美輿論環(huán)境的差異，悲慘地死于一個因為扒糞而無限光榮的異邦，對于主張新聞自由的黃遠庸而言，是偶然，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