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準謊言的槍 by 湛眉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槍對準你的太陽穴，命令你在阮文紹和黎德壽之間選擇一人共進晚餐，你會選擇誰？”

這個問題充滿挑釁，就像一個海盜頭子隨手拋出一柄彎刀，他的身后有著無數(shù)和他一般無畏的船員，隨時準備為自由豁出性命。法拉奇去見基辛格的時候，照例只帶著她的錄音機，但一向以謹慎著稱的政治家卻被卸下了全部偽裝，倘若他當真是個“喜歡獨自行事的牛仔”，就繼續(xù)單槍匹馬吧。但若還妄圖進入領(lǐng)袖萬神殿，那就大錯特錯。法拉奇不理解權(quán)力，但卻理解一切與權(quán)力抗爭的行為。刻在她靈魂最深處的那個字叫做“不”，她本身即是那把瞄準謊言的槍，一切虛偽皆成徒勞。

這樣一個質(zhì)疑一切的法拉奇，她的答案是否有意義？曾經(jīng)有一個中國學生對她說：“我不是來提問的，我看過您的所有書，知道您的答案……我只是來說，我們需要您。” 法拉奇無懼質(zhì)疑，更不吝惜回答。她的每本書，即使是訪談錄，都態(tài)度鮮明、直言不諱。她是個永遠被需要的人：在記者淪為政治家和權(quán)貴御用畫師的年代，在單純的記錄變得廉價，新聞越發(fā)唾手可得的年代……而她存在的最大意義，即是證明，每個人都可以對任何人發(fā)問。

奧里亞娜·法拉奇

虛擬訪談

Q=《經(jīng)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A=奧里亞娜·法拉奇

Q：法拉奇小姐，你更愛文學，但外人評價你時，記者的身份總擋在作家前面。

A：是的，但那又如何？我曾經(jīng)非常熱愛新聞工作，因為它賦予我一種非凡和可怕的特權(quán)，讓我可以把正在發(fā)生的歷史寫下來。要知道，我對所有耳聞傳下來的記事，對發(fā)表得過晚、又沒有證據(jù)的報道投不信任票！我不知道耶穌基督是個高個子還是矮個子，頭發(fā)是金黃還是褐色，受過教育還是大老粗，甚至是否與莫大拉的馬利亞同過床。昨天的歷史是一部充滿無法核對的故事和無法與之爭辯的臆斷的小說，今天的卻不必如此。

采訪一度令我很快樂，我就像對待那些與我利害攸關(guān)，必須態(tài)度明朗的事情那樣去關(guān)注所見所聞。但后來，我不再喜歡當記者，而開始認真寫書了。想一想吉卜林、倫敦和海明威吧，與其說他們是記者，不如說他們是新聞界借去的作家。可憐的吉卜林，把新聞稿寫成了故事，他看到了記者看不到的東西。

Q：什么是記者看得到，且有責任看到的？

A：觀察、傾聽和思考，以便理解一條蛀蟲是如何鉆入歷史這塊木頭中去的，永遠不要將自己當做一架機械地記錄所見所聞的機器。有人說：歷史是由所有人和個別人創(chuàng)造的，個別人成了領(lǐng)袖，因為他們生得逢時，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時機。也許是這樣。但是那些不愿為生活中荒唐的悲劇所欺騙的人寧可相信帕斯卡的話：“如果克委巴特拉的鼻子當時長得短一些，整個世界的面貌會成為另一個樣子。”他們寧可信奉伯特蘭·羅素所信奉和所寫的：“隨它去吧，世界上發(fā)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決于赫魯曉夫先生、毛澤東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們說‘你們?nèi)ニ?rsquo;，我們就得死；如果他們說‘你們活下去’，我們就得活下去。”

但真相大白時，我發(fā)現(xiàn)決定我們命運的人并不比我們優(yōu)秀，并不比我們聰明，也并不比我們強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們有膽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種天生地應(yīng)該領(lǐng)導(dǎo)我們和決定我們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他們并不是掌權(quán)者，而是一些曾經(jīng)為獲得這個權(quán)力冒著生命危險去進行斗爭，并繼續(xù)在斗爭著的人。

Q：你如何看待權(quán)力？

A：我不懂何謂權(quán)力，并且在我看來，人類最大的悲劇就在于他們需要有管轄他們的人，需要一個頭目。沒有知道這個頭目的權(quán)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確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卻要扼殺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絕對的自由。過去不存在，現(xiàn)在也不存在，但是人們還是以為它真的存在而去追求它，并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我有責任告訴讀者，我堅信蘋果生長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責任讓讀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權(quán)力的同時，我卻理解那些反對、譴責和拒絕接受權(quán)力的人，特別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對暴君看做是對人的誕生這個奇跡的最好利用；而對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貼耳、默不作聲，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認為他們作為人已經(jīng)名存實亡。

《風云人物采訪記》
(意)奧里亞娜·法拉奇/著
嵇書佩 樂華 楊順祥/譯
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

Q：你常常招致與采訪對象的彼此厭惡，基辛格稱，接受你的采訪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你也公開表示恨透了他。這種情況下，你對被采訪者是否有失公正？

A：采訪一個人時我總是盡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畫畫的時候我盡力畫他好看的地方。如果這樣你仍然覺得丑，那不是我的錯，因為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基辛格像塊冰，或是一條比冰還要滑的鰻魚，我從沒有采訪過一個他這樣避而不答問題或?qū)栴}不做確切解說的人。整個采訪過程中，他始終保持著一成不變的聲調(diào)，錄音機上的音量指針本來總是隨著講話人的聲音而大小擺動，但他講話時卻一動不動，我不止一次對錄音機進行檢查，確認它工作正常。

我從不懷疑自己愿意為采訪而付出的努力，那個寫《親愛的亨利》的法國女記者弄得基辛格狼狽不堪，因此我是女人這一事實無法使他放心。我真想說出到了嘴邊的話：我不會愛上你。如果必要，我可以帶上兩撇小胡子去見他！

Q：這樣一個視審慎為自我保護的人，為何答應(yīng)同你交談？這無疑是一次冒險，事實也證明了基辛格的落敗。

A：我沒有用到小胡子就見到了基辛格，有人說他打算在我的“領(lǐng)袖萬神殿”里占有一席之地，我當然不會讓他如愿。況且那種東西也不會存在于我的世界。他答應(yīng)見我，因為我采訪過許多政要，更確切些，是我采訪過武元甲。

在我看來，武元甲就是一個法國勢利眼，既和藹，又傲慢，歸根到底是個像下雨天一樣令人討厭的家伙。我對這個人毫無興趣，但他對我講的話倒是千真萬確的。可他卻拒絕將我們的對話公之于眾，不僅錄音被禁止，最后還扔給我三張打印紙，上面除了一系列冠冕堂皇、模棱兩可的詞句之外一無所有，他表示對其他文本概不承認。

我的決定讓武元甲以及那些發(fā)給我簽證的北約人無法饒恕，我將那份官方文本以及真正的文本一并發(fā)表了。

Q：能夠得你青睞的采訪對象不多，甘地夫人和果爾達·梅厄都能算是一號，你對女性有著本能的聲援？

A：我公開選擇站在女權(quán)陣營的一邊，一個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須干得出色，遠遠勝過男人。而身為一個女人，不可能不由于甘地夫人們所獲得的巨大勝利而感到寬慰和揚眉吐氣，因為這種勝利否定了任何為父權(quán)制和男性統(tǒng)治進行辯護的陳詞濫調(diào)。

但坦白地說，即使對這些我有好感的人，我思想上對他們是有保留的，內(nèi)心深處對他們是不滿意的。說穿了，我對他們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感到遺憾，無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去信任他們，因而我不能說他們是無辜的，更不能把他們當做同路人。

法拉奇與阿萊克斯

Q：你曾經(jīng)的伴侶阿萊克斯（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是你的同路人？

A：不僅如此，當沒有指針指明我記憶中的道路時，長眠地下的他是我唯一可以與其對話的人。阿萊克斯是勇敢、尊嚴和熱愛自由的象征，卻是被權(quán)力殺害的。權(quán)力用政權(quán)來為自己服務(wù)，直到權(quán)力決定廢除它，在一個更有利可圖的環(huán)境中用另一個政權(quán)來取代它。從表面上看，大多數(shù)旗幟是干凈的，但若我們想了解真相，就必須問問那些以理想、夢想、和平的名義被殺害的死者，問問那些假裝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被欺騙、受傷害和被激怒的生者，然后根據(jù)這些人的證詞來作出統(tǒng)計。看有多少丑惡、野蠻和污穢被當成了美德、仁慈和純潔。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被稱為正義的東西是一場夢，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并對自己說：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chuàng)造它。而當你不愿意再戰(zhàn)斗的時候，情況就糟了，你就會舉起雙手，走向死亡。

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記者，作家。采訪過越南戰(zhàn)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戰(zhàn)爭、中東戰(zhàn)爭和南非動亂，兩次獲得圣·文森特新聞獎。被譽為“國際政治采訪之母”、“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跡”。著有：《風云人物采訪記》、《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人》等。

（以上是對法拉奇的虛擬采訪，她死去，卻在著作中留下了答案。可參見《風云人物采訪記》、《男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