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十幾年前曾看過一本洋人明恩溥寫的書《中國人的特性》，印象不好，覺得這廝把中國人身上的缺點罵了個遍。沒法容忍的是，說國人沒精確習慣和時間觀念，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也就罷了，這鬼佬居然敢嘲笑國人強悍高超的忍疼本領(lǐng)。據(jù)他的觀察，中國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洋人長得不一樣，所以不正常是應(yīng)該的。中國人耐性突出，可以經(jīng)常面無表情毫無怨言地等待任何災(zāi)難的降臨，從容平靜地忍受災(zāi)荒、饑餓和殺戮，甚至手術(shù)可以不用麻醉藥，強忍劇痛一撐到底。這和盎格魯薩克遜人敏感纖細的優(yōu)雅性格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完全是高低兩個人種。也怪不得他會鄙夷地隨手給國人臉上拍個“麻木不仁”的標簽。這還不算，鬼佬還說國人天生不會煩惱，真是一大幸運！否則苦海無邊，回頭沒岸，那可真是沒法活了！

這番話把我國人當成了很傻很快樂的怪物，簡直是不懷好意，雖然大先生說過，咱們權(quán)且把這話當“借別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算是給他一點開脫，可在我看來如此鄙視國人仍然令人不爽，甚至容易生出些怨恨來。

怨恨這鬼佬的原因是他打碎了我的一個少年紅色之夢。那夢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血紅色的，是少時看革命小說《紅巖》落下的癔癥。每讀到江姐雙手插滿竹簽卻一聲不吭怒目而視黨國獄頭那段，頓感血液粘稠凝固得讓人窒息，就快要止不住賁張出來。驚得自己好像滿手真扎滿了竹簽，想象著和烈士一起慢慢失去了知覺，浪漫得讓人欲仙欲死。同樣的感覺出現(xiàn)在讀一本歌頌?zāi)纤估蛴螕絷爢T的小說中，那革命者受傷后沒麻藥做手術(shù)，結(jié)果被綁到床上直接下鋸子切掉傷腿，英雄疼得不行就直接大聲唱起游擊隊歌來（長大后才發(fā)現(xiàn)了些破綻，那好漢鋸著腿疼成那樣還能唱對歌詞，總覺有點奇怪），就這樣，歌聲伴隨著拉鋸聲，讀到此段的生理反應(yīng)是先心疼，然后興奮得抽搐。后來在《風聲》里發(fā)現(xiàn)了更高版本的革命者，極度受刑后被放在手術(shù)臺上，不但能唱“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里面還有摩斯密碼。回想起來，那“疼”與革命粘連在一起的閱讀記憶實在太重口味了。真是誰疼誰光榮，讓我們這幫不懂事的孩子恨不得撲上去輪流替偶像疼上一疼才好。那時我就認定，能忍才是真漢子，怕疼不是真英雄。令我不解的是，在明恩溥的眼里，這么令人激動人心的優(yōu)點怎么反成了缺點了呢？

多少年后，一位中文名叫凱博文的洋大夫做出了另一番對國人忍“疼”的別致解讀，才讓我的不爽減輕了許多。這洋大夫說，國人確實能忍，卻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般逆來順受，而是以疼痛作為反抗的武器，這話聽起來就讓人亢奮。洋大夫發(fā)現(xiàn)，中國人不但能忍肉體上的疼，還能忍精神上的疼，甚至把精神上的疼轉(zhuǎn)換成肉體上的疼告訴你，這話猛一看覺得太離譜，難道中國人會變本加厲地修煉到什么事都能百忍成金？如果給他扣上頂大帽子，這豈不是比明恩溥那鬼佬還要鄙視中國人的反動言論嗎？

不過仔細讀讀書里的觀點，洋大夫卻說出了一個為人忽略的常識，那就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年代，國人幾乎沒人承認患過“抑郁癥”，他們都愛使用“精神衰弱”這個說法訴說自己的病態(tài)。而且“精神衰弱”癥狀幾乎全被轉(zhuǎn)述成肉體的疼痛。比如有“悶”“火氣大”這樣的描述，更具體的表述可以是頭疼、失眠、體重下降、精神分散和焦慮性疼痛，其實說的都是自己精神狀態(tài)不好，卻極力用表層的肉體癥狀加以掩飾，絕不承認患有抑郁之類的精神問題。

后來洋大夫終于發(fā)現(xiàn)了病人只談肉體疼痛的真實秘密，原來他的病人幾乎大多經(jīng)歷過“文革”政治斗爭的摧殘，心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們本人在單位、家庭和工作中曾遭遇各種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這些精神病癥又是在政治高壓下逐漸釀成的，他們卻以身體疼痛為名到處求醫(yī)問藥，這些行為統(tǒng)統(tǒng)被中國醫(yī)生和病人共同貼上了“精神衰弱”這個似是而非的標簽，相反，對“抑郁癥”這個標準的病名卻避之如瘟疫一般。理由再簡單不過，在我們偉大祖國一片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下，在熱火朝天地大干社會主義的熱情浪潮的感染激勵下，誰還敢說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癥”之類的精神病？如果真得了“抑郁癥”，那肯定是對我們偉大祖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心懷不滿，或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陰險情緒在醞釀發(fā)酵，不愿意暴露在陽光之下。至少也有點自絕于人民的意思。一旦沾上這評價，罪過可就大了。總之，那時國人只能拿身體說事，拿心理說事就是個罪過，躲都躲不過來，誰還敢故意往上湊。“精神衰弱”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它既然被轉(zhuǎn)述成了一種肉體的疼，就不是思想問題，而是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風潮下的短暫不適應(yīng)，是比較容易克服和自我解決的癥狀。病人借“精神衰弱”之名大談肉體疼痛，一不留神還是種自我保護，比如可以用失眠、焦慮等身體不適為借口偷懶不去單位，或直接耍賴向領(lǐng)導提出各種要求，比如子女團聚、調(diào)動工作等等。醫(yī)生也可在“精神衰弱”的招牌下，與病人達成“合謀”，比如幫忙開出假病假條等，使它變成減緩政治壓力的弱者武器。用身體疼痛作為對抗環(huán)境的行為藝術(shù)，在中國歷次殘酷的政治斗爭中屢屢上演，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無意識的，而且不分階層，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高級知識分子。凱博文把這個抵抗的藝術(shù)取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叫“軀體化”。

病人表演“軀體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最近《讀書》雜志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寫的是北大教授湯用彤上世紀五十年代經(jīng)歷政治風波的故事。文章的標題就喻示湯老得了“思想病”。文中提到作為北大副校長，湯老最初不堪政治壓力患上了腦淤血，這個階段軀體疼痛是自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后來湯老就以病痛為借口慢慢脫離了北大的行政事務(wù)，不去單位上班了，也因禍得福地躲過了好幾撥殘酷斗爭的沖擊，臥病的理由大致也可算作廣義的“神經(jīng)衰弱”范圍，身體疼痛不自覺地成了教授示弱的消極抵抗武器。據(jù)我估計，當時的知識分子里有不少人用過此招。

病人給自己自覺貼上“神經(jīng)衰弱”的標簽，實際上是和政治壓迫展開一場拉鋸戰(zhàn)式的博弈，也迫使單位對這種抵抗的藝術(shù)不斷加以默認，最終達成一種妥協(xié)和平衡。據(jù)說50年代大躍進時期還以政治運動的形式發(fā)起過幾次集體清除“精神衰弱”的運動，以對付日益嚴重的曠工曠課等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又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歷史真是何其相似？）結(jié)果是風聲大雨點小，最后不了了之。

這使我想起中國的一句處事俗語叫“名正言順”，道理說的沒錯，但我們這個社會卻總是逼人去做“名實不符”的勾當。小老百姓們似乎習慣了去變態(tài)地只“做”不“說”。可這“名實不符”也許在農(nóng)村中使得土法的精神治療技術(shù)變相地潛伏存活了下來。在農(nóng)村生活中，鄉(xiāng)民心情郁悶不解都會去看“大仙”，“大仙”其實就是個準心理醫(yī)生。我有次在陜西調(diào)查過一處“黃大仙”診所，發(fā)現(xiàn)這位“大仙”并非是個通靈式人物，只不過比常人更善于察言觀色而已，她能從三兩句交談中就一下子捕捉到對方的身份和背景信息。服用“仙方”顯然也是給人心理安慰，沒有真正物理意義上的療效。

“大仙”在文革時期自然屬于封建迷信，屢遭清除，“文革”后的復(fù)活，也是被默認成身體治療的選擇之一才殘存了下來。鄉(xiāng)民看病時混雜著各種信息，常常一通亂問，沒人故意區(qū)分到底是精神還是肉體出現(xiàn)了疼痛。“大仙”也就不經(jīng)意間成了解決鄉(xiāng)民心理郁悶的一個通道，卻沒有一個“大仙”自封為精神病專家，或傻乎乎地對病人說你得了“抑郁癥”，鄉(xiāng)民也不會說誰誰出了什么心理問題，這是個只“做”不“說”，“名實不符”的好例子。

在當今中國，和精神病治療相近的情形可以舉出關(guān)于“性”事的“說”與“不說”，這是“名實不符”風氣盛行的另一個例子。網(wǎng)上早已有人焦慮，日益暴增的城市流動打工人口，由于無法釋放過剩的力比多，很可能成為潛在的最大一股“暴民”動亂的力量。去年就聽說某省人大代表在人代會召開時拿出提案，公開呼吁在中國設(shè)立“紅燈區(qū)”。這位人民代表很可愛，提出的理由倒是義正詞嚴，一點也不黃色。他可能會想，只有明確地人為劃定一條黃與不黃的界限，才能真正起到道德訓誡與社會監(jiān)督的作用，比如踏入紅燈區(qū)的人自然會備感道德壓力而且便于鑒別接受監(jiān)管，也可以解決大量流動人口如農(nóng)民工的性壓抑問題，何樂而不為？這位仁兄頭腦天真簡單，覺得社會既然早已淫穢遍地，大家光做不說畢竟不好，何妨把它規(guī)范化呢。沒想到卻犯了國內(nèi)流行的“名實不符”，只“做”不“說”之金玉良言的大忌。

什么叫“內(nèi)外有別”？在華人聚居地香港，如果你在旺角或油麻地遛達，就會發(fā)現(xiàn)各種“紅燈區(qū)”的招牌，上面寫著“馬來妹”或“哈爾濱學生妹”的字樣，香港政府對紅燈區(qū)提倡的是“一雞一窩”式的管理模式，黃色區(qū)域與其他顏色的區(qū)域界分十分明顯，但是搬用到祖國大陸就一定不靈，我們可是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搞人肉買賣特區(qū)政治上不正確，而且別忘了現(xiàn)今到處流行的都是“名實不符”好辦事的思維。故那仁兄的提案被冷凍當屬再正常不過。我甚至有點擔心這位代表會被罵成流氓，更慘的話會像韓國或臺灣“國會”里互毆的代表，被暴打一頓，鼻青臉腫地抬回家去也未可知，以后再想體面地走進人大會堂可就難了！因為哪怕整個大陸到處都是紅燈在暗處閃耀，也不可能公開掛牌標價鼓吹皮肉生涯。

前一陣兒看了好萊塢電影《僵尸之地》，讓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在于滿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僵尸在行走，而且和以往的僵尸片中搖搖晃晃的身形比較，新片中僵尸健步如飛。也就是說，在新僵尸的追逐下，正常人拼命躲藏的難度在增加。但大體正常人與病態(tài)的界限還是清晰的，我不清楚的是，要是按照這個法子一直拍下去，等到僵尸的智商超過常人，那時就沒人能躲能活了。我以為，這情形與“文革”以后的變化有點相似，“文革”時，那些標榜“神經(jīng)衰弱”的人大多盡量在家歇息，正常人都在單位政治學習或者上班工作，兩者的界限還是能辨識出來的。如今大部分單位取消政治學習了，裝病的人也自然少了起來，因為單位都企業(yè)化了，一般人都在打卡上班，干多少活兒給多少錢，老板不會聽你抱怨呻吟，想用“神經(jīng)衰弱”的理由開假條更是想都別想，“抑郁癥”倒是可以公開承認，看精神科醫(yī)生也大體不遭歧視，可是想學當年“神經(jīng)衰弱”患者那樣打著“抑郁癥”招牌誆騙點自身權(quán)益可就越來越?jīng)]了可能，弱者的抵抗藝術(shù)到此自然失靈。

有形的政治枷鎖被摘除了，這年頭卻到處是戾氣彌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想不抑郁都難。最近流行一種說法，人們見面打招呼的用語是：80年代：“你吃過了嗎？”，90年代變成：“你離了嗎？”，當今最時髦的問候則是：“你抑郁了嗎？”這問候語的變遷里面潛藏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精神病人與正常人的界限越來越趨于模糊。再聳人聽聞點說，也許不久的將來，你我周圍越來越多的人群可能會一個個抑郁起來，正像僵尸片里每個人都感到鄰人會瞬間變成僵尸撲過來咬你一樣，到那時你怕不怕？反正我有點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