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十幾年前曾看過一本洋人明恩溥寫的書《中國人的特性》,印象不好,覺得這廝把中國人身上的缺點罵了個遍。沒法容忍的是,說國人沒精確習慣和時間觀念,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也就罷了,這鬼佬居然敢嘲笑國人強悍高超的忍疼本領(lǐng)。據(jù)他的觀察,中國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洋人長得不一樣,所以不正常是應(yīng)該的。中國人耐性突出,可以經(jīng)常面無表情毫無怨言地等待任何災(zāi)難的降臨,從容平靜地忍受災(zāi)荒、饑餓和殺戮,甚至手術(shù)可以不用麻醉藥,強忍劇痛一撐到底。這和盎格魯薩克遜人敏感纖細的優(yōu)雅性格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完全是高低兩個人種。也怪不得他會鄙夷地隨手給國人臉上拍個“麻木不仁”的標簽。這還不算,鬼佬還說國人天生不會煩惱,真是一大幸運!否則苦海無邊,回頭沒岸,那可真是沒法活了!
這番話把我國人當成了很傻很快樂的怪物,簡直是不懷好意,雖然大先生說過,咱們權(quán)且把這話當“借別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算是給他一點開脫,可在我看來如此鄙視國人仍然令人不爽,甚至容易生出些怨恨來。
怨恨這鬼佬的原因是他打碎了我的一個少年紅色之夢。那夢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血紅色的,是少時看革命小說《紅巖》落下的癔癥。每讀到江姐雙手插滿竹簽卻一聲不吭怒目而視黨國獄頭那段,頓感血液粘稠凝固得讓人窒息,就快要止不住賁張出來。驚得自己好像滿手真扎滿了竹簽,想象著和烈士一起慢慢失去了知覺,浪漫得讓人欲仙欲死。同樣的感覺出現(xiàn)在讀一本歌頌?zāi)纤估蛴螕絷爢T的小說中,那革命者受傷后沒麻藥做手術(shù),結(jié)果被綁到床上直接下鋸子切掉傷腿,英雄疼得不行就直接大聲唱起游擊隊歌來(長大后才發(fā)現(xiàn)了些破綻,那好漢鋸著腿疼成那樣還能唱對歌詞,總覺有點奇怪),就這樣,歌聲伴隨著拉鋸聲,讀到此段的生理反應(yīng)是先心疼,然后興奮得抽搐。后來在《風聲》里發(fā)現(xiàn)了更高版本的革命者,極度受刑后被放在手術(shù)臺上,不但能唱“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里面還有摩斯密碼。回想起來,那“疼”與革命粘連在一起的閱讀記憶實在太重口味了。真是誰疼誰光榮,讓我們這幫不懂事的孩子恨不得撲上去輪流替偶像疼上一疼才好。那時我就認定,能忍才是真漢子,怕疼不是真英雄。令我不解的是,在明恩溥的眼里,這么令人激動人心的優(yōu)點怎么反成了缺點了呢?
多少年后,一位中文名叫凱博文的洋大夫做出了另一番對國人忍“疼”的別致解讀,才讓我的不爽減輕了許多。這洋大夫說,國人確實能忍,卻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般逆來順受,而是以疼痛作為反抗的武器,這話聽起來就讓人亢奮。洋大夫發(fā)現(xiàn),中國人不但能忍肉體上的疼,還能忍精神上的疼,甚至把精神上的疼轉(zhuǎn)換成肉體上的疼告訴你,這話猛一看覺得太離譜,難道中國人會變本加厲地修煉到什么事都能百忍成金?如果給他扣上頂大帽子,這豈不是比明恩溥那鬼佬還要鄙視中國人的反動言論嗎?
不過仔細讀讀書里的觀點,洋大夫卻說出了一個為人忽略的常識,那就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年代,國人幾乎沒人承認患過“抑郁癥”,他們都愛使用“精神衰弱”這個說法訴說自己的病態(tài)。而且“精神衰弱”癥狀幾乎全被轉(zhuǎn)述成肉體的疼痛。比如有“悶”“火氣大”這樣的描述,更具體的表述可以是頭疼、失眠、體重下降、精神分散和焦慮性疼痛,其實說的都是自己精神狀態(tài)不好,卻極力用表層的肉體癥狀加以掩飾,絕不承認患有抑郁之類的精神問題。
后來洋大夫終于發(fā)現(xiàn)了病人只談肉體疼痛的真實秘密,原來他的病人幾乎大多經(jīng)歷過“文革”政治斗爭的摧殘,心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們本人在單位、家庭和工作中曾遭遇各種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這些精神病癥又是在政治高壓下逐漸釀成的,他們卻以身體疼痛為名到處求醫(yī)問藥,這些行為統(tǒng)統(tǒng)被中國醫(yī)生和病人共同貼上了“精神衰弱”這個似是而非的標簽,相反,對“抑郁癥”這個標準的病名卻避之如瘟疫一般。理由再簡單不過,在我們偉大祖國一片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下,在熱火朝天地大干社會主義的熱情浪潮的感染激勵下,誰還敢說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癥”之類的精神病?如果真得了“抑郁癥”,那肯定是對我們偉大祖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心懷不滿,或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陰險情緒在醞釀發(fā)酵,不愿意暴露在陽光之下。至少也有點自絕于人民的意思。一旦沾上這評價,罪過可就大了。總之,那時國人只能拿身體說事,拿心理說事就是個罪過,躲都躲不過來,誰還敢故意往上湊。“精神衰弱”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它既然被轉(zhuǎn)述成了一種肉體的疼,就不是思想問題,而是在轟轟烈烈的革命風潮下的短暫不適應(yīng),是比較容易克服和自我解決的癥狀。病人借“精神衰弱”之名大談肉體疼痛,一不留神還是種自我保護,比如可以用失眠、焦慮等身體不適為借口偷懶不去單位,或直接耍賴向領(lǐng)導提出各種要求,比如子女團聚、調(diào)動工作等等。醫(yī)生也可在“精神衰弱”的招牌下,與病人達成“合謀”,比如幫忙開出假病假條等,使它變成減緩政治壓力的弱者武器。用身體疼痛作為對抗環(huán)境的行為藝術(shù),在中國歷次殘酷的政治斗爭中屢屢上演,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無意識的,而且不分階層,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高級知識分子。凱博文把這個抵抗的藝術(shù)取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叫“軀體化”。
病人表演“軀體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最近《讀書》雜志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寫的是北大教授湯用彤上世紀五十年代經(jīng)歷政治風波的故事。文章的標題就喻示湯老得了“思想病”。文中提到作為北大副校長,湯老最初不堪政治壓力患上了腦淤血,這個階段軀體疼痛是自然發(fā)生的現(xiàn)象,后來湯老就以病痛為借口慢慢脫離了北大的行政事務(wù),不去單位上班了,也因禍得福地躲過了好幾撥殘酷斗爭的沖擊,臥病的理由大致也可算作廣義的“神經(jīng)衰弱”范圍,身體疼痛不自覺地成了教授示弱的消極抵抗武器。據(jù)我估計,當時的知識分子里有不少人用過此招。
病人給自己自覺貼上“神經(jīng)衰弱”的標簽,實際上是和政治壓迫展開一場拉鋸戰(zhàn)式的博弈,也迫使單位對這種抵抗的藝術(shù)不斷加以默認,最終達成一種妥協(xié)和平衡。據(jù)說50年代大躍進時期還以政治運動的形式發(fā)起過幾次集體清除“精神衰弱”的運動,以對付日益嚴重的曠工曠課等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又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歷史真是何其相似?)結(jié)果是風聲大雨點小,最后不了了之。
這使我想起中國的一句處事俗語叫“名正言順”,道理說的沒錯,但我們這個社會卻總是逼人去做“名實不符”的勾當。小老百姓們似乎習慣了去變態(tài)地只“做”不“說”。可這“名實不符”也許在農(nóng)村中使得土法的精神治療技術(shù)變相地潛伏存活了下來。在農(nóng)村生活中,鄉(xiāng)民心情郁悶不解都會去看“大仙”,“大仙”其實就是個準心理醫(yī)生。我有次在陜西調(diào)查過一處“黃大仙”診所,發(fā)現(xiàn)這位“大仙”并非是個通靈式人物,只不過比常人更善于察言觀色而已,她能從三兩句交談中就一下子捕捉到對方的身份和背景信息。服用“仙方”顯然也是給人心理安慰,沒有真正物理意義上的療效。
“大仙”在文革時期自然屬于封建迷信,屢遭清除,“文革”后的復(fù)活,也是被默認成身體治療的選擇之一才殘存了下來。鄉(xiāng)民看病時混雜著各種信息,常常一通亂問,沒人故意區(qū)分到底是精神還是肉體出現(xiàn)了疼痛。“大仙”也就不經(jīng)意間成了解決鄉(xiāng)民心理郁悶的一個通道,卻沒有一個“大仙”自封為精神病專家,或傻乎乎地對病人說你得了“抑郁癥”,鄉(xiāng)民也不會說誰誰出了什么心理問題,這是個只“做”不“說”,“名實不符”的好例子。
在當今中國,和精神病治療相近的情形可以舉出關(guān)于“性”事的“說”與“不說”,這是“名實不符”風氣盛行的另一個例子。網(wǎng)上早已有人焦慮,日益暴增的城市流動打工人口,由于無法釋放過剩的力比多,很可能成為潛在的最大一股“暴民”動亂的力量。去年就聽說某省人大代表在人代會召開時拿出提案,公開呼吁在中國設(shè)立“紅燈區(qū)”。這位人民代表很可愛,提出的理由倒是義正詞嚴,一點也不黃色。他可能會想,只有明確地人為劃定一條黃與不黃的界限,才能真正起到道德訓誡與社會監(jiān)督的作用,比如踏入紅燈區(qū)的人自然會備感道德壓力而且便于鑒別接受監(jiān)管,也可以解決大量流動人口如農(nóng)民工的性壓抑問題,何樂而不為?這位仁兄頭腦天真簡單,覺得社會既然早已淫穢遍地,大家光做不說畢竟不好,何妨把它規(guī)范化呢。沒想到卻犯了國內(nèi)流行的“名實不符”,只“做”不“說”之金玉良言的大忌。
什么叫“內(nèi)外有別”?在華人聚居地香港,如果你在旺角或油麻地遛達,就會發(fā)現(xiàn)各種“紅燈區(qū)”的招牌,上面寫著“馬來妹”或“哈爾濱學生妹”的字樣,香港政府對紅燈區(qū)提倡的是“一雞一窩”式的管理模式,黃色區(qū)域與其他顏色的區(qū)域界分十分明顯,但是搬用到祖國大陸就一定不靈,我們可是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搞人肉買賣特區(qū)政治上不正確,而且別忘了現(xiàn)今到處流行的都是“名實不符”好辦事的思維。故那仁兄的提案被冷凍當屬再正常不過。我甚至有點擔心這位代表會被罵成流氓,更慘的話會像韓國或臺灣“國會”里互毆的代表,被暴打一頓,鼻青臉腫地抬回家去也未可知,以后再想體面地走進人大會堂可就難了!因為哪怕整個大陸到處都是紅燈在暗處閃耀,也不可能公開掛牌標價鼓吹皮肉生涯。
前一陣兒看了好萊塢電影《僵尸之地》,讓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在于滿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僵尸在行走,而且和以往的僵尸片中搖搖晃晃的身形比較,新片中僵尸健步如飛。也就是說,在新僵尸的追逐下,正常人拼命躲藏的難度在增加。但大體正常人與病態(tài)的界限還是清晰的,我不清楚的是,要是按照這個法子一直拍下去,等到僵尸的智商超過常人,那時就沒人能躲能活了。我以為,這情形與“文革”以后的變化有點相似,“文革”時,那些標榜“神經(jīng)衰弱”的人大多盡量在家歇息,正常人都在單位政治學習或者上班工作,兩者的界限還是能辨識出來的。如今大部分單位取消政治學習了,裝病的人也自然少了起來,因為單位都企業(yè)化了,一般人都在打卡上班,干多少活兒給多少錢,老板不會聽你抱怨呻吟,想用“神經(jīng)衰弱”的理由開假條更是想都別想,“抑郁癥”倒是可以公開承認,看精神科醫(yī)生也大體不遭歧視,可是想學當年“神經(jīng)衰弱”患者那樣打著“抑郁癥”招牌誆騙點自身權(quán)益可就越來越?jīng)]了可能,弱者的抵抗藝術(shù)到此自然失靈。
有形的政治枷鎖被摘除了,這年頭卻到處是戾氣彌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想不抑郁都難。最近流行一種說法,人們見面打招呼的用語是:80年代:“你吃過了嗎?”,90年代變成:“你離了嗎?”,當今最時髦的問候則是:“你抑郁了嗎?”這問候語的變遷里面潛藏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精神病人與正常人的界限越來越趨于模糊。再聳人聽聞點說,也許不久的將來,你我周圍越來越多的人群可能會一個個抑郁起來,正像僵尸片里每個人都感到鄰人會瞬間變成僵尸撲過來咬你一樣,到那時你怕不怕?反正我有點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