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戴上“階級”分析的眼鏡去觀察各類人群變成了一種習慣，誰一旦被扣上“剝削階級”這頂帽子，就如惹上瘟疫。實際上，談“階級”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貴族”，才能依次劃分出個三六九等來。用這個標準看中國史，秦朝以前還講“封建”，什么是“封建”？簡單說，就是皇上按血緣尊貴親疏遠近割出一塊塊轄地，皇親國戚在里面作威作福，享受特權(quán)。秦以后是流氓當?shù)溃B皇帝都丟了貴族血統(tǒng)，更別提血緣傳承的正宗了，藝術(shù)更是在高低層之間來回亂串，失去了貴族階序本來該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說極端話，認為秦以后根本沒藝術(shù)可談。

其實如果換個標準，漢以后貴族還是留著點殘余的尾巴，如魏晉時期就講“門閥”，做官選人都要看血統(tǒng)品級，雖然早已不是那么純粹，沒有了先秦那般嚴格的宗子繼承，宗法譜系也丟散得幾乎沒影了，但南北朝時期南北地理空間雖裂成兩截，倒是都靠世家大族支撐門面，二百年間相互對峙下來，兩方人才的集中分布也逃不出幾個大姓，他們不但互相聯(lián)姻，而且家教謹嚴，甚至老在家里沒事就操練朝章國典，門族之中個個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鐘鼓禮儀相伴，應(yīng)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從魏晉一朝歷數(shù)下來，還是累積了一些對品位的甄別標準。

近世史家對此深有所悟，錢穆先生提出一個說法，他說西方有階級無“流品”，中國有“流品”無“階級”，“流品”往往表現(xiàn)得無影無形，散漫無跡，是一種感覺的產(chǎn)物，卻也是區(qū)分“雅”“俗”的標準，所以其中散發(fā)出的味道是很難翻譯成西語的，卻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潑潑地用著。如“官”和“吏”就分兩途，“吏胥”是被人看不起的，在科舉制度中即有“清流”“濁流”之分，進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舉人就變成“濁流”，沉淀在底層，教書人和衙門里辦公文的師爺在人們的心目中地位也不一樣，也有清濁的區(qū)分。

最近重讀鄧子琴先生的《中國風俗史》，鄧先生有一個近似的說法，他以“品度”“倫際”觀察中國風俗之變，相當有見地。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的一套品評人物事務(wù)的標準，每朝每代均不一樣，必須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把握領(lǐng)會，沒法用現(xiàn)代標準加以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諧謔”“歌詠”“游陟”，北宋為“士氣中心時代”，則有“寬厚”“沉靜”“淡泊”“好學”之風，清代則有“雍容”“細密”“推延”“條理”的風氣，這些描述都是從古書中歸納凝練出來的。

如果細細按照“品度”賞鑒各朝人物風氣，倒是像一幅形態(tài)各異的風俗百圖。比如東漢黨錮士人就有“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憤青行徑，這些士子“激揚名聲，相互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他們相互交游標榜以立名譽，如果一旦看不慣對方，動不動就絕交。天下名士，統(tǒng)統(tǒng)被歸類劃等，用筆墨狀摹其神態(tài)。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顧”（德行引人）、“八及”（導(dǎo)人追宗）、“八廚”（以財救人）種種復(fù)雜名目，這種“品度”的歸類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認定其中的確切涵義，只能約略揣測大概的意思。

所謂“品度”應(yīng)與君王的氣象有關(guān)，如東漢士林中還有“儒學”“文章”“推士”“糾違”“陰陽”“弘道”的區(qū)別，不過也被子琴先生評為“謹嚴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風采無聞”，大致與學術(shù)一尊、國不兩才的風氣有關(guān)。漢武帝雄才大略，開疆拓土，自然需要籠絡(luò)各類人才。漢光武帝抄襲先祖的管理技術(shù)，但人才的多樣化建設(shè)就差了不少，不過總的來說還是綿延上代的路子。一般來說，“事業(yè)型人物”少，而“道德型人物”就多，東漢風氣淳厚，竟還有“讓官”的事情發(fā)生，有人想拼命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讓與自己兄弟，現(xiàn)在看來這行為有點不可思議。

到了東漢末年，風氣又有變化，影響到了對人物“品度”的評價，例如曹操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曹操甚至有這樣的說法，說是你有“盜嫂受金”這般無恥行徑也沒關(guān)系，我只要知道你有才就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都要薦舉出來，不要有所遺漏，流行的品度類型當然要隨之變化。

隨后的士人流品中有清談之風，他們矜夸門閱，這與東漢士子到處發(fā)議論批評時政的“清議”有所不同，這批門閱弟子，《莊子》中稱之為“膏粱之子”，相當于今天的“富二代”加“官二代”，無衣食之憂，才能放肆地亂作玄談。

魏晉士人的品度在于精通《老》《莊》《易》，蔑視儒家禮法，對手也受了支配，不精通老莊根本上不了爭論的臺面。再有就是“重養(yǎng)生”，大家一起吃一種藥叫“寒食散”，味道和效果怎么樣似乎不得而知。士人品度還反映在對音律樂器如琵琶等極為精通熟稔，終日喝酒飲茶，放浪形骸，卻有另一種風度韻味。

南朝君臣有時會相互嬉戲調(diào)侃，完全亂了禮法秩序，如南朝一位皇帝召人下棋，通宵達旦，累得不行，皇帝還作起打油詩嘲諷說，這模樣：“狀若喪水狗，又似懸風槌。”士人還有游歷名山大川的嗜好，謝靈運經(jīng)常穿著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齒，下山去掉后齒。有一次游覽找不到出路，就專門帶著數(shù)百人伐山開道，驚動了當?shù)靥兀詾槭巧劫\出來打劫。

自南宋以后，品度有變，文人開始把“道德”和“風俗”掛在一起當評判標準。蘇軾就有一種說法，認為國家的存亡不在于強與弱，而在道德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是富是貧，而在于風俗的厚薄，這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譏諷為迂闊忠厚，老成遲鈍。改革派領(lǐng)袖王安石就和司馬光有個小小的爭論，司馬光說他好用一副“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說：要行新法，那些舊人往往不敢向前，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才敢擔當，待新法實行后，我會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趕走，換上老成持重的舊人守護不是很好嗎？他的原話是：“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馬光說這就錯了，理由是君子瀟灑不戀位，但很難說動他們出來幫忙，讓他們再讓位自然不難，可小人一旦得勢，就不會輕易言退，如勒令勸退，必反目成仇。后來果然有出賣王安石的人出現(xiàn)，安石后悔莫及。

我們現(xiàn)代人習慣用“忠奸”善惡的品度標準衡量人才等級，其實是過于黑白兩分了。鄧子琴曾品評南宋人物時說，“主戰(zhàn)者急君父之難，主和者審利害之勢，均不必以賢奸論”，意思是，主戰(zhàn)者盡管有血性之勇，主和者也許更能審時度勢，對此兩類人物，應(yīng)各有“品度”的判斷標準，求和者的理由是，應(yīng)把精力用于“內(nèi)治”，休養(yǎng)生息，保境安民，故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不可純以褒貶善惡簡單區(qū)分。當然那些假借和議，想借機謀利的人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險诐”“模棱”“怯懦”的描述，“險诐”的評價源于一個故事，說一個叫胡纮的人拜謁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飯招待學生，胡纮作為客人也不例外，胡纮很不高興，覺得山中居然搞不到一只雞和一杯酒，太怠慢自己，于是離開后上書罵朱熹是煽動“偽學”的頭子。

到了明代，特別影響“品度”判斷的是一種“鄉(xiāng)誼觀”的形成，同鄉(xiāng)按照行省劃分，是從明代開始的，各護鄉(xiāng)情的情況隨處可見，這就超出了一般的鄉(xiāng)土情緣，頗有一點政治聯(lián)誼的味道了。

明代士人還有一個毛病是好爭問題之是非，這一點和南宋爭“和”“戰(zhàn)”國是政綱的氣象頗有不同。明代爭的是帝王立統(tǒng)的家事，如明末的所謂“三大案”。宋朝爭的是和戰(zhàn)大局，明代爭正統(tǒng)鬧得正邪勢不兩立，互相非難攻伐，撕破臉皮，成為后來黨爭頻繁發(fā)作的前奏，所以才有東林未必皆君子，反東林未必盡小人的說法。加上受陽明禪風影響，一時間士風激蕩，講學以誑誕放逐為美，似乎滿眼滿街都是圣人。

進入清代，君王以蠻夷身份入關(guān)承統(tǒng)，自然心理上自卑猜忌，文人行為一旦放誕起來，就容易引起清人猜測聯(lián)想，覺得漢人在重演南宋鄙視“胡人”的舊戲，加之言路阻斷，官僚茍且，“品度”的標準自然再起變化。清人中就有如下激憤的議論，清代多稱贊某人謹厚、廉靜、退讓，認為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評說，這種茍且不過是“鄉(xiāng)曲之行”，哪里有什么大人的氣象，“大人”的標準應(yīng)該是在治理國家，維護社稷方面剛毅果決，為天下長久考慮，即使和皇帝吵翻散伙也在所不計，不會計較個人得失，投緣則留，不投緣則去。

事實卻是，大多數(shù)官員左顧右盼，生怕發(fā)議論惹眾怒丟掉官位，不如貌顯敦厚事事退讓，靜觀不語，才能安坐無患，又可輕得廉退不爭的美名。清朝被稱為“賢人”的人物多屬此類。有人感嘆，當他們峨冠博帶從容踱步于宮廷之內(nèi)，真是儀態(tài)雍容萬方，內(nèi)心深不可測。故時人評價當時士風說：“世無其本而冒其位，安其樂而避其患”。在此種風氣之下，爭論之風自然止息無聞。士人的品度是社會風氣的一種風向標，由此可窺見清人的整體風貌。

晚清民國時期，西風已漸漸侵入國人肌體深處，功利思想流行無忌，越來越不受儒術(shù)枷鎖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變化。近人多把國人功利優(yōu)先思想的勃興歸入到西方進化論中優(yōu)勝劣汰觀念的影響，實則中國先秦墨、法、縱橫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論，只不過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觀念壓抑得太苦，無法抬起頭來。功利追求者必須偽飾成儒家才有合法性。西方天演競爭理論的輸入，明目張膽地鼓吹功利至上原則，恰可接榫于古代功利觀，擺脫儒術(shù)束縛猶如打開潘多拉的魔盒，放魔鬼橫行于世，遂使文人“品度”風格大變。

晚清面對西方勢力的反復(fù)蹂躪，無法從容應(yīng)對，歷代“品度”中的“清議”一項自然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如道咸以來，“清議”漸漸成為抗拒西方群體議論的代名詞，只要批評西方的器技之學就容易獲得“清名”贊譽，就猶如古人“氣節(jié)”附體，頓時激揚亢奮起來。甚至以是否反對“洋務(wù)”為清流濁流之分，如吳汝綸就說過：“近來世議，以罵洋務(wù)為清流，以辦洋務(wù)為濁流”，清流黨陣營內(nèi)的辜鴻銘曾經(jīng)指出不滿意李鴻章的理由是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出于行政，但論功利，不論氣節(jié)，但論材能，不論人品。看上去和過去討論“品度”的詞語很像，只是內(nèi)容更顯新潮罷了。這段歷史的連續(xù)無常和對現(xiàn)世的影響，至今想起仍常令人唏噓感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