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王雋/文 伊朗投射在普通中國人心里，是怎樣的形象？

全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國、美國強硬的“敵人”、擁有古老波斯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及女性必須蒙著黑紗？或者，更多一些，男人們會記得它曾是西亞勁旅，90年代中國男足的終結(jié)者，有一個留著胡子的球星，叫阿里·戴伊。

終日出現(xiàn)在中國新聞中的“國際政治”版塊，糾結(jié)在復雜的危機中，你沒有機會了解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他們的居所、餐桌、與親人相處的細枝末節(jié)、工作的煩惱、婚姻的成本……伊朗人被簡化成了由宗教、歷史、語言、習俗構(gòu)成的符號式的形象，而非具體的、鮮活的形象。

但是細想下，我們是“認識”一些伊朗人的。《小鞋子》里穿著大球鞋嘟著嘴的妹妹和善良的小哥哥；《白氣球》里想買一條長著四條鰭的金魚的小姑娘；《我在伊朗長大》里童年時期喜歡聞外婆身上茉莉花香氣偷偷買搖滾樂打口碟的“我”（當然，伊朗政府認為這部法國拍攝的動畫電影完全違背了伊朗的現(xiàn)狀）；《櫻桃的滋味》中在櫻桃樹下挖好了坑，四處尋找自殺后為自己收尸的人的中年人巴迪……還有獲得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為全世界熟悉的《一次別離》中的伊朗的“克萊默夫婦”納德與西敏。

11月16日，《一次別離》在中國大陸地區(qū)上映。即便排片稀少，首日只有188場，宣傳幾乎沒有聲響，票房不佳，叫好不叫座等等負面的情況已經(jīng)是事實了，但依然要感謝有魄力的發(fā)行方，做了這趟明擺著賠錢的買賣，讓中國觀眾有機會在大銀幕上，看見真切的伊朗。

此前信息不通暢，許多人都將伊朗與朝鮮相提并論，殊不知伊朗亦有選舉，有反對黨，三權(quán)分立，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巨大的貧富差距，中產(chǎn)階級亦在移民與否中焦慮、產(chǎn)生分歧，學校的教條式教育令家長憂心，貧窮的人們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宗教讓他們獲得寧靜或者帶來更大的內(nèi)心動蕩，階層與階層之間溝通乏力——除了宗教，它的一切我們都熟悉，很多東西在當下中國社會也有共鳴。上述種種，在《一次別離》中多少都有體現(xiàn)。

故事聽起來簡單。納德與西敏要離婚，原因是西敏想移民，而納德的父親患有阿茲海默綜合癥，納德拒絕離開。西敏回了娘家，納德只好請了一個護工瑞茨來照顧父親。瑞茨的丈夫丟了工作，她懷著孕，帶著女兒，還偷偷出來干活。一天瑞茨悄悄外出，納德回家看見父親暈倒在地，雙手被綁在床沿上，且抽屜里的錢不見了，憤怒中將歸來的瑞茨推出門外。瑞茨回家后流產(chǎn)，兩個家庭對簿公堂，納德被控謀殺未出生的嬰兒，瑞茨被控傷害老人。而整件事中，沒有一個人完全誠實。

在矛盾還未發(fā)生時，一些生活的細節(jié)即在電影里展開。

納德和西敏是中產(chǎn)階級，有車有房，給11歲的女兒特梅請了家庭教師。納德是一個恪守原則的人，他在輔導女兒功課時，有一個波斯語的詞學校老師教錯了，女兒就按錯的念，納德嚴肅地讓她更正，他說，即便是考試被扣分也要按正確的來。

納德的父親，一個年邁的阿茲海默綜合癥患者，在一些影評人的眼里幾乎是明喻，“父親”是年邁的祖國，納德不愿離去，而西敏卻想帶著孩子（意指未來）前往更好的世界。在劇中，顯然西敏的經(jīng)濟條件要更好一些，她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獨立女性。雖然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報道中，伊朗政府推出了限制女性受教育的政策，一些重點課程禁止女生學習，包括英國文學、翻譯、計算機等，但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依然是一路上升。因為離婚率激增，社會“被迫”接受單身女性獨立生活的現(xiàn)狀，雖然大部分房東依然不肯租房給她們，這也許是西敏回到娘家居住的原因。不像“刻板印象”中的伊朗女性那樣在家庭和社會中沒有發(fā)言權(quán)，西敏在與納德的交鋒中，幾乎沒有示弱過。

護工瑞茨與西敏完全不同，她身上有新聞里伊朗女性的影子，但電影里的瑞茨要豐富得多。住在郊區(qū)的她是個虔誠的教徒，眼神里永遠帶著疲憊，去納德家做工要搭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她一直披著黑紗，進了家門才把外面一層黑紗脫掉。第一天納德的父親小便失禁，弄臟衣褲，她見老人難過，糾結(jié)半天后掏出電話簿，找了個相當于宗教規(guī)范咨詢處之類的電話打過去，詢問可不可以給老人洗澡、換衣褲，是不是罪過。在得到允許后，才如釋重負。瑞茨要求加工錢，納德斷然拒絕——中產(chǎn)階級在生活中擁有的話語權(quán)隨后也延續(xù)到了法庭里。

雙方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行為辯論時，表面上是兩個家庭的糾紛，卻抽絲剝繭地表現(xiàn)了伊朗社會高低階層的行為差異與被社會接受度的差異、人是不是只能做到有利于自己的誠實、執(zhí)拗到底還是適當妥協(xié)以及宗教、傳統(tǒng)道德與現(xiàn)代社會的普世價值之間，哪一個才是標準。

有趣的是，即便是處于一個時時發(fā)生宏大事件的國家里，伊朗導演們也一直擯棄宏大敘事的方式，大道理與大歷史皆由普通人完成，故事皆在生活的間隙里鋪成，在影像風格上也是簡潔、質(zhì)樸，成本只有30萬美元的《一次別離》，手持風格的影像絲毫沒打折扣，在構(gòu)圖、光線與色調(diào)上，依然相當講究。

透過《一次別離》，亦可了解伊朗電影人的工作現(xiàn)狀。

影片剛開始時，西敏陳述帶女兒出國的理由時說：“我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成長。”法官問：“怎樣的環(huán)境？”西敏沒有回答。阿斯哈·法哈蒂用這種無言的方式避開審查：“在它（電影審查）的監(jiān)控下，我們要尋找另一種途徑來表達自己。”

伊朗的審查不會比中國弱。程序上也類似，先審查劇本，合格后發(fā)開機許可證；審查成片，沒有通過的，或修改或斃掉，改到合格再發(fā)上映許可證。不同的是，“伊朗電影由政府部門分級，A級可以在國家電視臺宣傳，并排到好的時間和更多的場次，以此類推，被定為C級的沒有市場也是預料之中的。”（摘自阿里·穆罕瑪?shù)滤度蚧瘜σ晾孰娪暗挠绊憽芬晃模?mdash;—但在伊朗國內(nèi)，大多數(shù)上映的電影也是商業(yè)電影，亦有大量垃圾片，而在海外獲獎的電影時常被國內(nèi)封殺，去年著名導演賈法·帕納西被判刑6年，20年不得參與電影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伊朗，不得接受媒體采訪——審查的嚴苛程度可見一斑。

影評人木衛(wèi)二說：“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導演都責備體制，責怪審查，他們認為沒有好的創(chuàng)作，原因是出在這些地方。透過伊朗的成功，中國導演確實不能再撒嬌了。他們眼中的電影藝術(shù)，事實上已經(jīng)被商業(yè)票房所取代，他們更喜歡把電影的好壞與票房的高低掛鉤，至于所謂的誠意和良心，那只是一種明晃晃的借口。《一次別離》有沒有人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這塊土壤產(chǎn)生不了《一次別離》。中國導演好像活在了溫室當中，完全不知道周圍的變化，不知道生活的力量所在。”

木衛(wèi)二所說的“伊朗的成功”，是據(jù)一些電影網(wǎng)站的統(tǒng)計，在近25年內(nèi)，伊朗電影獲得過300多個國際獎項，其中不乏含金量頗高的國際A類電影節(jié)大獎，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馬克馬爾巴夫、賈法·帕納西、馬吉德．馬吉迪以及《一次別離》導演阿斯哈·法哈蒂都是在西方電影世界獲得認可的伊朗導演。

即便是在審查情態(tài)更加嚴峻的二十年前，伊朗人也有對策。兒童電影成了當時唯一的出口——透過兒童故事折射大人世界，卻誤打誤撞將兒童題材電影推向國際，成為經(jīng)典。也許伊朗電影的狀態(tài)要比我們從表象上看復雜得多，但其中也必然有值得借鑒的部分，尤其所有的中國電影人生活在如此大裂變的時代，新鮮質(zhì)樸接地氣的素材遍地皆是，只怕是要先放下那一顆掙錢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