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羅四鸰

“吸一口五月的余風(fēng)，我幡然醒悟，沒有哪個時代像現(xiàn)在這樣墮落。林鶇鳥是哲學(xué)家，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還要現(xiàn)代。哲學(xué)家現(xiàn)在都成了教條，而林鶇鳥卻在傳播著當(dāng)下的教義。”1840年7月27日，被同時代的小說家霍桑認為“帶著原始天性有些鄉(xiāng)村野氣”的梭羅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此時，23歲的他從哈佛大學(xué)畢業(yè)三年了，與他的哥哥在家鄉(xiāng)康科德小鎮(zhèn)辦了一所學(xué)校，教授大自然。直到五年后，他才向《小婦人》的作者奧爾科特借了一把斧頭，花了28塊1毛2分5在愛默生的樹林里，瓦爾登湖旁建了一個小木屋，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聆聽大自然的教義。

放假了，欲學(xué)梭羅吸一口五月的余風(fēng)游瓦爾登湖尋林鶇鳥，突然自問，梭羅是誰？顯然，最權(quán)威的答案莫過于他的精神導(dǎo)師兼好朋友愛默生在1862年其葬禮上所念的那篇悼詞。后來，愛默生將悼詞擴充，發(fā)表在當(dāng)年8月的《大西洋月刊》上；之后，又作為序言出現(xiàn)在梭羅身后重印的書《遠足》中。在1906年的二十卷“沃爾登版全集”中，愛默生的這篇《梭羅》為全集序言，而這套全集被認為是梭羅作品的標(biāo)準文本。在悼詞中，愛默生寫道：“從來沒有一個人比梭羅更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然而，在這篇有些混亂乃至有些狹隘的文章中，愛默生卻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只是描繪了一個有些稀奇古怪不合時宜的梭羅。甚至在葬禮上，奧爾科特便認為這篇悼文“不合時宜”。在《梭羅日記》中譯本序言中，今人趙白生倒是給愛默生總結(jié)了一段理由：“他君子不器；他從未娶妻；他孑然一身；他從不上教堂；他從不去投票；他拒絕向政府納稅；他不吃肉，不喝酒，從不沾染煙草；盡管他是自然家，卻不用圈套，也不用槍支。”因此，“梭羅是一位無欲無為無牽無掛的自由人。自由，難道不是美國所標(biāo)榜的最高價值嗎?”所以，趙白生認為，愛默生雖不真正了解梭羅，卻不幸言中：“真正的美國人，非梭羅莫屬。”

愛默生確實不了解梭羅，此言不虛。他們之間的友誼在當(dāng)時就幾乎達到公開破裂的程度，兩人都有文字表示對對方的不滿。拋開私人恩怨不說，即便兩人在友誼蜜月期，愛默生也難以理解梭羅的“隱居”：“從鎮(zhèn)子到林間第一步是很誘人的，但目的地是匱乏和瘋狂”，“寂寞地研究自然是在悲慘地浪費他的天才”，他甚至很不客氣地批評梭羅沒有抱負，“不能成為整個美國的管理者，不能締造霸權(quán)并在締造霸權(quán)之后有所作為”。因此，對他來說，“與其讓我挽起梭羅的胳膊，還不如讓我去挽一根榆樹枝。”然而，將愛默生的《論自然》作為畢業(yè)禮物送同學(xué)的梭羅依然我行我素，在康科德的樹林和田野里中游蕩，浪費他的天才和哈佛教育，甚至大言不慚：“我的四處閑逛并非沒有理由。”“逍遙是一門了不得的藝術(shù)”。

梭羅有什么理由四處閑逛呢？僅僅是自由嗎？一位哲人曾說：“人生的目的在于確立絕對的幸福。”

公元前335年，49歲的亞里士多德在雅典辦了一所呂克昂的學(xué)校，每天和學(xué)生在樹林子里閑逛閑聊，是為逍遙學(xué)派，也即后來的講義集《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之出處，其中聊得最多的一個話題便是幸福。什么是幸福呢？亞里士多德說，幸福就是至善。而什么是至善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的行為無外乎有兩種目的，一種外在善，如許多人鍛煉身體并不是享受運動而是為了健康，而健康的身體可以更好地工作等，這些就是外在善；另一種是內(nèi)在善，如許多人鍛煉身體的目的就是鍛煉，鍛煉就是終極目的，再無他求。當(dāng)然，或許更多的人是兩種善都有，既享受鍛煉也為了健康。那么人世間有沒有一種東西，其內(nèi)在善被所有人認可，即至善的存在呢？亞里士多德說，有。這就是幸福，并指出其兩個特征：完滿和自足，即幸福本身無他求，也不需要外在價值來肯定。由此觀之，與其說梭羅是自由的，不如說梭羅是幸福的。因為他所做的每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都滿足于其內(nèi)在善，遵從自己內(nèi)心的法則而不是外在的“規(guī)則”。或許，這就是他和愛默生最大的不同：愛默生僅止于理論，而梭羅不僅相信自己心中的理論而且努力親身實踐。亞里士多德的幸福在他那里不僅僅是書本上的教條，更是生活本身。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梭羅何以同時寫出《瓦爾登湖》與《論公民的不服從》。因為，亞里士多德指出，這種幸福只存在“沉思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中。

1946年的一個夏日傍晚，隱居瓦爾登湖畔的梭羅，步出樹林返回小鎮(zhèn)取修補的皮靴，卻因反對蓄奴制而拒付人頭稅被捕了，為此做了一夜監(jiān)獄。出獄后，他寫下《論公民的不服從》：公民有不服從惡法的義務(wù)。在《瓦爾登湖》結(jié)束語中，梭羅講了法國公爵米拉波的故事。據(jù)說米拉波為了測驗一下，正式違抗社會最神圣的法律到底需要多大的決心而做了一次剪徑行為。為此，梭羅稱他為男子漢。因為“一個比較清醒的人將發(fā)現(xiàn)自己‘正式違抗’所謂‘社會最神圣的法律’的次數(shù)太多了，是因為他服從一些更加神圣的法律。”最后，遵從內(nèi)心的法則的梭羅寫到：“我離開樹林和我進入樹林一樣理由充分。”

 在越戰(zhàn)期間，有一位美國男子，每天晚上都要點一根蠟燭，站在白宮前表示自己的反戰(zhàn)立場。一個雨夜，他依然如此。有人對他說：你真以為你一個人拿一個蠟燭站在這里可以改變政府的政策嗎？他回答：我這樣做不是想改變這個政府，而是不想讓這個政府改變我。

 在我看來，這就是真正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