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奇跡》

                                                (美）凱瑟琳·德林克·鮑恩/著

                                                          鄭明萱/譯

                                                         新星出版社

       朱天元、劉為/整理

《民主的奇跡》與《論美國的民主》、《民主的歷程》并稱美國民主三大杰作。與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和布爾斯廷《民主的歷程》這兩部學術著作不 同，《民主的奇跡》是一部美國制憲會議實錄。1787年美國費城，一場原本只為修訂舊條例而召開的聯(lián)邦大會，55位代表，平均年齡不到43歲，來自12個 立場各異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激辯四個多月，在幾近絕望的氣氛里，締造出不朽的政治文獻——美國憲法。

　　凱瑟琳·德林克·鮑恩曾說：“我說出真相，沒有我愿能說出的那么多，但跟我敢于說出的一樣多。當我年歲漸長，我就敢說出更多一點。”書 中，1787年前后的美國：內憂外患，危機重重，地方強而中央弱，大小州、南北州、工農州之間紛爭不絕……要在此局面中制出一部通行于這片廣袤土地的憲 法，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任務。這任務落在55位齊聚美國費城的會議代表頭上，他們激辯整個夏天，有人出言威脅，有人離場抗議，連當中意志最堅定的人都心生絕 望。鮑恩還原充滿火藥味的會議現(xiàn)場，不避陰暗面，讓讀者見證一部當時聞所未聞的憲法如何在最大限度的激辯和妥協(xié)中誕生。

　　“奇跡”未必可復制，但背后的成功因素及精神內蘊，則給人以啟示。以“民主的奇跡”為主題，由劉蘇里主持，劉瑜、張千帆為嘉賓的新書沙龍最近在北京舉行，以下為兩位嘉賓在沙龍上的觀點摘要：　

　　民主的奇跡

　　劉瑜：美國是歷史上第一個進行現(xiàn)代的代議民主制試驗的國家。因為轉型的過程中有很多腥風血雨，哪怕是今天的民主轉型，很多國家仍舊在轉的過程中 翻船。中國從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開始，就一直在轉。兩百多年前的美國能夠轉型成功，這是奇跡。同時期的法國大革命也是企圖走向共和，而且法國的啟蒙精神、 啟蒙文化和意識也是非常強大的，但是它沒有轉成功，最后轉成民眾的暴政。所以這本書叫《民主的奇跡》。

　　張千帆：書的原名直譯應該是“費城奇跡”。“民主的奇跡”這樣的書名在當下中國出版，本身也挺奇跡的。在我們國家，“民主的困惑”、“民主的困境”諸如此類的書名會比較好出。美國民主是不是奇跡？原書的書名為什么不是費城奇跡，而是民主的奇跡？在費城到底干了什么？我們說費城立憲，制定新憲法， 但是制定這部新憲法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促進民主？我說它是順應民主，因為美國立憲者看到民主是不可逆的大潮，就不阻擋這個潮流了。用今天的話說，是為了 保護既得利益。美國立憲者，都是精英、有錢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們希望通過制定憲法，給新生的民主立個規(guī)矩。我相信美國民主不成立聯(lián)邦 也可以如火如荼推進下去，不制定憲法也可以發(fā)展下去。但他們很恐懼，怕地方勢力掌權以后，搞“多數(shù)人暴政”。當時各州普遍的做法是廢除債務，議會通過立法 宣布，以前的欠債一筆勾銷，這也正是這些大財主、大富豪害怕的事，因此他們通過憲法明確禁止這么做。三年后，通過憲法保障人權、自由、財產(chǎn)，這是他們的目 的。美國的立憲經(jīng)驗和別的國家出發(fā)點不一樣。中國想學美國，學不了，相差太大。但美國經(jīng)驗也要學，學什么？我覺得首先是這句話：既得利益者如何理性保護自 己的既得利益。美國的既得利益者通過制定一部憲法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是不是一個奇跡？今天有哪個富二代、官二代想過通過立憲或者落實憲法保護自己的 既得利益？費城會議的127天，體現(xiàn)了美國立憲者的素質，這是我們應該學、必須學，可能也學不到的。

　　劉瑜：確實有一部分人認為，獨立戰(zhàn)爭是場革命的話，立憲會議本質是反革命。因為獨立戰(zhàn)爭釋放了民間的能量、社會的能量、自治的能量，立憲會議把 這種能量給重新往回收一點。而法國革命、中國革命都是放開了卻收不回來，立憲會議的確有所謂反革命的一面，就是建立秩序，建立制度，抵制多數(shù)暴政。但如果 說這只是一場利益集團保衛(wèi)自己利益的會議也有爭議，這個會議之所以能開下來，是因為他們在斗爭激烈的同時，分享了很大一部分共識。這個共識首先是保衛(wèi)權 利，這是他們共同的理念。為什么《人權法案》是到兩、三年之后才通過，而不是在立憲會議中提出來，并不是因為有人反對保護人權，而是因為對所有的參與者來 說，人權是如此的不言自明，我們不需要重新把它列舉出來。書里面有一節(jié)講麥迪遜，還有很多聯(lián)邦黨人說，為什么我們還要列舉人權，難道我們要列舉想吃什么的 權利嗎？難道要列舉周末去哪玩的權利嗎？這些不都是像陽光、空氣、水一樣不言自明的嗎？

　　他們除了保護權利的理念，還有分權的理念。和分權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寬容、妥協(xié)精神，因為權利是要大家分享的，當我們遇到?jīng)_突和矛盾的時候，我們可 以妥協(xié)，妥協(xié)并不意味著投降。在中國，大家也有一種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槍桿子里出政權”。這個話雖然是共產(chǎn)黨說的，但是從袁世凱到孫中山、蔣介石都信奉 這一條，然后會議開不下去就要用槍桿子解決。

　　張千帆：事后看來，美國立憲在制度建設方面確實是一個奇跡，這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它的模式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以前只有理論上的設想，等于是美國立憲者自己繪圖，自己去做，非常認真地去實施一種人類理性設計的制度。　

　　民主是妥協(xié)　

　　劉瑜：我非常困惑，如果今日中國錯過妥協(xié)時機會不會演化成激烈的暴力沖突，因為中國是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習慣。講到西方的妥協(xié)傳統(tǒng)，它很大程度是 打出來的，像英國的國王和貴族，打了幾百年，最后打的筋疲力盡，誰也不能完全制服誰，才來講光榮革命。我們今天講光榮革命是和平的、理性的，幾乎不流血的 革命，那是因為前面流了很多血，英國內戰(zhàn)死了大概十來萬人，按照當時的人口比例是非常驚人的，他們最后的妥協(xié)，也是因為筋疲力盡打不下去，發(fā)現(xiàn)這樣下去解 決不了問題，咱們都各讓一步，接受分權制衡的憲政安排。妥協(xié)的一個背景是勢力上的勢均力敵。這也是為什么今天和文革相比，實現(xiàn)妥協(xié)的可能性更大，是因為國 家和社會的力量對比更接近了，當力量對比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出現(xiàn)一個契機，妥協(xié)也就有了可能。

　　妥協(xié)還和社會共識聯(lián)系在一起，假如社會太撕裂，制憲會議中不是大州和小州較量，不是聯(lián)邦黨人和反聯(lián)邦黨人較量，而是保皇派和民主派較量的話，有 可能他們妥協(xié)不到一塊去，因為觀念的兩極化太嚴重，這也是中國的情況，一方面是掌握權力的人絲毫沒有放棄權力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社會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在 微博上，民間對一些體制內的力量及代表人物，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極端的不耐煩和痛罵，也是兩極化的一個表現(xiàn)。

　　張千帆：一個社會要妥協(xié)的話，必須存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包括幾大階層和幾個利益集團的均勢，如果沒有這個很難妥協(xié)。我也不同意這種均勢必須通過 打出來，中國打仗打了幾千年，也沒有打一個妥協(xié)出來。美國憲政對我們來說，最大的一個奇跡當然就是它能夠無中生有，從原先沒有一個國家，通過憲法造出一個 國家，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它是隨時可以放棄的。如果談崩了，那就沒有一個國家，這對他們來說無所謂。它對我們顯示的是如何通過正當?shù)耐讌f(xié)方式去建造一個可 持續(xù)的、穩(wěn)定的國家，而不是事先設定一個大一統(tǒng)。中國有一些誰都不能質疑的前提，如果你去質疑，那就是分裂國家，我就可以動用國家機器來整你。這種思維模 式之下，流血會永遠繼續(xù)下去。　　

　　美國民主可以借鑒嗎？　

　　劉瑜：有些東西是可借鑒的，有些東西借鑒不了，比如社會結構，你不可能照搬它的社會結構，它的文化、歷史也不可能照搬過來，但是我覺得至少在制 度設計上還是有借鑒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去看制憲會議的爭論，有好幾條線索，最重要的一個爭論就是愛國主義和愛州主義之間的張力。我們中國人會講愛國主義是 天經(jīng)地義的名詞，但實際上愛國主義的概念和它背后的價值觀是人為塑造出來的，為什么是愛國主義，而不是愛省主義，不是愛縣主義，不是愛鄉(xiāng)主義，為什么一定 要把政治認同放在國家層面上？美國在制憲的階段，愛國主義就不是占有先天道德優(yōu)勢的話語，最后爭論下來，找到了集權和自治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是通過很多 制度設計來實現(xiàn)的，這些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鑒的。

　　講到中國模式的擴散，不用說對美國的沖擊，對歐洲、對發(fā)達國家的沖擊，哪怕它想沖擊發(fā)展中國家都很困難，雖然有一些小國、窮國，為了拿到中國的 投資，會跟中國政府表示友好，但即使在贊比亞這樣的小國，也發(fā)生過好幾起當?shù)毓と藳_擊中國企業(yè)的事件，而且贊比亞執(zhí)政黨在某種意義上是通過反華的口號和政 策當選的。雖然這些國家可能出于策略性考慮來跟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但中國未必能夠沖擊他們根本的制度和民間的觀念。

　　張千帆：我們這種發(fā)展模式，很可能最后害的還是我們自己，害不到別人，也沒有能力害別人。這種模式是以一種不對國內人民負責的方式做事。如果把 一個國家看成有機體，一個自由的國家，它的各個部分都能協(xié)調的很好，有哪個部分協(xié)調的不好，馬上就會發(fā)出信號去解決問題，就跟人體一樣，胃痛了就去解決胃 痛的問題。我們需要借鑒美國的地方很多，首先是這種立憲模式。這種立憲模式是一種真正的實用主義，你要尊重個人，每個人都有自由的表達空間，這樣形成的一 個共同體是真正的共同體。

　　中國現(xiàn)在國際環(huán)境比美國立憲時的國際環(huán)境要優(yōu)越得多，因為那時國際政治是完全的專制橫行，也沒有聯(lián)合國協(xié)調，同時美國還面臨著戰(zhàn)爭。現(xiàn)在中國的 國際環(huán)境一片大好，所有強大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國家。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對內要對國民有一個基本交待，一般情況下不會主動發(fā)動戰(zhàn)爭，除非專制國家觸動它的利 益。中國的條件也不是特別好，那么多人口，也不是很大的一片地，這個地有很多還是用不上的戈壁灘，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那么強大，現(xiàn)在有誰要這個地？如果說 中國和別的國家之間關系搞糟了，恐怕至少一半以上的責任在中國自己，有什么理由中國不繼續(xù)執(zhí)行以前的韜光養(yǎng)晦政策，首先把自己的內政搞好呢。

　　劉瑜：如果一定要進行國際環(huán)境比較的話，今天中國政治轉型的國際環(huán)境比美國當時要好。我們經(jīng)常拿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比，法國大革命為什么失 敗？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法國是大陸國家，它周圍有很多鄰國。當時法國要搞共和，英國、普魯士、俄羅斯都看不慣，他們組成反 法同盟攻打法國，使得法國的政治主題從啟蒙走向了救亡，而政治主題從啟蒙走向救亡的時候，民族主義情緒成了新的專制基礎。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世界主流大國 都是民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政治轉型的話，單從功利的角度來說，它也會降低中國和外國交往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