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討論資本主義的享樂主義文化時，會想起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關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討論；在討論未來社會的類型、服務性行業(yè)時，也會想起貝爾的“后工業(yè)社會”這一流行頗為廣泛的概念；在討論“左”與“右”的派系斗爭時，又會想起貝爾所謂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論。 

但很奇怪的是，貝爾作為頗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分析大師，其理論和學術貢獻卻在專業(yè)學科教材內(nèi)鮮有系統(tǒng)的總結和討論，人們似乎只是偶爾想起有那么一個喜歡提出各種宏大概念的作者。在著名的喬納森·特納的《現(xiàn)代西方社會理論》，以及吉登斯的《社會學》中，丹尼爾·貝爾甚至都沒有被正式提起，而在波普諾的《社會學》、馬爾科姆·沃特斯的《現(xiàn)代社會學理論》和布萊恩·特納的《社會理論指南》中也只是稍微涉及貝爾的文化批評。 

2011年1月25日，貝爾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家中去世，享年91歲。人們提起這位逝去的大師時把他稱為“‘后工業(yè)社會’的提出者”。的確，在眾多的社會學理論派系里面，貝爾很難被歸類，他既不是結構功能論者，也不屬于社會學沖突學派，更與所謂的社會學互動論無關，人們只是把他稱為“批判的社會學家”。對于涂爾干以降，到帕森斯的功能論，貝爾頗多非議，他強調(diào)這個世界沒有因為分工而增強社會的團結，反而因為分工的細化導致了“角色”和個人的分離，造成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 

但是他也不屬于馬克思以降，到馬爾庫塞代表的沖突理論，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墮落和感官文化并非單純是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在作祟，而是和資本主義的文化根源有關，而且他強調(diào)文化對于經(jīng)濟社會結構的反作用。不過這種“反作用”也沒有讓他成為類似布迪厄和吉登斯那種“行動與結構的互構論”，他強調(diào)的文化潮流和人性異化的欲望力量對于個人的無情裹挾。而貝爾對自己的定位也頗為曖昧且多屬價值立場而無關學術：經(jīng)濟學領域內(nèi)的社會主義者，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者，文化領域的保守主義者。另外，或許是貝爾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jīng)歷，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術氣氛的影響，貝爾的理論和知識體系頗為龐雜，而他從來也沒有局限于任何一個狹隘的學科之內(nèi)，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未來學、文藝理論、文學、文化批評，經(jīng)濟學等等都是他的理論來源。 

《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作為貝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出版于1976年，這一年，貝爾已經(jīng)因為1960年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和1973年的《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聲名鵲起，早在1972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就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響最大的學者之首。所以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我們能發(fā)現(xiàn)一個充滿自信且雄心勃勃的學者，他試圖與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帕森斯等等最優(yōu)秀的社會學大師對話，并試圖打破令人窒息的學科壁壘，恢復19世紀那些思想巨人們宏大的理論氣魄。正如趙一凡在中文譯本的緒言中所言：“貝爾卻以他學術思想上罕見的組合優(yōu)勢，力圖恢復馬克思和韋伯時代的社會學的崇高地位，建立有關發(fā)達資本主義綜合研究的新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挑戰(zhàn)姿態(tài)。” 

在資本主義的批評史中，馬克思以揭露資本主義經(jīng)濟結構矛盾而著稱，韋伯以揭露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而著稱。所以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揭露的現(xiàn)代世界“享樂主義”文化鄙陋更像是對韋伯的資本主義禁欲主義精神的反駁。但其實不然，貝爾的理論更像是一個對于馬克思物質決定論的回應，并把馬克思論述邏輯運用于文化研究之中，如果說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結構中隱藏的必然爆發(fā)的經(jīng)濟矛盾，那貝爾揭示的就是資本主義掩藏的必然爆發(fā)的文化矛盾。他運用的批判工具既包括康德和韋伯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也有新保守主義對于自由主義文化困境的中和。而他提出的“公共家庭”卻是以熊彼得對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設想的改造為基礎的。不過貝爾的研究方法確實是典型的韋伯式的“理想類型”研究，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把社會分解成經(jīng)濟-技術，政治與文化三個體系，并認為三個體系都有獨特的模式，在現(xiàn)代社會中又遵循各自的“軸心原則”。大致說來就是，經(jīng)濟-技術體系遵循效益原則，以最少的成本換回最大的收益；政治系統(tǒng)遵循平等原則；而文化系統(tǒng)遵循的是自我欲求的擴張原則。 

貝爾也像韋伯一樣熱衷于文化背后的“意義”和文化行為背后的動機分析。當然貝爾的文化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而是指的卡西爾所謂的“表現(xiàn)的象征主義”，即“繪畫、詩歌、小說或由祈禱、禮拜和儀式所表現(xiàn)的宗教含義，這些都試圖以想象形式去開挖并表達人類生存的意義”。所謂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指的就是文化系統(tǒng)的自我擴張與經(jīng)濟技術結構中的謹慎和工具理性積累原則之間的矛盾；政治官僚機構必然的等級分層與平等原則之間的矛盾；自我完滿與現(xiàn)代分工的角色異化之間的矛盾。 

貝爾揭示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就潛藏于資本主義兩大宗教基礎之上，這一點貝爾借用了桑巴特關于猶太教作為資本主義倫理基礎的判斷以補充韋伯關于新教倫理的觀點。按照貝爾的理解，資本主義兩大倫理基礎就一直處于矛盾之中，在整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中，強調(diào)享樂的、放縱的、感官的文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于建立在新教倫理基礎之上的經(jīng)濟社會結構的攻擊。 

而在20世紀的60年代，貝爾認為這種矛盾已經(jīng)被徹底激發(fā)出來，最起碼是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60年代的文化具有一種新的，也許是特殊的歷史蘊含，它既是終結，又是開端”。但是貝爾沒有交代為何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和緊張關系直到60年代才徹底的爆發(fā)并趨于消失，它仿佛只是黑格爾辨證邏輯的自然展開。貝爾細致地描述了60年代的文化情緒及其背后的意義，尤其是作為表現(xiàn)形式的“現(xiàn)代主義”。60年代的美國，當藝術的形式蓋過內(nèi)容時，真正的藝術消失了；當個人的感官成為標準時，似乎每個人都是天才；在自我與世界的距離消失之后，連張揚的自我也消失了；飄忽不定而暴力的情緒成為我們的新崇拜，甚至我們崇拜的就是飄忽不定和暴力本身。所以貝爾擔心的似乎不是“矛盾”本身，恰恰相反，他擔心的是矛盾的消失，擔心涂爾干神圣和世俗的區(qū)分的“距離的消失”，“我們能夠（是否應該）重建起區(qū)分神圣與褻瀆的體系嗎？”。 

這種文化的矛盾擴展至政治領域的表現(xiàn)，就是政治的合法性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和抱怨，官僚組織的效率原則無法提供價值上的判斷，政治中關于平等的承諾也無法在不斷膨脹的自我欲求文化中得到滿足。貝爾對于政治的討論比較瑣碎，黑人問題、世界經(jīng)濟、知識分子的異化、越南戰(zhàn)爭、私人暴力、青年人的異化、后工業(yè)社會等等都在他的討論范圍之內(nèi)，并熱衷于對未來社會的預見和論述。在最后一章中，貝爾討論了他的“公共家庭”和“財政社會學”的設想。在貝爾的設想中，所謂的公共家庭結合了市場經(jīng)濟和家庭經(jīng)濟的特點，“是滿足公共需要和欲望的媒介，與個人的需求是背道而馳的”。 

貝爾主張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財政社會學”，主張經(jīng)濟的再分配，并認為它不僅要提供資本的積累，也要滿足政治合法化的需求。當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增長變成威廉·詹姆斯所謂的“道德性替身時”，卻沒有人愿意為經(jīng)濟增長相伴而來的通貨膨脹負責。而個人的欲求又在文化自我的影響下不斷膨脹，人們開始不再信仰政府的所作所為。在貝爾看來，如果不想求助于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此一矛盾，“公共家庭”就是唯一的出路。它一方面限制個人的欲求，一方面也滿足個人的自由。 

很難給貝爾的理論給出一個概括性的評價，就像他給自己的價值定位那樣，顯得頗為多情而曖昧，現(xiàn)實的描述與未來的預測相互交雜在一起，價值判斷與經(jīng)驗研究也并非那么清晰。他想用簡單的理想類型來理解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但同時又不想錯過借鑒任何一個有創(chuàng)意的理論見解。盡管如此，他對于資本主義現(xiàn)代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他對現(xiàn)代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行為的意義解讀和動機分析，還是常常讓人想起韋伯對于資本主義的天才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