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的緣分

這要回溯到1968年，那時，我在巴黎剛開始研讀經典哲學，如火如荼的“五月風暴”將我從象牙塔中吹了出來，令我對社會政治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越南戰(zhàn)爭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更將我的注意力引向遠東地區(qū)，而后者則激發(fā)了我對中國的無比好奇。由于本人無法接受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因此就從來沒有萌生過加入法國毛派學生組織的念頭。然而這并不影響我認識中國的強烈愿望。因為我對中國哲學也感興趣，因此，決定在修讀哲學的同時，開始學習漢語。 

正是在那個時候，中國東北地區(qū)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開鑼登場。三個月后，毛主席就發(fā)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展開這場運動。可以說我的中文學習和知青運動是同一時間開始的，這不就是一種緣分嗎？ 

七十年代初，我去了香港半工半讀，一邊教法文，一邊學中文。過了幾年，很偶然地認識了一批從廣東偷渡出來的知青，他們讓我切實地了解到下鄉(xiāng)運動的真相。他們敘述在農村的經歷讓我看到另一個世界，使我激動萬分。另一方面，我覺得，盡管我們之間有各種阻隔，然而我們能找到一個共同的語言，因為我們都是屬于同一世代，這一世代深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決心改變世界，卻又對前輩們在這方面的作為開始產生深度的懷疑。 

開始“知青”研究 

后來，因為覺得中國知青的這種經歷很有特殊意義，就和兩個法國朋友一起做系統(tǒng)的集體采訪，跟中國朋友合作把采訪紀錄編輯成一本法文書，書名是 ? 20歲在中國農村 ?。那應該是第一本用法文介紹這場運動的書籍，讀者反映很好。在編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決定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當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因此采訪了更多的人（在香港和大陸），也閱讀了很多中國官方的材料，包括有關60-70年代(特別是就業(yè)與人口遷移方面)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和學術文章。當然也參考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 

那個年代，在中國國內沒有大量的回憶錄，也沒有學術性的研究，但是我利用了另一種有價值的資料，就是知青文學。80年代初，這些作品很多(我自己看了差不多100篇)，也很受歡迎，因為是這一代人表達那段經歷的感情和回憶的唯一通道。 

為了辨別事例的真實和文學的虛擬，我盡量拿各種不同的資料做對比，也盡量與一些知青作家討論他們的故事的真實性。記得當時張辛欣和我開玩笑說:“我們很辛苦地把自己的經歷升格為文學，而你卻非要把那件文學外衣褪下，找回赤裸裸的真實。這是不是在浪費我們的功夫呢?”。 

實際上，除了當時我沒有別的辦法更深刻地了解知青在農村的日常生活及個人感受這個理由，我也覺得，在我的書里面文學作品的引文能令讀者更形象地了解當時的情況。我也要承認，我不只是從一個社會學的或者是歷史學的角度來查閱這些作品。我當然也被這些小說的文學風格所感染。從90年代開始，我看這類作品時，多數(shù)是為了享受，而不是為了資料。一方面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不少別的資料，如回憶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歷史距離讓那些知青作家，如王小波，強調文學意義多于寫實價值。 

80年代末博士論文通過后，因為在巴黎認識了知青作家韓少功，我就在他主編的 ?海南紀實?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我的論文的主要結論。很多年以后才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知青的興趣，也激勵了他們自己做這方面的研究的意愿。 

90年代的時候，我又去了香港成立一個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一份雜志，所以沒有把論文改成書。90年代末，回到巴黎后，就發(fā)現(xiàn)在中國已經出了很多新的資料。雖然這些資料基本上是肯定我原來的結論，但是不能不用，所以2004年出了法文版的?失落的一代?。后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有意出中文版。多虧我的朋友歐陽因接受了很沉重的翻譯工作，也很認真地與我合作寫成了一本又忠于原文又沒有翻譯味道的中文版。2009年初，繁體字版在香港出版，2010年初，北京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跟著出了簡體字版。 

雖然，我花了比較長的時間來研究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也與很多中國知青交了朋友，但是我對知青問題只能是局外的觀察者。當然，這個地位也有好處，因為社會科學要求研究者與他的研究對象之間保留一定的距離。自從中文版出了以后，中國讀者的反映相當熱烈。不但繁體字版，連簡體字版都已經再版了。我聽到的評價都是比較肯定的。一定會有人不同意我書中的某一個觀點或結論，但是一般人承認我寫的是有根有據(jù)的，而且大部分的根據(jù)就是從中國官方的資料而來的。 

我很注意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資料來源來分析問題。因為時代不同，對歷史事件的研究角度會有差異，所以每一次研究的結論不可能是完美無缺，更不會是永久的，但是我認為現(xiàn)在我們可以開始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進行歷史的評價，而且這個評價應該是在百家爭鳴的氣氛中進行的。作為一個外國學者，我會提出一些別人想不到的問題，也會持有一些與中國學者不同的看法，但是既然我的研究是理性的有根據(jù)的，希望中國讀者不要對它抱有偏見，全盤接受的偏見和一概否定的偏見都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