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

　　以1991年12月蘇聯(lián)瓦解為標志，冷戰(zhàn)時期劃上句號。十多年來，中日關系風浪迭起，個中有不少耐人尋味之處。日前與友人閑聊，問難辯駁，放言無忌。錄之如次，聊博讀者一粲。

沖突還是融合，取決于雙方?jīng)Q策

友：最容易激發(fā)中國人民族情緒的當屬中日關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臺，胡錦濤5月訪日，滿天烏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煩制造者，他們一再挑動事端，討厭極了。

袁：上一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日關系一再劍拔弩張。我也不喜歡那些信口開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中日矛盾都是他們制造出來的。其實，不少矛盾是復雜的，能有今天這個局面，來之不易。

經(jīng)濟上互以對方為最大市場之一，日本又是中國主要資金和技術來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沖突，但一直和平共處。

雙方領土、領海爭端——東海劃界和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雖然沒有最終解決，終歸緩和了。

吵得最厲害的歷史問題，包括慰安婦、強迫勞工的賠償、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對侵略罪行的認識等等。

最深的疑懼則是日本會不會介入臺海沖突，會不會支持臺獨？

其他問題還有：如何對待日本謀求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如何看待日本與其他國家的軍事、政治同盟？

處理這些問題，成敗互見，經(jīng)驗、教訓值得吸取。

友：兩國關系總的說來是日本處心積慮要侵略或壓制中國。

袁：從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臺灣開始，一百四十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脹，冀圖把中國變?yōu)樗母綄賴⒅趁竦兀侵腥彰芗怃J的主要根源。不過，1945年特別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較復雜了。

簡單地說，雙方的決策對矛盾的尖銳或緩和已經(jīng)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釣魚島問題的處理是個典型案例。20世紀七十年代起，沖突不斷。中日達成不單方面改變現(xiàn)狀、留待以后解決的協(xié)議以來，雖然犯規(guī)事例不時發(fā)生，但總的說來局勢比較穩(wěn)定，小的沖突通常都能及時化解。

八十年代中國處理中日關系擺脫“革命外交”的羈絆，雙方受益良多。九十年代起，凸顯歷史問題，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關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奧妙之一是歷史問題點到為止，歸于淡化。

如實認識現(xiàn)狀是解決或緩和矛盾的前提

友：這樣淡化，是不是無原則的遷就？不清算歷史罪行，以史為鑒，日本人還會玩花樣。他們老想包圍或孤立中國，一再冀圖與所謂價值觀相同的國家結成針對中國的聯(lián)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觀念還停留在冷戰(zhàn)年代。他們有意無意忽視了一個重要情況：中國是個轉型國家，是幫助還是阻擋中國融入世界，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的影響都是巨大的。他們不時玩弄一些小動作是冷戰(zhàn)思維尚未祛除干凈的表現(xiàn)。

不過，總結歷史經(jīng)驗，處理認識領域的矛盾，我認為有三點是應該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認識總是多元的，即使你認為是完全錯誤的觀點，也應該尊重他人堅持和發(fā)表自己意見的權利。至于你或他們的觀點會不會改變，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現(xiàn)實利益高于認識的分歧。

糾纏于認識分歧往往會陷入意識形態(tài)陷阱，要尋求繞開認識分歧尋求雙方利益的交匯點。

歷史問題是認識問題，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雙方滿意的結果。有豐富外交工作經(jīng)驗、后來創(chuàng)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并擔任所長八年的何方先生說得好：“要逐漸淡化影響中日關系的歷史問題，更不可把歷史問題定為兩國關系的基礎，而應當是鄧小平說的，‘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如果以歷史問題為基礎，那我們幾乎會同所有鄰國和主要西方國家都無法搞好關系。例如俄國占了我們150萬平方公里土地，連列寧、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認；同其他鄰國如越南、印度等也都有無法達成共識的歷史問題。而當年一再侵略中國的列強又有哪個承認侵略呢？難道和所有這些國家都要算歷史賬？”①他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就一再提出這個觀點，可謂遠見卓識。把歷史問題還給歷史，讓歷史學家們從容切磋、論難；政客和平民百姓則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歷史問題，求同存異，是基于中國國家利益的正確選擇。

下轉34版

上接33版

　　第三，冷靜、全面地認識世界現(xiàn)狀是清醒地處理內外矛盾的基礎。

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幾十年間，我國一切錯誤產(chǎn)生的主要根源是對世界現(xiàn)狀缺乏清醒的認識。

1957年以后，變本加厲在國內外大搞階級斗爭，弄得國內哀鴻遍野，國外到處烽煙。就在這個時候德國、法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jīng)濟相繼駛進快車道，我們則仍在“革命”迷宮中打轉，被遠遠拋到后面去了。

20世紀下半葉有冷戰(zhàn)，但在眼花繚亂的現(xiàn)象后面，全球化、和平與發(fā)展才是時代的主旋律。哪一國家和地區(qū)掌握住這個主旋律，把發(fā)展經(jīng)濟放在首位，相應地擴大發(fā)展經(jīng)濟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實現(xiàn)民主，對外開放，就能走上長治久安的康莊大道。如果被局部現(xiàn)象迷惑，整天算計如何“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輕則內外矛盾交迫、發(fā)展遲滯，重則國家瓦解、滅亡，蘇聯(lián)就是典型。

友：難道與日本關系緊張，也是我們認識錯誤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當然有處理不當之處。責任是雙方面的。我們反省自己的。

中國人最擔心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不承認侵略罪行。人多嘴雜，社會現(xiàn)象繁復，這些指摘當然可以找到這樣那樣的例證。可是，片面和無知是近鄰；全面了解有關事實，許多人的情緒也許會平和一點，不再采取不恰當?shù)拇胧┘せ堋?P>1、1972年以來，從天皇到內閣總理，日本21次承認侵略中國和道歉。

2、日本制度變革的深遠影響。被強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制度設計上確立了三權分立體制，杜絕了軍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復活軍國主義談何容易。

3、日本的軍費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資金發(fā)展教育和經(jīng)濟，一舉成為世界第二的經(jīng)濟大國。他們得到的和平紅利與導致整個國家毀滅的戰(zhàn)爭后果對比如此強烈，要煽動年輕一代重走軍國主義道路已經(jīng)不可能了。

4、日本民眾和社會精英反省侵略罪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一直沒有停息，并逐步上升為主流。總的趨勢是清醒的聲音越來越強。

最初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數(shù)不多，至20世紀七十年代，承認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動逐步拓展到主流學者和報刊。

《產(chǎn)經(jīng)新聞》是日本影響最大的報刊之一，以保守著稱，乃至被目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開始連載《蔣介石秘錄》，歷時一年多才登完。這部十五卷的書，是他們派出社論委員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閱讀大量資料包括四千多萬字當時沒有公開的檔案后寫成的。其基調之一是譴責日本侵略。看看他們怎樣敘述盧溝橋事變吧：

“日軍的目的是向中國挑釁，所謂‘一名士兵失蹤’，根本是捏造，以作為武力攻擊的藉口。”“實則這個所謂失蹤的士兵則是因解手而離隊，20分鐘之后便已經(jīng)回到隊上，但日軍卻隱瞞這個事實，堅持非進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開火的藉口。”②

這是指著鼻子罵日軍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態(tài)度非常鮮明。

再以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南京大屠殺——來說，它是這樣記載的：

“日軍首先將未及撤退的中國軍人解除武裝以后，使列隊于長江岸邊，用機關槍掃射，悉數(shù)殺戮。

繼之，殘殺的對象更及于婦孺老弱。設置在金陵女子大學的‘國際難民委員會’所屬‘婦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婦女，被日軍用卡車載運出去，加以強暴以后，再行殺害。”

“像這樣的不管戰(zhàn)斗員、非戰(zhàn)斗員和不問老幼男女的大屠殺，達兩個月之久，有說是屠殺了30萬，有說40萬，直到今天都還未能明了其確實數(shù)字。”

“據(jù)東京軍事法庭判決，在南京屠殺的軍民合計至少20萬人以上，被掠奪、放火的民居約為全市的三分之一。”③

進入21世紀以后，否認侵略罪行的右翼明顯居于劣勢。標志性事件是世界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戰(zhàn)爭責任檢證委員會撰稿的《檢證戰(zhàn)爭責任》一書在2006年出版。正如該社總裁兼總主筆、81歲的渡邊恒雄所說，如今，除了個別報刊外，“日本的主要媒體在戰(zhàn)爭責任和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已形成重要共識”。譴責那場戰(zhàn)爭的“侵略性、殘忍性”，批判靖國神社游就館為日本侵略戰(zhàn)爭辯護的謬誤，已經(jīng)成了日本社會的主流。 ④

作為多元社會，日本國內有各種各樣為侵略辯護的奇談怪論。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徹底解決還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但是，反省歷史罪行、走和平發(fā)展道路是總的趨勢，已經(jīng)不可逆轉了。

在這樣的狀況下，是突出歷史問題，還是專注中國發(fā)展和國家現(xiàn)實利益？不同的選擇會帶來不同的后果。

友：那時他們正處心積慮消滅中國，想對外開放也不行。

袁：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但有兩個情況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美國大使館不想離開中國，通過多個渠道表達美國政府力圖與新政府建立聯(lián)系的意愿。

二是張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當向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建議：對外不要一邊倒。我們則公開拒絕了這個明智的建議。

對歷史的片面認知是矛盾激化的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這些觀點正是飽受指責的漢奸言論。什么“對日新思維”等等，被網(wǎng)友罵得狗血淋頭！

袁：“漢奸”是不嚴謹?shù)母拍睿袊皇菃我幻褡鍑摇＝袊斎挥谐鲑u國家利益的“賣國賊”，汪精衛(wèi)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為了金錢出賣軍事情報等機密的無恥之徒，他們是不是所謂“漢奸”、“賣國賊”則要煩勞法律專家認真研究了。我說的國家機密是指真正的事關國家利益的機密，而不是別有用心隨意編造的所謂機密。

現(xiàn)在時興的罵別人為漢奸的那些狂熱分子，大都是無知而偏激之徒。隨意在政治層面詆毀他人，激化矛盾，說輕一點是無知。如果是為人正直的年輕人，將來見識增長了，會內疚和臉紅的。

即使是歷史人物，不少被目為賣國賊的，其實也是無知加偏激制造出來的。

友：你想為他們翻案嗎？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識形態(tài)對歷史研究的干擾，還原歷史真相。看看“漢奸”是怎樣制造出來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被守舊大臣和無知文人咒罵為“漢奸”，原因無非是他在19世紀七十年代敢于直言中國不但在器物層面落后了，而且在整個文明發(fā)展水平包括價值層面都落后了，已淪為“無道”之國！他不過是為了救治自己的國家說了大實話，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救國先驅！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說他出任對外公使就是“事鬼”，應該連他的祖屋都燒掉！

遠的不多說，討論一下民國時期的情況吧。

友：難道說曹、張、陸一伙是賣國賊也錯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5月4日的愛國大游行，高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國賊指的是：曹汝霖 （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陸宗輿（1876-1941）三人。壯烈的一幕是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其實，曹、章、陸的“國賊”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說“五四”當天學生們燒別人的住宅是愛國情緒支配下的過激行動，時至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還有一些學者籠統(tǒng)地指斥他們“賣國”，就有治學不嚴謹之嫌了。

他們?yōu)槿嗽嵅≈幹饕菂⑴c對日外交中的表現(xiàn)。其中有四個標志性的事件：

1、二十一條談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長）、陸宗輿（駐日公使）都是這次談判的參與者。但在袁世凱支持下，他們和其他參與者一道，對侵犯中國主權最嚴重的第五號的七條要求 ⑤，堅決不予討論；其他條款也想方設法減輕了中國的損失；在當時條件下能夠這樣做不太容易。“漢奸”、“賣國”云云，顯然根據(jù)不足。順便說說，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應的那些條款也大都沒有執(zhí)行。

2、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國建立后，政府長期入不敷出，任何人當政都不能不借外債。借債不等于賣國。為什么借日本人的錢？王蕓生有個精辟的分析：“自歐戰(zhàn)以來，日本工商業(yè)大為發(fā)達……當時政府乃以對外投資為政策，計為外國發(fā)行債券幾達六萬萬元，其中英國國債為二萬八千萬元，法國國債為七千六百萬元，俄國國債為二萬二千二百萬元，其對于中國之投資，不過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為其政府推行而已。”⑥

1917至1918年間，日本寺內內閣上臺，一反前任大隈內閣的外交政策，對華比較友好，以民間名義，委托西原龜三為中介，先后提供七筆共計一億四千五百萬元貸款。與當時其他外國貸款不同，這些貸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續(xù)費，低利率，大部分沒有切實的擔保，沒有附帶政治條款，在民國初年的貸款中是最為優(yōu)惠的。民初中國政府對外借款通常是合約上寫借100元，實際只能拿到90元左右甚至85元。在此以前，只有1916年由駐美公使顧維鈞經(jīng)手的一筆500萬美元的貸款也是比較優(yōu)惠的 ⑦。難怪1918年9月日本寺內內閣垮臺，原敬繼任內閣總理，就不愿意再提供這樣的優(yōu)惠貸款了。

再從用途看，與流傳甚廣而未經(jīng)核實的文字不同，實際情況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國交通銀行之整理及支付內外債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參戰(zhàn)準備的軍事費，其他一成多一般行政費用。”⑧“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的濫債，無怪寺內、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⑨

條件優(yōu)惠而且大部分沒有歸還，白白給中國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國挨板子理所當然。中方有關人士被目為“漢奸”，那就有點冤枉了。何況這些貸款即使有問題，主要責任人也是當時的總統(tǒng)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陸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3、膠濟鐵路交涉。

1914年7月28日，歐戰(zhàn)爆發(fā)。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zhàn)，同日與英艦共同攻擊德國租借地青島，占領膠州灣的軍事行動開始。9月2日，日軍萬人在龍口等處登岸，奸淫搶掠，軍紀很壞；此后節(jié)節(jié)進占，10月6日侵占濟南車站，膠濟鐵路全線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發(fā)指。

面對各國的壓力和中國的抗議，幾經(jīng)交涉、折沖，雙方達成協(xié)議。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務大臣后藤新平照會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后，歸中日兩國合辦經(jīng)營；（七）現(xiàn)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國政府對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議，欣然同意”。⑩日軍撤退，民政權收回，減輕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過，這些權利本來應該從德國人手中直接收回，這樣互換照會，等于承認日本有權繼承德國侵占中國的權益，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這就是在巴黎和會中引起軒然大波的所謂中國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的由來。

這是賣國罪行，還是經(jīng)驗不足的失誤？王蕓生在九·一八以后編纂的名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說：“此項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于中國有利。然當時歐戰(zhàn)大勢顯然屬于德敗，我為參戰(zhàn)國之一，關于山東問題，自以留待媾和大會為得計。乃當時中國與日本有此一幕枝節(jié)之交涉，資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會中之借口，亦憾事矣。”1〇這個論斷是公允的。

4、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言行。

認真研究過20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史的多數(shù)學者都會承認，這一時期，盡管華北傀儡政府和汪偽政權曾將“咨詢委員”、“顧問”之類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頭上，但他們都變著法子不到任，沒有做損害國家利益的壞事。

從以上四件事看，大體上可以斷定他們不是什么賣國賊。

友：成見與真實相差太遠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學術，麻煩就出來了。

占領道德制高點，把自己裝扮成愛國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對自己的則是漢奸、賣國賊，是政治斗爭中常見的現(xiàn)象。于是，一些專制統(tǒng)治者和政客慣用的伎倆是宣布自己不喜歡的人是外國反動勢力的代理人，是出賣國家利益的異己分子，冀圖挑起公憤而謀私。

抗日戰(zhàn)爭期間，陳獨秀對外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內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統(tǒng)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閉著眼睛說瞎話，誣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開始，《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開信揭露這個謊言，說一些報刊“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jīng)接受日本津貼而執(zhí)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yè)，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zhàn)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于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xiàn)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于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 12〇

誣陷對手為“漢奸”，更是蔣介石的慣伎。翻開蔣介石日記，一個突出現(xiàn)象是“漢奸”、“賣國賊”、“反革命”的字眼連篇累牘。胡漢民、孫科、陳濟棠、龍云、鄒魯、閻錫山……都曾被他加上這些歪帽子；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他筆下的“共匪”）更不在話下，全是與日寇勾結隨時準備投降的賣國胚子。蓋棺論定，絕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黃、不值一駁的捏造。

友：為什么這些荒誕不經(jīng)的言論居然有不小的市場？

袁：這與中國文化的幾個根本缺陷息息相關。

一是沒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國缺乏深厚的懺悔傳統(tǒng)。個人修養(yǎng)還講點“一日三省吾身”之類的話，就民族文化而言，總是認為已經(jīng)達到極致，出現(xiàn)問題不過是執(zhí)行圣賢教導不力所致。

19世紀以降，中國成了一個一再被侵略者打敗的國家，一個現(xiàn)代化遲遲不能實現(xiàn)的國家。古方正藥已經(jīng)不足醫(yī)治痼疾。除了譴責侵略者的兇狠，分析客觀困難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點，學習一切人的長處，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為自己的發(fā)展掃清障礙。

強者從來不害怕反省；諱疾忌醫(yī)是弱者自我毀滅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國的悲慘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強迫癥，不但自己不愿也不準別人反思本國的弱點。誰敢違反這個潛規(guī)則，誰就是大逆不道。

胡適的“買辦文人”即準漢奸帽子就是這樣戴上的。

二是不講形式邏輯。

學術界多數(shù)人早有共識，從先秦起，形式邏輯沒有生根和發(fā)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缺陷。這個弱點與歷代專制統(tǒng)治者的愚弄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相結合，既妨礙現(xiàn)代科學誕生，也妨礙社會轉型。當下的狂熱民族主義者繼續(xù)在這個泥淖中打滾。一說十九或二十世紀的大清帝國或民國統(tǒng)治者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有錯誤，就說你是為帝國主義辯護，是漢奸、賣國賊，把A和B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攪成一鍋漿糊，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遠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國的狹隘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時痛罵敵人是蠻夷，大言不慚中華道德文章舉世無雙，不準“以夷變華”，把自己裝扮成民族大義的化身，冀圖一舉躍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點。幾經(jīng)挫折，不得不學習洋人的本領，開始走上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快速路，這類人的繼承者則變個調子，胡吹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別人永世無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異議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無論順境還是困逆，亂派“漢奸”帽子都是沽名釣譽的捷徑。

四是以“革命行動”定是非，或曰“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以極端分子的激憤言論和口號為標桿，橫掃一切。

五是沒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傳統(tǒng)。

公民社會的成熟以自由討論為首要條件。一個現(xiàn)代國家，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公民對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非常正常，也是多數(shù)公民在多元比較、辯駁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礎。不過，中國的傳統(tǒng)是思想統(tǒng)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賢和圣上的是非為是非，不準越雷池半步。依傍權勢的棍子黨應運而生，被壓抑的沉默多數(shù)在渾渾噩噩中沉淪。

動輒斥責別人為 “漢奸”、“賣國賊”已經(jīng)成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圖的勾當。頭一筆紅利是顯示自己愛國主義立場無比堅定，政治正確，道德高尚，比對手肯定高出一籌。

于是，諤諤之士視為敵對分子。知識群體犬儒化，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消磨殆盡，大批淪為清客、侍從、御用文人，創(chuàng)新鋒芒消失，學術棱角磨平。

公正地說，那些肆意誣陷別人“賣國”、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損害國家利益和阻礙社會發(fā)展的人。

調和矛盾、融入世界是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當然不對，但是不管形式怎樣，矛盾總是通過斗爭解決的。

袁：斗爭哲學在中國的遺毒很深。概念之爭可以弄得很煩瑣，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我們還是讓哲學回歸社會生活吧。在中國的語境中，“斗爭”的內涵通常包含沖突。

我同意矛盾無所不在，但是解決或發(fā)展的過程沒有命定的規(guī)律，人們有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從而塑造出不同的過程和結果。就社會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tài)？處理過程不斷調和，避免決裂；結果是融合新舊，綜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達到這樣的過程和結果非常不容易。障礙在于過時的觀念把中國人的手腳捆住了，必須沖破自我設置的牢籠，解放思想。

友：去年3月，溫家寶總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還在吵這個問題。

袁：積重難返啊。中國社會轉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慶幸。涌現(xiàn)了一批篳路藍縷的英雄豪杰，但也彌漫著轉型期特有的庸人綜合癥。主要病征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斗爭哲學。眼光狹隘，觀點陳舊，但是一披上民族大義和為窮苦人說話的大衣，反對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歷數(shù)了不少陳舊觀點，眼光狹隘有什么主要表現(xiàn)？

袁：在民族主義和民粹情緒支配下，以階級斗爭多疑癥的偏光眼四處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發(fā)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壓迫的歷史記憶化為道不完的國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們忘記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從累見不鮮的血親復仇開始，群體或個人互相砍殺，歸根到底是人類野蠻史的一頁。記住仇恨是為了化解仇恨。以協(xié)商、談判、民主、法治代替殺戮，解決個人、集體、民族、國家的矛盾，尋求雙贏，是人類文明不可抗拒的進程。西歐再次成為文明發(fā)展的領頭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讓人景仰的典型。中國和日本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攜手共進？

全球一體化無法抗拒，也是促進人類福祉的康莊大道。地區(qū)自由貿(mào)易區(qū)、地區(qū)共同體是全球化的過渡步驟。中國人應該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促進東亞自由貿(mào)易區(qū)和東亞共同體乃至亞太共同體降生。熱衷給別人亂戴漢奸、賣國賊帽子的人，對這些都是反對的，鼠目寸光，太可憐了！

友：還要不要講國家利益？

袁：看清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化解國家之間首先是同周邊國家的矛盾，促進聯(lián)合，讓各國都能集中精力發(fā)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維護國家利益的途徑。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國支配全球，不發(fā)達國家吃大虧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義分子反對全球化的陳詞濫調。一百多年特別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書。以1978年為界，閉關鎖國與融入世界，不是冰火兩重天嗎？說到底無非是堅持狹隘民族主義、斗爭哲學還是主動調和矛盾、融入世界一體化過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沖突，再過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調和矛盾，按照現(xiàn)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改造本國社會的運行機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發(fā)達國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年中國毅然參加WTO，1997、1998相繼在聯(lián)合國兩個主要人權公約上簽字，總結和鞏固了改革開放的成果。這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既是制度選擇，也是文化選擇，現(xiàn)代文明的核心價值都體現(xiàn)在其中了。標準非常明確，問題是要落實。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長，艱險，需要各方出力和監(jiān)督。

注釋

① 《何方自述》（十三）電子版。② 《產(chǎn)經(jīng)新聞》社撰：《蔣介石秘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頁。③ 同上，第38-39頁。④ 新華網(wǎng)東京2007年8月1日電(記者 冶、吳谷豐)。⑤ 第五號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shù)之日本人”，“由日本采辦一定數(shù)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shù)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并采買日本材料”。此外，還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權，在全國有“布教”權和幾條鐵路的建造權等等。⑥ 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洋軍閥》（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頁。⑦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頁。⑧ 秦孝儀主編：《中國現(xiàn)代史詞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頁，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年臺北版。⑨ 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第110頁，三聯(lián)書店2005年北京版。⑩ 同上第167、168頁。1〇 同上第167頁。12〇 唐寶林：《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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