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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末,新中國剛剛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離開美國,回到他的故鄉(xiāng)——此時已是新中國首都的北京。氣象一新的新中國,一切都令他興奮、激動,立即開始以自己手中的筆謳歌新政權(quán)、新社會,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積極學(xué)習(xí)、努力改造思想,以適應(yīng)、緊跟社會變化。
1951年國慶,他寫了《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xué)校》這篇短文慶祝國慶,發(fā)表在10月1日出版的 《人民文學(xué)》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這一年來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變化。他興奮地寫道:“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過去一年間的新人新事”,因為“在過去的一年里,社會上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使我興奮與歡呼的事情發(fā)生;我說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決心”就說前天在天壇舉行的控訴惡霸大會:
“開會了。臺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臺下,在適當(dāng)?shù)臅r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后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臺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臺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打,為什么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yōu)槿嗣竦谋旧攀呛脴拥臅 薄耙粋€人的責(zé)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么分明。”“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么一來,我心里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yuǎn)遠(yuǎn)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面對著惡霸,斗爭惡霸!”最后,他寫道:“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xué)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舊有的習(xí)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quán)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里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xué)校,我愿在這個學(xué)校里作個肯用心學(xué)習(xí)的學(xué)生。”
幾乎同時,當(dāng)時北大中文系大三女生、年僅19的樂黛云在1951年的深秋,與絕大多數(shù)北大師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線”。北大文科師生組成了中南地區(qū)土改工作第12團,負(fù)責(zé)江西吉安地區(qū)的土改工作。團長由縣里人擔(dān)任,副團長則由北大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程賢策擔(dān)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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