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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衛(wèi)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一
拍攝《十誡》是律師皮爾斯威茨的主意。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寒冷雨天的下午,基耶斯洛夫斯基與這位律師在馬路上偶然撞見,兩人都處于四處閑逛、無所事事的狀態(tài)。他們此前在《永無休止》(1984)這部影片里合作過。律師開門見山地對導演說:“應該有人來制作一部關于《十誡》的影片。你應該這么做。”這位律師與他一道編寫了這10個電影短片的劇本。
圣經(jīng)中的“十誡”包括“不殺人”、“不撒謊”、“不做偽證”等訓誡。波蘭是一個天主教氣氛濃厚的國家。1978年10月,來自克拉科夫的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依蒂瓦當選為教皇,即約翰·保羅二世,在波蘭人當中更是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在教會里感到心情舒暢,感到能夠說真話和富有尊嚴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感受到了當時的社會氛圍。但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途徑和角度,需要找到自己的形式與語言,才能夠與自己所處時代之間進行對話,與之相匹配,而不僅僅是跟在它的后面。比較起來,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個低音聲部,他完全不適應廣場上喧鬧和流光溢彩,不像瓦伊達(《卡廷森林》的導演)能夠進入“時代的主流”,運用電影投身社會生活。瓦伊達拍攝于1981年的《鐵人》,描寫了一位團結工會成員的成長,以故事片的形式第一時間報道了那場舉世矚目的運動。
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將鏡頭對準人們的日常生活,試圖觀察外表看起來平靜如水的居民住宅樓里,在成百上千個相似的窗戶以及厚厚的窗簾后面,人們如何處理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擁有怎樣的道德狀況和精神面貌。“我相信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值得細細品味,都有它的秘密和緊張刺激的事件。”(《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這是一個細致入微的領域,導演同時決定在影片中放棄當時波蘭物質匱乏的種種情形,放棄商店門口長長的排隊隊伍,甚至放棄了人們在政治方面的不愉快。
這不能僅僅從審查制度方面得到解釋。實際上,當人們喪失正當?shù)墓采睿麄円矄适Я苏5膫€人生活;當他們的公共道德遭到壓抑和萎縮,他們的個人道德也遭到貶損和削弱。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遭遇的謊言、謬誤以及破滅感,必然進一步毒化和污染他們的個人生活及個人道德。這是西方學者比如阿倫特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們遠非在個人生活中固若金湯,只是缺了公共生活這一塊。不同的地方上演著不同的故事,有著不同的乃至更加深刻的不幸。
事情必須在兩方面同時開始,既要參與公共生活,為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而努力,也要清理自己的晦澀和黑暗,尋找屬于自己的人生意義。就像在這十部影片的第二部里,當被問及“你信上帝”嗎,那位年長的醫(yī)生所說:“我有一個夠自己用的上帝”。這意思是說,我的問題只能由我自己來承擔,我的道路和受罪只能由我自己親赴,我的方案只能由我自己來拿,它不一定適合你,就像你的不一定適合我。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況,也是所有這些影片的起點:需要由個人負起他們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將一切盡力外推。
從一個內部開始——恢復人的良知,承擔個人所要承擔的——不可能成為事情的全部,但是不能缺少這樣一個起點,也不能缺少這樣一個動力。沒有這樣一種來自內部的革命,甚至談不上一個外部的改革。
這十個當代波蘭人的故事,與圣經(jīng)中的“十誡”,只有一種松散的聯(lián)系,很難一一對應起來。它們是為電視臺制作的電視電影,每集50分鐘,每個故事本身是獨立的,其中也有一些互相穿插,大部分里面還有一個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由同一個瘦削的演員扮演。比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后來在法國拍攝的《紅》、《藍》、《白》,《十誡》系列比較不為人所知,但是其中蘊藏著的原創(chuàng)力量及純粹感,更加值得一看。
二
十個故事放在同一個住宅小區(qū),人們住在不同的樓號樓層,在電梯里相見,從高層掉下來的東西有可能砸在任何人頭上。第二個故事中特地安排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打掃院落的人發(fā)現(xiàn)地上的一只死兔子,去問那位醫(yī)生:“這只兔子是您的嗎?”接下來是醫(yī)生問女主角:“這只兔子是您的嗎?”學法律的人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一只烏龜從樓上掉下來,把樓下一個人砸傷了。住在這棟樓上的每家每戶除非他們拿出這只烏龜不是自己的證據(jù),否則所有住戶對這只肇事烏龜都有賠償?shù)呢熑巍K麄兓ハ嘀g因而擁有了某種聯(lián)系。
女主角住在醫(yī)生的樓上,曾經(jīng)開車將醫(yī)生的狗壓死,偏偏她的丈夫眼下正在這位醫(yī)生處接受治療。她本人遭遇的意外是,丈夫在醫(yī)院奄奄一息,她卻與別的男人懷孕了。“一個人能夠同時愛上兩個人,是不是?”她問醫(yī)生。她迫切想從醫(yī)生那里知道,丈夫是否還能夠存活。如果丈夫活著,她便不能要肚子里這個孩子;如果不能夠,她才能生下孩子。這個故事被冠之以“兩難進退”:同時面臨兩種選擇,其中每一種都有其理由,因而作出取舍相當困難。
意識到這種“兩難進退”,是一個倫理上的進步。在從前的某個時期及其意識形態(tài)之下,得到鼓勵的是“不眨眼睛”的倫理態(tài)度,不管是“真理”、“歷史”還是個人生活道路,都被表述成一條直線,表述為唯一的、不可辯駁的前進方向,容不得在兩種選擇之間徘徊猶豫。比如在這種情況下,拿掉孩子被認為是不需要討論的。
接下來是如何“承擔”這種兩難進退?能夠承擔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影片中這位醫(yī)生往往被人們忽視了,而他才是全部困局的最終承擔者。懷孕女人將壓力轉移到了他的身上,只求他一個回答,她就會采取行動。
壓力在一點點增加。年長的醫(yī)生陷入了深深的遲疑當中。遲疑的背后是良心的煎熬。他有他自己作為醫(yī)生的職業(yè)倫理。他不能做肯定的答復,“我不能推測”。當他感到?jīng)]有把握的時候,他不能表現(xiàn)得信心滿滿。然而,為孕婦肚子里的小生命著想,他必須做出違反自己職業(yè)倫理的決定。故事實際上十分簡單,但是影片的節(jié)奏卻把握得非常好,將那種沉重的氣氛一點點釋放,逐漸積累起來。
當他最后對女鄰居說:“別墮胎了,他快要死了”,接下來是一個非常詭異的鏡頭:醫(yī)生整個人及頭部陷入深深的黑暗當中,右半個臉卻呈現(xiàn)在暗紅色的光線之中,仿佛像是一個魔鬼,或正在被魔鬼所抓住。他處于內心的折磨當中,他知道自己撒了謊,雖然是出于好意,他也必須承擔自己說了假話的代價。在某種意義上,“有道德”體現(xiàn)為這種“道德感”,而“道德感”則體現(xiàn)為“道德敏感”,對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清晰的自知和承擔,對于不同立場的道德要求有所體諒和接納。在這樣的鏡頭背后,正體現(xiàn)出影片本身的道德精神。
在第八誡中,這個故事得到復述。倫理學女教授在課堂上講述了這個孕婦的難處,引出了階梯教室里一位女聽眾自己的故事。她叫伊莉莎白,來自美國,是教授著作的英文譯者,也是納粹德國大屠殺的幸存者。
當年她是一個被人牽在手里的猶太小女孩,需要立即找一個地方重新躲藏。新看護人提出一個條件,要求這個猶太女孩必須有正式的受洗證書,這需要一個能夠充當她受洗教父的人,哪怕是走過場也行。一天宵禁之前,小女孩被人陪同,來到愿意當她的受洗教父的人家里。這位答應好了的受洗教父突然猶豫并拒絕了。理由是“不能作偽證”,否則良心不能安寧。與上一個故事一樣,這回也涉及到一個孩子的生命安危。
女教授駭然。她進一步提出細節(jié)上的問題:關于那個人家的地點、喝水茶杯的質地、屋里是否有其他人等等。實際上她正是當事人之一,那位拒絕擔當受洗教父的人是她的丈夫。女教授當晚邀請遠道而來的客人去她家,道出了當年小女孩所不知道的隱情。他們夫婦都是地下抵抗組織成員。這之前接到有關情報說,猶太女孩的事情已經(jīng)被暴露,領女孩前來的人只是“線人”。由于涉及到抵抗組織的安危,他們不得不做出拒絕的決定。
畢竟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如果不能意識到這種艱難,不能背負著艱難的重負,那就是缺乏良知了。而即使是這樣,這個決定從理論上也有重新探討之處。有關“線人”的情報一定是準確的嗎?是否除了拒絕就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為了一個組織的安全,就一定要犧牲這個小女孩?為了正義必定要犧牲愛?但是假如沒有孩子,便沒有了未來,這個“正義”的實現(xiàn)又有什么意義呢?
從《十誡》開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音樂顯得非常突出,它們優(yōu)美、哀傷,帶有濃郁的鄉(xiāng)愁意味,很好地闡釋了影片的內容。與音樂家基紐·普雷斯那的合作,也是從《永無休止》這部影片開始的。音樂家是波蘭南部克拉科夫人,此地人們性格溫和松散,意志力高度集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擔心他工作不守時,對他強調必須準時到達現(xiàn)場。普雷斯那一聽就煩了:“放心吧,我肯定搞砸過比這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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