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拉圭作家馬里奧·貝內德蒂，這位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也像電子游戲明星“超級馬里奧”那樣，留著一道可愛的小胡子。他的作品總是以平白親切的方式面對讀者，用一個國人熟知的句式來說，他從未脫離過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像喜歡超級馬里奧一樣喜歡他。2009年春，馬里奧·貝內德蒂病危，葡萄牙文豪薩拉馬戈的妻子皮拉爾牽頭發(fā)起“詩歌大聯動”，通過電子郵件和博客，約請全世界的讀者一起朗誦馬里奧的詩作，給病床上的老作家加油。

馬里奧·貝內德蒂最終于2009年5月17日去世，享年89歲。古巴政府決定隆重紀念這位“古巴人民的老朋友”，致敬儀式與貝內德蒂在烏拉圭的國葬儀式同步舉行。

“對于我來說，‘古巴’是一個很重要的詞。在我來到這個國家之前，古巴革命已經讓烏拉圭人吃了一驚，我們大為振奮，因為我們看到了某種可能，那就是我們總能找到辦法，來對抗來自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壓力。”馬里奧曾如是說。20世紀60年代，整個拉丁美洲都為古巴革命興奮不已，正在制造和經歷“拉美文學爆炸”的作家，幾乎一致支持遠方那個海島上的社會主義事業(yè)。他們也在干革命。當戰(zhàn)后的歐洲文學顯露倦態(tài)，甚至墮入孤芳自賞的境地時，這批年輕人卻挾一系列緊密聯系社會現實的小說異軍突起，世界文壇格局為之改觀。

在馬里奧·貝內德蒂看來，拉美作家不應像很多歐洲同行那樣秉持“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沉迷于概念和技巧的游戲中，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距離。拉美大陸充斥著暴政和不平等，人民為爭取自由與公義而不懈斗爭，知識分子實在難以置身事外。對拉美的命運，人民的前途，作家應當有所擔當。而外部的敵人則樂于見到不問政治、心無旁騖地致力于藝術探索的“中立”作家。他們一直沒有停止對這塊前殖民地的掠奪和滲透，知識分子要是“沒態(tài)度”，就等于是和他們合作。所以馬里奧對萬人膜拜的阿根廷大作家博爾赫斯是有看法的：現實如此慘淡，您豈能遁入書齋？

1967年冬，馬里奧受古巴“美洲之家”邀請，從蒙得維的亞來到哈瓦那，參與組建這個機構的文學研究中心。古巴當然不是天堂，革命尚未完成，物質生活還比較艱苦，但馬里奧堅信，他所見的一切都在印證，如卡斯特羅所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之前在咖啡館里文人之間爭論來研究去的社會主義理論，在這個熱帶島嶼上熱火朝天地投入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踩著加勒比海灘的細沙，跳起了倫巴舞。此時的古巴革命已經結束了浪漫階段，卻還保留著歡樂的表情。不用卡斯特羅威逼或利誘，用西班牙語寫作的杰出作家紛紛心甘情愿地到島上來贊頌革命。

在古巴，馬里奧對文人與革命的關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意識到，不是所有的革命知識分子都會成為革命者的；革命作家不一定非要自己去干革命，其真正使命，是成為革命中的有意識的監(jiān)督者，有想像力的革命詮釋者和為革命輸送能量的批判者。他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制造“唯官方思想是從的領薪人”。

不過，隨著時局的變化，馬里奧對自己的想法有所微調。他在古巴親歷了“帕迪亞事件”。1968年，古巴詩人埃維爾多·帕迪亞以《出局》一書榮獲古巴作家藝術家聯盟獎。此書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爭議。喝彩的人認為作者寫出了個人在歷史、在社會機器和集體訴求前的無奈與絕望，發(fā)嗆聲的人則認為，這些文字充滿了失敗主義論調，大挫士氣，要澆滅革命的熱情。帕迪亞因《出局》而進了局子，因為他有反革命之嫌。包括薩特、桑塔格、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等名流在內的一大批同情古巴革命的知識分子發(fā)出聯署公開信，向古巴政府表達支持帕迪亞的立場。馬里奧·貝內德蒂則撰文寫道，帕迪亞是個好詩人，也寫了本好書，不過，這本書確實“曖昧、劇烈而苦澀”，令人讀后“情緒直落到腳上”。帕迪亞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后，獲準離境。國際知識分子又發(fā)起了一場新的聯署公開信活動，但這回馬爾克斯和科塔薩爾等人拒絕簽名，他們擔心“帕迪亞事件”會被利用，成為對古巴革命的詆毀和攻擊，而略薩等人則從此對古巴革命徹底失望，逐漸成為左翼運動的反對者。無論如何，這場事件成為拉美文學爆炸的某種意義上的終止符，原先團結一致的拉美作家自此分道揚鑣。馬里奧則堅定了自己捍衛(wèi)革命的立場。他反思了之前發(fā)表的“革命監(jiān)督者”言論，在公開發(fā)言之前還幽了一默：“希望沒有人會猜想我是受了迫害才做自我批評的。”

“在革命與文學之間，我們還是選擇了革命。”他說，“但同時我們并沒有拋棄文學。我們承認，革命是會犯錯誤的，我們也一起擔負她的正面和負面，她的成功與失敗。盡管革命有種種缺點，她仍然是人類擁有的找回尊嚴、實現自己的唯一可能，是把我們從資本主義秩序和殖民壓迫造成的人的異化之中拯救出來的唯一可能。”后來，在《拉美作家與可能的革命》一書中，馬里奧不點名提到了“帕迪亞事件”。他批判那些借此案攻擊古巴政府的人，“對于他們來說，對一個詩人的可能的判決不公，倒要比一國全體人民獲得自由、獨立和主權的事實來說更值得關注。”

馬里奧信任卡斯特羅，他覺得他是真誠的，是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yè)的，革命需要這樣的人來做代表，讓不同的思想傾向聯起手來。后來，當他回到烏拉圭后，國內政治風云突變，左翼知識分子開始遭迫害，馬里奧走上流亡之途，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張開雙臂迎接他。

馬里奧還在古巴參加過有著鮮明社會主義色彩的志愿勞動。1969年，知識分子紛紛組織下田干農活，盡管別人都勸馬里奧不要下地了，他這個城里人干不了重活，也快是爺爺輩的人了，況且“美洲之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馬里奧還是堅持上陣，他覺得既然是在進行革命，就要與大家保持一致。套上皮靴，在田野上行進著，看著身后開墾出的犁溝，他覺得好有成就感，仿佛在開創(chuàng)一項偉大事業(yè)。重要的是，在田野上行進著的不再是受奴役的短工，而是有尊嚴的勞動者了。他很開心，盡管當古巴同事讓他給這個米那個粱除去雜草時，他在五谷不分的惶然中呆在原地……

在這些年頭里，蒙得維的亞文壇曾流傳一則假新聞，說馬里奧·貝內德蒂在古巴出于種種原因自殺了。馬里奧通過媒體辟謠，記者問他知不知道謠言的源頭，他說：“興許這是一種新的文學批評風格呢。”1969年春，馬里奧·貝內德蒂從古巴回到祖國，現身證明：他活得好好的，而且，如他在《拉美作家與可能的革命》一書中所說，古巴革命的親身體驗像是給他注射了一針疫苗，可以抵御所有的悲觀主義，抵御所有狹隘的沮喪情調。

（本文作者現為墨西哥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