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躑躕

by 駱以軍

一個試圖構(gòu)造自我的人是在扮演造物者，這是一個觀點：他違反自然，是個瀆神者，令人厭惡到極點的人。從另外一個角度，你可以看出他的悲情，他奮斗過程、冒險意愿中的英雄精神：不是所有的突變者都能夠存活，或者從社會政治的角度來看：大部分移民都學(xué)會、也能夠變化成偽裝。我們自身以虛假的陳述來反制外人為我們捏造的假象，為了安全理由而隱藏我們秘密的自我。

——魯西迪《魔鬼詩篇》

當(dāng)我再看一眼他房里的情形時，我的眼珠就好似玻璃珠球做成的假眼一般失去了動的能力，我呆呆地站在那兒，眼看著一道黑光像疾風(fēng)掃過般橫過我面前，我想我又做錯了。我可以感覺這一道黑光穿過了我的未來，在這一瞬間籠罩著我面前的生涯，我禁不住開始發(fā)抖。     

——夏目漱石《心鏡》

邱妙津于一九九五年于巴黎的留學(xué)生宿舍自殺，使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到了一九九六年，她的遺書《蒙馬特遺書》出版。我很難向大陸這邊的讀者重建、描述這本書對臺灣那一整代文學(xué)青年的重大影響。那像是深海下面一座火山的爆發(fā)且瞬間將自己吞噬進一個既塌縮（因為死亡的將絕對時間吞噬而去），卻又暴漲的宇宙（透過這本應(yīng)在決定自死之前一段時間，以一封一封體例嚴(yán)謹(jǐn)分章節(jié)的“遺書體”，像巴洛克音樂賦格展示一個青年藝術(shù)家關(guān)于愛、藝術(shù)、傷害、純粹或是對創(chuàng)作的意志之星空描圖……）。那出自一個二十六歲，挾帶了九○年代臺灣文學(xué)菁英（她且較同輩早慧）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文學(xué)之創(chuàng)作（而非改良）芻議”。

一本始終在“遺書/小說”之曖昧邊界被閱讀，然其實其想象、描繪這個帶給“我”至福、玷辱、美感、憧憬或暴力的世界縮圖或常借喻小說：盡可能的西方二十世紀(jì)現(xiàn)代主義小說經(jīng)典或日本戰(zhàn)后小說；存在主義；兩次歐戰(zhàn)造成的文明崩壞、恐怖地獄場景；一種時間的壓縮、爆炸；乃至文體的高蹈、激烈扭曲、追求極限光焰……背后卻難以回到古典時光的和諧、秩序、教養(yǎng)。有一些或當(dāng)時臺北這些年輕創(chuàng)作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共享書單與關(guān)鍵詞：卡夫卡的《城堡》、卡謬的《異鄉(xiāng)人》與《薛西弗斯的神話》、福克納的《聲音與憤怒》、莒哈絲、尼采、齊克果、海德格、弗羅伊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拉丁美洲魔幻小說家群（略薩、馬奎斯、魯佛、富恩特斯?卡洛斯）；日本小說家則是似乎大家熟悉的川端、三島（尤其是“焚燒的金閣”）、太宰治、安部公房、某些內(nèi)向世代小說，乃至其時剛譯介到臺灣的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電影則如她書上激昂提出的：法國新浪潮電影如楚浮、高達(dá)、雷奈這些名字；博格曼、小津安二郎、布列松、塔克夫斯基、齊士勞斯基，或她鐘愛的希臘導(dǎo)演安哲羅普洛斯……

另一個意義，因為她女同志（拉子，Lesbian）的身份，在臺灣九○年代剛解嚴(yán)身份認(rèn)同從潘多拉盒子般禁錮、壓抑的白色恐怖（同時型構(gòu)一個“安全、去異存同的想象群體”）釋放出來，同志運動、論述與社群方興未艾，她等于是第一本宣示其拉子身份但以如此絕決激烈的形式，毀壞自我的生命，卻噴吐出那樣曝光爆閃后停格的一張二十六歲畫像。一部像金閣那樣繁華瑰麗妖幻如夢的建筑，卻“必須”放把大火燒掉它。

很難向此間的作者說明：《蒙馬特遺書》在臺灣，幾乎已是女同志人人必讀的經(jīng)典。甚至可能幾個世代（至今二十年了）拉子圈的“圣經(jīng)”。也許可以說，它是像一輛被現(xiàn)代性高速車禍壓擠、扭曲、金屬車殼焊烈、玻璃碎灑、龍骨在烈焰焚燒后仍顯現(xiàn)強勒結(jié)構(gòu)的，女同志版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但我們這樣比擬之時，其實是目睹一“將現(xiàn)代性精神之景致嵌進車子里”（納博可夫語）的現(xiàn)代跑車——儀表板刻度和車頂鈑金倒映著二十世紀(jì)人類文明已將人類自己驚嚇顫栗的集中營、大屠殺、荒原、廢墟、自我怪物化、荒謬、夢的解析甚至媚俗——那樣在我們眼前撞進一“黃金誓盟”、“愛的高貴與純粹”、“一個美好的成人生活”，劇烈爆炸，車毀人亡。

如今我已四十五歲，距我和邱妙津相識，或我們那么年輕（而兩眼發(fā)光、頭頂長角），幾次爭辯但又同儕友好，腳朝上踮想象可以、“應(yīng)該”寫出怎樣怎樣的小說，已經(jīng)二十年了。我仍在不同時期，遇見那些小我五歲、十歲、十五歲、二十歲的拉子（通常是一些像她，有著黃金靈魂，卻為自己的愛欲認(rèn)同而痛苦的T們），仍和我虔誠地談?wù)撉衩罱颍務(wù)摗睹神R特遺書》，我感覺她已成為臺灣女同志“拉子共和國”、某張隱秘時光貨幣上的一幅肖像。《蒙馬特遺書》已不止是邱妙津自己的創(chuàng)作資產(chǎn)，它像《紅樓夢》、莎翁的戲劇，成為臺灣拉子世界那極域之夢，濃縮隱喻——像赫拉巴爾的《過于喧囂的孤獨》將一整座城市的文明、輝煌、羞辱、記憶、錯亂的認(rèn)同，全打壓擠成地底一位“打包廢書工”的囈語之中——她們在主流異性戀社會中的“他人眼神建構(gòu)之怪物化”；在愛情關(guān)系的另一星球重力里孤獨承受的被背叛、遺棄、玷辱；她們?nèi)绾沃乩L自己的“黃金之愛”、瘋狂，常比一般人更艱難去實踐的“天使熱愛的生活”……

這部分我無資格多說，事實上我在二〇〇一年以邱妙津自殺為對象，意圖展開“小說之于自殺之黑洞的辯證”的作品《遺悲懷》，在當(dāng)時激怒臺灣許多女同志社群。即因我作為現(xiàn)實里“正常世界”的男異性戀者，我想撬開那遺書裹脅，將所有生之意義吞噬而去的死亡鎖柜。

有一次和梁文道先生聊到“中國小說中的‘青年性’”，我如同夢游般地在腦中穿過那些魯迅酒樓上、張愛玲黯黑大宅里（充滿老媽媽們耳語的，影影幢幢，家族如今猥褻破敗的昔日榮光，鴉片膏或堂子繼母身上的膩香）、沈從文的河流運鏡，或郁達(dá)夫的性的南方郁疾……我說：我感覺中國小說里沒有“青年的形象”；只有老人和小孩、特別是小孩，全是一些把頭埋在自己懷里，蜷縮成一團的，卵殼里的“少年”（或“孩童”）形象。還來不及孵化便孱弱地死了。

梁文道君指出我這印象派式的謬誤，他舉證了許多共和國經(jīng)典小說的“青年形象”。譬如傷痕文學(xué)及尋根派里那些青年。

小孩。侏儒。惡童或癡兒。（譬如莫言的《蛙》或《生死疲勞》這樣的時空巨幅展演“流浪漢傳奇”，如葛拉斯的《鐵皮鼓》與《癡兒西木傳》、魯西迪的《最后一個摩西人》、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歷險記》、匈牙利女作家雅哥塔?克里斯托弗的《惡童三部曲》）。一種靈魂尚未完全坐落進整幅“某個時代全景瘋狂”的成人群體中的孩童觀看之眼。

其實我想到的是，在臺灣，非常迷惑的，回首才發(fā)現(xiàn)的，九十年代，我同輩一整批的創(chuàng)作同伴。譬如邱妙津（她的第一本小說是近乎習(xí)作的《鬼的狂歡》），或是幾年后走上自死之路的袁哲生與黃國峻。

袁哲生的成名作包括《送行》（在火車到達(dá)月臺時車廂內(nèi)幾組人物的并不形成“故事”必然性的近乎炭筆素描）、《秀才的手表》。黃國峻（黃春明先生的二公子），則是像法國新小說，一個房間密室里空鏡頭的堆棧書柜、窗簾或玻璃的光彩稀薄的人物的回憶碎片。一種黏著在客物上的憂悒、尖叫前的寂靜而非任何敘事者的心理分析式陳述。

或是香港董啟章的《安卓珍尼》（他是在臺灣的文學(xué)獎奪獎而引起注視），敘事聲音的陰性性別乃至人格分裂，背景延展一種人類歷史已遠(yuǎn)離的“物種起源”的異質(zhì)、淡漠“女孩脫離父系秩序（社會倫理的性別暴力）漂浮成獨立的陰性文明史”。賴香吟的《霧中風(fēng)景》，受創(chuàng)的畫面，安哲羅普洛斯式的，人在其中何其渺小的孤寂荒原。最后一個說話者，或是馬華小說代表人物黃錦樹的《魚骸》（其實他要到幾年后的《刻背》這部駭人的小說才真正處理，“一部離散的南方華人流浪者之歌：文體即魂體”，一如猶太人上千年的意第緒秘傳怪誕，要求后輩記得的“時間意義上已滅族”，無文學(xué)史可框格擺放的，背了太多代故事的少年。）

或是我在二十五六歲間的處女作《手槍王》里的一些被貼上“后設(shè)小說”的，面目模糊、流離失所、斷肢殘骸的變態(tài)少年。

還有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里頭那些在不同短篇章節(jié)，如在一個共同夢境迷宮不同房間各自游晃，偶遇時不知前頭什么事已發(fā)生過的貝克特式人物。或是顏忠賢的《老天使俱樂部》，不是《哈札爾辭典》體，不是昆德拉的《誤解小辭典》，而是像編纂一本虛空中不存在的“老天使學(xué)”（在還沒有日本動漫“火影忍者”的年代之前），他使用這樣像一本一人雜志不同作者（建筑師、偽電影導(dǎo)演、偽詩人、偽記者……）以唐卡形式層層編織這樣一本“老天使們的前傳”。

那于我是一個，同伴們（大約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歲）如整群白鳥在一種對小說冒險充滿遠(yuǎn)眺激情的于藍(lán)天飛翔的整幅記憶畫面。我們后來被稱為“內(nèi)向世代”。似乎這批臺灣六○后的年輕小說家群，在政治解嚴(yán)、文化的現(xiàn)實位標(biāo)因媒體開放，因洶涌竄出的專家語言而立體縱深。年輕的小說家們已到了臺灣現(xiàn)代小說語言實驗的第三代了（在我們前代的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張貴興、李渝、舞鶴……），他們的作品，似乎已將中文現(xiàn)代主義的語言實驗，推到一個成熟且貪婪連接上卡爾維諾、波爾赫斯、艾可……這些如萬花筒如迷宮，小說如連接世界不同語境之觀看方法論的“大航海時代”，你可以透過小說的虛構(gòu)、賦格、飛行設(shè)計圖或類似一座大教堂的繁麗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類心靈海洋的任何百慕達(dá)，捕撈任何一迷蹤、裹脅了神秘、失落存在意義的白鯨。

問題是，回頭觀看當(dāng)時的我們，這批處于九○年代臺灣六○后的年輕小說家群，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動員了更精微的顯影術(shù)，更微物之神的靜室里的時光踟躕、更敏感的纖毛和觸須……卻都像是如此專注卻又無能為力地想探勘“我是誰”——那個大歷史圖卷已無法激起說故事熱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規(guī)管的醫(yī)學(xué)院實驗課的鴿子。那樣的自畫像，通常已是一張殘缺的臉。

這是我在時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間讀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書，或僅僅再復(fù)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非常恐懼那樣如極陷光焰將一切黯滅的黑暗般，全吞噬進一“遺書”（遺體）的詩語言的輝煌和表面上的驚駭與肅穆。事實上，從邱妙津開始，到黃國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鳥的殞滅，他們以自殺裹脅而去的巨大冰冷、空無之感，在事件剛發(fā)生如此貼近的我那一輩剛要跨過三十歲，將小說作為辨證世界、其命運交織、雜駁無限本質(zhì)的“方法論”（卡爾維諾所言），他們確實強迫我們將正活著（且其實才剛要進入創(chuàng)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時期）的時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須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著，繼續(xù)在時光的長河中觀察其實黃金誓盟之愛如何腐蝕；持續(xù)的衰老，進入一種社會網(wǎng)絡(luò)的男女關(guān)系、經(jīng)濟關(guān)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醫(yī)療體系的死生關(guān)系。那似乎取消了（作為一個小說家）你必須有足夠時間展輻以理解、觀看，才得以百感交集體會的“全景幻燈”：文明如何墮壞、人類存在處境有時可以流放在怎樣野蠻不幸之境；或如庫切的《屈辱》或納博可夫，那極限光焰，光黯滅前必須去交換的，時光爛葉堆中，你屈辱活著的時光。

也許，這樣的一本遺書，它或如顧城（《英兒》），或是三島，是某個輝煌心智激情，如一座以將之存有消滅為交換，使之強光爆閃（我們腦額葉中永遠(yuǎn)的印記？）的“宇宙精神之預(yù)言”（譬如火燒金閣）那樣永遠(yuǎn)放逐時光之外的壇城?

時隔近二十年，我重讀《蒙馬特遺書》，還是每一小章皆無法卒讀，巨大悲傷充滿胸臆。我還是不斷為她那私密（但其實是作為一“預(yù)知死亡記事”的，如太宰治《人間失格》，如齊克果《誘惑者日記》，有一想象性“小說讀者”如你我的“遺書”——它不是一嚴(yán)格要求燒毀，而是在一死之換日線的默許下將被出版的創(chuàng)作）的冥想、“命運之奧秘”、關(guān)于“靈魂”、關(guān)于“被愛欲”、關(guān)于“玷污”、關(guān)于“背叛”……我仍舊在掩卷之余，心緒翻涌，腦海和虛空中的，似乎永恒停在二十六歲的這位作者，進行一種死神筆記本式、誤解小辭典式、赫拉克利特河床式的喃喃自語辯證……

《蒙馬特遺書》確實像一枚被這位有著靈魂核子當(dāng)量的女同作家封印如Inception（盜夢空間）或《源代碼》這兩部借用量子宇宙（或波赫士擅長的《環(huán)墟》或《歧路花園》）那樣一顆“微型黑洞炸彈”（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發(fā)明）：你一開啟它，無論你處在怎樣的真實語境里（一九九六年的臺北，或二〇一二年的北京，或你是不是拉子？或你置身在跟書中世界何其遙遠(yuǎn)的共和國話語、微博話語），它都能逼使你原本立身其中的這無比真實的世界，被她的黃金純粹的這樣“愛”的高貴絕望銘刻字句（或朝向這種高貴天空之城、踮起腳尖、撲打翅翼、渴欲升空的姿勢），將你的真實時間液化、整片萎白死灰，成為丑癟皮囊，成為颶風(fēng)中整條街皆粉碎的馬康多鎮(zhèn)。那似乎像一不斷重返“死亡之前最后時刻”的回路。你不斷重新鑒視、查看那死亡密室的“箱里的造景”，“到底怎么回事？”壞毀的臉是在怎樣的“愛的強大描述之光照”下，一筆一筆刷上陰影？那將使我們合上書后，恐懼、哆嗦、心臟宛如宇宙瞬爆，哀憫、凈化，甚至羞愧。不是為多年前她早已發(fā)生的這個“自殺——遺書”的殞滅與存有的白銀壇城，而是為我們沒有對抗虛無、對抗媚俗，不愿意在屈辱和剝奪后相信自己是不該被羞辱和剝奪的，在渾渾噩噩的時光泥河中這樣繼續(xù)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