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老話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次對罵公案，稱之為“海派”與“京派”之爭，對罵的內(nèi)容最初僅限于作家的寫作風格，后來延續(xù)到對京滬兩地文人行為和氣質(zhì)的評價。如論爭的發(fā)難者沈從文就在《論“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jié)合，并用尖刻的語氣大損“海派”是一幫新斯文人，說他們冒充風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一間。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么文藝會，招納弟子，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曹聚仁比較京、海兩派則說：“京派不妨說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說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則如摩登女郎。”（曹聚仁：《談海派與京派的文章》）

又有一個評價說：“海派有江湖氣、流氓氣、娼妓氣；京派則有遺老氣、紳士氣、古物商人氣。”（姚雪垠：《京派與魔道》）矛頭直指京派首魁知堂老人周作人。周作人則直接回應(yīng)說“上海氣”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格”，當然還是大先生的話最終成了定論，說是“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魯迅：《“京派”與“海派”》）不過，這些議論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兩個城市里比較，其實，京派海派之爭的背后隱秘著的南北文化的差異和相互滲透才是更有意思的話題。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起于何時，大致我們可以推測源起于宋代，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輕武，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quán)，奪了軍人帶兵的念想后，文人領(lǐng)軍成了習慣，連皇帝都受傳染，自己也紛紛變成了高級文化人。至今你不得不驚訝于宋徽宗那筆瘦金體式的書法造詣和他的藝術(shù)品鑒力，但崇尚柔美華麗的藝術(shù)代價卻使宋軍柔若無骨，不堪一擊。

有一位華裔美國史學(xué)家形容宋代作為一個帝國氣質(zhì)就像一個內(nèi)斂封閉的人，面對北方金人的猙獰強霸，像個害羞柔媚的女子，根本沒辦法和粗野彪悍的胡人叫板打仗。仔細想，這“害羞論”還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氣質(zhì)儒雅，皇帝脾氣也好得不行，不但傳言某個北宋皇帝和某個丞相勾肩搭背，不成體統(tǒng)，搞得這位丞相爺大言不慚地說要和皇帝“共治天下”，甚至有些皇帝姿態(tài)謙卑低下到請一些底層布衣文人到宮中做客，在殿上聽其娓娓清談，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說要“格君心”，意思是要做皇帝的思想輔導(dǎo)員。只不過當時文人再得勢，也抵不過宋朝軍力的衰弱。一種奇怪的心理補償論才會流行起來。這種心理補償?shù)墓终撽幇档叵胂蠛藳]有文化，只會在馬背上打仗撒野，就是占據(jù)大量地盤，還是會像土匪闖進雅士家中打劫，外表蠻橫心理都覺矮了三分。這論調(diào)故意嚴格區(qū)分漢族和北方民族的血統(tǒng)，好像他們一直就互不沾染，這樣才能顯示自身的高貴。

比較一下唐代的情形就知道，唐太宗李世民自小混跡于胡人堆中，從沒有故意劃清自己和胡人的界線，以至于后人難以懷疑他是否屬正經(jīng)的漢人血統(tǒng)，正因太宗熟悉草原文化，才能嫻熟地控馭草原族群。手下的文人士子也不會苦守一座科舉的獨木橋，或以“儒術(shù)”為唯一職業(yè)，而是嫻熟弓馬之術(shù)，照樣出路光明。可見，心理補償論在大宋才盛行，乃是在于宋人兵弱文豪，只有文人說了算，武人靠邊站，雖然在軍事較量上比拼蠻力是北強南弱，卻禁不住南方文人主導(dǎo)話語權(quán)，帝國氣質(zhì)雖像個含羞的大姑娘，南人的優(yōu)越感卻絲毫不輸給北人。“心理補償論”特別容易在朝代更迭的時候頻頻發(fā)作，比如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軍事形勢被徹底逆轉(zhuǎn)，漢族王朝在對北方少數(shù)族群的征戰(zhàn)中從未占得過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變色，南方文人徹底屈從在了北方蠻夷手下討生活，用“文化優(yōu)越”的心理去補償國土喪失之痛就變成了一個時髦的選擇。清初殘留下來明朝遺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論”，“命定論”是清初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統(tǒng)一天下的都是自北而南，順勢而下，地氣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如果天下動亂卻是多由南向北，因為南方地氣柔弱，北方風氣驃勁。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別喜歡這種“地氣論”，他說，金陵即南京雖憑借長江天險，卻因地脈單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權(quán)總是處于偏安狀態(tài)，成不了大事，他暗諷的當然是南宋和南明這類建立于江南的小朝廷。這與南方文人的想法顯然南轅北轍。

雍正皇帝對南北相互輕視的爭論不以為然，他說江浙之人把山陜?nèi)丝醋饔薮来忠埃疥內(nèi)擞殖芭闳巳崦蚁駤D人女子，這樣相互譏刺報復(fù)無休無止下去，對雙方都沒什么好處。他認為“山陜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陜之武”，才能文武并濟，各效所長，這是一種帝王治天下的眼光，總希望“智者盡其謀，尊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

宋人心理補償論引發(fā)的南人優(yōu)越感一直波及到了近代，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革命黨人還是用的宋人那一套來做革命燃燒的助推劑。革命黨人劉師培就用過典型的宋人語言描述南北分立的歷史態(tài)勢，如說“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異族統(tǒng)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勢力，自然文氣沒法和南方相比，這太像宋人的語氣。又如以下這段：“及五胡構(gòu)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guān)中淪為左衽，積時即久，民習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意思是說中原原來是文明的核心，讓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紛紛南遷，造成南方文化遠勝于北方的局面。

這種“南勝于北”的思維甚至根深蒂固到，即使表面上譏諷南人的奢靡小家子氣，也遠勝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劉師培比較南北文人的差異說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以為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雕琢以為奇麗，故華而不實”。這種對北人的貶詞好像帶著些許醋意。對南人文辭雕琢的批評也似乎顯得有些言不由衷。

到了近代，革命黨人想打出反滿的旗幟，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維一路走下來，否則革命就缺了合法性。比如朱謙之就強調(diào)廣東地理位置的重要，因為它是“科學(xué)”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廣東在人們的印象里總是與未開化的南蠻之地勾連在一起，經(jīng)朱謙之一點撥，不但過去的南蠻之地燦爛成為近代科學(xué)文明的現(xiàn)代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蠻夷滿人統(tǒng)治的發(fā)軔之地，真可謂是宋人自戀的近代極致版。

為南人說話的人既然占據(jù)大多數(shù)，敢為北人說話者不是沒有，但并不多見，不過也偶有例外，如今年是清帝遜位一百周年，還真出現(xiàn)寥寥幾聲異端的鳴響，與去年的辛亥革命熱唱了點反調(diào)。有人說，革命黨單靠潛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會黨鬧起事來。有點像當年反清復(fù)明的天地會，要不是北人袁世凱逼使?jié)M人孤兒寡母光榮退位，光靠幾個會黨還真難掀起大浪。袁氏雖心狠手辣，卻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禪讓的大統(tǒng)。這番明明是與南人搶風頭的話一出爐，自然是議論紛紛難獲茍同，卻畢竟為早已被宋人搞歪的南北平衡論制造出一點異樣的動靜。

對北人的歧視時時會透露在近世文人的筆端，骨子里變不了。如周作人序《陶庵夢憶》，就故意先挑明自己不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響，好像特別對于明朝有什么情分，可下一句又緊接著說：“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條辮發(fā)拖在背后會有什么風雅，正如纏足的女人我不相信會是美人。”可知堂老人這回偏偏搞錯了。因為清宮里的美人都是不纏足的，漢人中的那些雅士倒是總愛拿著女人的纏足小腳把玩不停，比如辜鴻銘。只是無意中知堂老人倒是為南人的蛻變說了句有見識的話。他說明朝人即使別無足取，他們的狂至少是值得佩服的，可紹興的風水一變，“南人”幾乎都做了師爺與錢店官兩種，專以苛細精干見長。豪放的氣象全沒影子了。即使不是明朝的敗家子，也做了鄉(xiāng)下的土財主，沒有了那種走遍天下找尋《水滸傳》的氣魄。水泊梁山恰是北方豪人的領(lǐng)地，知堂老人在南北之爭中無意為“北人”加了一分。

實際上即使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寫作風格也交融互滲得很厲害。就如京派領(lǐng)軍人物沈從文也是從湘西土匪窩子里爬出來的異類文人，渾身帶著南蠻的粗鄙之氣闖到京城，哪里有什么帝都遺老的氣質(zhì)，沈從文一直自稱是城里的“鄉(xiāng)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潤，有南國的媚氣。他會說寫字如同造一座希臘小廟，“精致、結(jié)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這種相當小資的語氣中哪里還蕩漾著湘匪的蠻橫？也看不出和帝都紳士有什么瓜葛。

可見，“南人”和“北人”的區(qū)隔在近代已經(jīng)被虛化了，雖然有宋人嘮叨的陰影在，畢竟隨著時代的進展?jié)u漸抹平了心理的糾葛。